■ 郑健壮 黄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且提出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论断。二十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指明了前进方向。
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因此，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始终贯彻执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和挑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和理论创造力，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相结合，回答了如何既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又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特殊安全问题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必须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必须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必须坚持以军事、科技和社会等安全为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念是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国家安全”是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篇章，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次凝练与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是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通过加强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历史变局中的惊涛骇浪，国家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绩，推动新时代国家安全观念的历史性变革。总体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到2035年，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社会保持长期稳定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人民满意、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安全，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维护经济安全，关键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不断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各种冲击与威胁的能力，重点是要防控好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保护国家根本利益不受伤害。《国家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度机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维护经济安全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交织的时代需求。冷战结束以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日益提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各国确立自身优势的主战场，经济领域的冲突、摩擦、危机、制裁频频发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强国之间的博弈场。近几年，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经济衰退周期，他们的全球战略开始转为收缩，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以及俄乌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各国严格的人员流动限制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西方政府开始积极引导技术、资金回流，跨国企业、国际资本也纷纷撤回母国，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供应链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受到重挫，不同程度地从外部打击了各国经济。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进入到局部对抗的“逆全球化”时代，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安全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其重要性不断提升。
筑牢经济安全的底线、维护经济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造就了国际市场中不同企业间的两极分化。先发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新殖民体系，在国际市场上攫取了大量的利润，在经营管理、技术工艺、人才选取上都形成了垄断优势，导致后发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极大的劣势。许多非洲国家沦为原料出口国、污染输入国，并导致本国经济崩溃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时，先发国家和跨国公司往往依靠其在产业链上的高端地位，通过制定大量的规则、标准、国际法律来保障其垄断利润，进一步压榨和盘剥后发国家的企业，使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更为可怕的是，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优胜劣汰”一定会伴随着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游走，从而席卷起更大的金融风暴，摧毁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果实。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泰国、印尼等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和持续的社会动荡。在世界粮食体系中，美国的三大粮商控制了从种子到化肥、农药，乃至粮食贸易的全产业链，并把控着全球90%的粮食贸易，通过操纵粮价和毁坏本土生物多样性，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等国先后爆发过大规模的粮食危机，酿成了人道主义悲剧，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内乱不断。因此，经济安全，尤其是粮食、数据、能源、供应链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安全已成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事关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国有企业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支柱。国有企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支柱。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发挥着其他类型企业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和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石。首先，特殊时期，国有企业具有国民经济“稳压器”的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甫一向好，各地国有企业便带头复工复产，向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外资企业传达积极的市场信号，最大程度地给予市场复工复产的信心，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其次，特殊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各种洋货猛烈冲击国货。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最后，特殊领域，国有企业成为筑牢经济安全底线的“生力军”。国有企业是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在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冶金、有色、建材等重要产业中，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牢牢控制了市场的主体；上海、东方、哈尔滨三大发电设备集团，提供国内电站设备的70%。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具有企稳上下游产业链，强化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特征，以及提振民族自信心的作用，是维护中国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与安全水平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对保障我国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指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复杂的环境中，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和在风险中自我恢复的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全球化的副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深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关系也随之日趋复杂，并在全球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相互依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或者不畅都会影响供应链的韧性及安全。
以往的供应链韧性及安全主要受到恐怖袭击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重新定义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防止国际犯罪和恐怖袭击成了核心问题，政府和企业也开始关注产业链和供应链受恐怖行动等突发事件打击的承受能力。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使得供应链安全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从原本重点关注供应链脆弱性和弹性，上升到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性、完整性。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不断强化的区域主义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供应链联盟”，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时期，极大地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沉重打击，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展露出“逆全球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生态中，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会对整体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给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进而波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我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和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方面有独特优势，利用和扩大这种优势将是我国新时代维护经济安全，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
保证重点产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是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百年难遇之大变局的面前，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重点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就成为维护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
其一，从我国是否拥有该产业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已有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的产业，以及面临较大“断链”风险的新兴产业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产业。通常来说，一国的产业链越完整，链条上的企业就越能融合在一起，生产的同步性也越强，对抗外来冲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也越能联合在一起结成一体提升韧性。目前我国在轻工家电、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产业链供应链保障能力相对较强。在量子通信、5G通信设备、电力装备、高铁、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也具有先发优势，能够基本形成自主完整的供应链条。但在基础材料、核心元器件、关键设备、工业软件等方面存在发展短板，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相对较高，对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其二，从产业国产自主化程度来看，涉及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的产业与重点资源禀赋型产业都是重点产业。我国自行研发和掌控的特高压、高铁、超高桥梁、码头设备等大型机械设备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筹码。但在超高精度机床、顶尖精密仪器，乃至光刻机等科技领域还与世界强国有着较大差距。此外，在油气等大宗商品上，我国仍有较强的对外依赖，对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形成了较大影响。
其三，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修复能力上来看，一个具有强适应能力的产业链对国际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的汽车产业依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政策工具多等特点，有着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一方面来源于我国从建国以来累积的汽车工业技术、人才与空间布局，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不断更替，层出不穷的“链主型”企业的带动作用。这些大型的汽车制造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作为产业链组织结构的核心，利用自身在资金、人才和规模上的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并重构生产网络，助推中小企业复苏，带动整个产业链修复。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需要国家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撑。首先，政府在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安全倡议非常重要。2022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撒马尔罕峰会时提出，热衷于搞“小圈子”，会把世界推向分裂和对抗，我们要摒弃零和博弈和集团政治。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获得相关国家领导人积极支持和相应。本次会议对于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等具有重大深刻的意义。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通过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通过惩罚或增加义务来规范企业、供应商甚至是个人行为，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最后，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关注重点产业产业链全流程运行，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整体协调，以避免产业链供应链上产生异常波动。通过对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的积极引导，稳定国内市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国企在安全发展领域
加快补齐短板
提升国有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经济安全的主要着力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也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提升国有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必须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首先应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打通企业内部晋升通道，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潜力大的人员应实行“一人一议”的政策，予以人才宽松的发展环境，统筹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其次，国有企业也应认识到，自主创新依赖于好的制度环境，因此，必须大力度完善企业创新的考核制度，健全企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此外，还应加强企业创新的文化建设，形成崇尚创新的企业价值观，从多方面深刻认识到提升国企自主创新能力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打好制度与政策的“组合拳”。
加快构建以国有企业为龙头的“链长”制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路径。构建“链长”制，能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双链融合，进一步确保产供稳定。担任“链长”的企业必须是一个较为强大的企业，能够作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核心，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更好的协调与监督，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服务水平、资源利用、信息共享、内部整合、质量管理、学习能力和可持续性等多方面能力，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2022年开始，国资委深入实施现代产业链“链长”行动计划，在加快第一批“链长”企业落地的同时，启动第二批重点产业链“链长”企业遴选。同时，还将聚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培育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企“链长”制的工作重心，在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加快补齐产业链关键领域、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的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维护好产业链稳定安全。
引导国有企业补齐重点产业的“短板”，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经济安全的时代任务。西方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手握异常充沛的国际资本和丰富的操纵国际市场的经验。在这方面，我国因为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充分，对抵御外来经济风险的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面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市场竞争时，如果没有实力强大的国企参与，相关企业很难从国际资本大鳄的围猎下幸存。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国有企业必须在重点领域形成产能备份，分行业分阶段推进重点产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与多元化，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处于高端芯片、精密机床、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国有企业，则必须下大力气加快补齐短板，重点解决先进工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卡脖子”难题。而对处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新材料等已具备优势领域的企业，则要通过加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技术提升工程，加强和巩固已有的领先地位。此外，国有企业还应利用其“链长”地位，加快推广数字技术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能力，推动上下游企业降低供应成本、提升供应链反应速度、提升市场预测准确度，确保所在产业的发展始终保持安全稳健。
（作者分别为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教授，中国国资国企研究院研究员；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中国国资国企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