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亭/文
“上接天线”指的是再次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近三万字，有八处提及“共同富裕”。其中，在历来共同富裕论述内容上作出创新阐述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核心观点。过去，我曾对共同富裕作了“两层意思”的解读：第一层是怎么样“发展致富、做大蛋糕”；另一层是如何来“分享共富、分好蛋糕”。在发展致富这个层次，要继续擦亮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已形成的“四张金名片”，一是民营经济，二是生态经济，三是数字经济，四是人文经济。
这四张金名片，前三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曾提到过。在我撰文发表时，只写了习近平总书记如何着力培育打造前三张金名片，没有提及体现“两个健康”和“精神富有”的“人文经济”。这篇文章已于今年四月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创刊号上公开发表。
人文经济是指我们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人们参与创新、创业和创富的活动，而人有思想、有意识，且有价值观偏好与追求，因此不能仅从总量的增长、财富的积累即“物本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经济，还要从价值观和灵魂即“人本主义”的角度来把握经济。当前，“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发展人文经济最大偏好与追求的落脚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共同富裕”曾两次提及“本质要求”，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者高度同一。这些对“共同富裕”的定位与意义作了强调。
第二点，重申并扩展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共同富裕提出的目标要求。我曾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归纳为“2+5×8”的算术加法式。“2”，指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目标与要求。其中，“目标”是指到2035年全国基本现代化实现之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浙江作为全国唯一的高发共富示范区，《实施方案》中有50多项具体指标，要做好先行先试先探路的示范作用。“要求”是指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在“重申”的同时做了诸多细化补充。譬如，共同富裕添加了“人的全面发展”，并用一个顿号与共富加以并列，“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句是新提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等皆是具体展开内容。相较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目标要求，报告内容更丰满、更翔实。
第三点，整个报告第九部分的标题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着眼于实现共富的终极目标而展开的。具体有四条：一是完善分配，二是就业优先，三是健全社保，四是推进健康。我在学习中比较关注“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收入分配是分配制度之一，广义上的分配制度还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这三方面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我们不但要看到原来制度的不尽之处，还要完善健全，实现法制的“制”，即“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践行法治的“治”、治理的“治”，同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兜底”基础性制度一旦制定，就必须说到做到、取信于民。并且，兜底保障必须公平地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国家的底线保障是雪中送炭，发展市场经济调动主体内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锦上添花。要适当地将两者分开，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不能简单化地“眉毛胡子一把抓”。
关于“下接地气”，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点，共同富裕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是也要防止滑入空想主义的陷阱。我非常认同要保持共富举措可持续性，必须要真正解决问题，像一家百年老店那样长久经营。二十大报告讲得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凡是有情怀的人，就会产生对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追求。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在《礼记·大同篇》里描摹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还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讲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同时针对“矜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提出“皆有所养”的愿望，这可以视作完善兜底的社会保障。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起义和革命史。他们高擎的大旗上飘扬着三个字，“均贫富”。
近代以来的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为代表的有钱人，他们在自己的农场和工厂里进行“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试验。尽管他们的好心是真诚的，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但恩格斯还是把他们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触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那时候，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想所做的大事，都是奔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去的。我提过一个说法叫“程咬金的三板斧”。第一板斧是土地改革，这是解决最穷的农民的富裕问题。第二板斧是“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土地赤贫问题，带领城市工人和贫民走向富裕。第三板斧就是1958年开始的“三面红旗”。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都很成功，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并且打赢了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比较顺当。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要搞“大包干”，退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此有人说农村改革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国家实行的是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体制，直将生产直接承包给农民家庭，以此充分调动千家万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集体经济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仍存在，一些需要通过共有机制来解决的问题，可以靠村集体组织来行使权力，而不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
一旦理论脱离了实际，发展超越了阶段，就会掉入空想主义陷阱。我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出现的曲折，包括后面演化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个空想主义”。如今，当再次强调共同富裕，就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不要再重蹈空想主义的覆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就是“三农”。绍兴市柯桥区共富的短板是南部山区，山区里的“三农”。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第一位。山区和乡村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浙江时，在首次提出“两山理念”时明确加以肯定的。他的原话是：“如果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都是生态经济的几种具体业态。生态农业是主业。生态旅游业可以扩展成生态旅居业，加上民俗、休闲、度假、康养等内容。生态工业要符合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尽量与“大进大出、大吞大吐”的规模制造业有所区别，聚焦如何更好地将当地资源转化发展成为生态加工业。目前，人类社会已然进入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将会有大发展。数字经济当中的知识创造、内容生产等内容完全可以放在“好山好水好空气，好吃好喝好生活”的山区和乡村。
绍兴市柯桥区的农村，早已成为长三角弥漫型、高水平城市化地区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这里也是大都市连绵带的扩展空间。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城乡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空间，发展和城市中心区互为依托的生态经济大有可为。山区和乡村，成为城里人的第二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今后，要顺着大趋势和格局去发展山区和乡村的生态经济，扎实推进城乡和谐共生、共同富裕。
第三点，要搞好集体经济，改善乡村治理。“三农”的共同富裕，要在发挥农民、农户内生积极性的同时，格外强调党建统领下的村集体合作经济和基层村组自治的作用。正确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加强和改善基层治理，归根结底要按照合作经济、共有经济的本质来运作。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出群众信得过的当家人。这些人需要按照“党规党纪”、自治条例和村民公约，受托管好“众人之事”。村干部毫无疑问要听党的话，但也一定要和为当地村民谋利益、办实事。
在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无法实现“基本拉齐”的时候，集体经济怎么去“拾遗补缺”，尽可能实现广覆盖、能兜底，让村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农村共富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在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在解决农民共同富裕的共性问题上，怎样能让村支部和村集体多发挥积极作用，亟需我们探索一条新路。
（作者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杭商传媒特聘专家。本文根据作者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共同富裕顾问团第一次工作例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