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锦 汪建坤 汪鲁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内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讲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的起点，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报告针对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新的重大要求。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
国有企业，在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国有企业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好构建双循环的主力军。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的需要
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作出的关系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需要。2018年中美出现贸易摩擦之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剧了欧美逆全球化、科技封锁趋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以强大国内市场对冲和化解外部冲击与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具有现实紧迫性。部分国家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试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打击我国供应链、创新链。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围绕贸易和技术问题的持续双边摩擦、地缘冲突等问题不会短期内消除，这也给全球经济的持久复苏和中长期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要想应对外部环境不断增加的挑战，需要依靠持续扩大的内需以及更多的本土创新。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大国经济的必然选择。世界经济强国出于经济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考虑，多数国家采取以依托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如美国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高端化和国际贸易的优势，不断发掘国内市场潜力，使美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之一。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实现了以先进制造业为依托和国内市场需求为主要依托的循环。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提高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需要强大的供给。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和重构的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和重构，产业发展呈现本土化、区域化、扁平化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如今，生产网络所处的世界经济经常出现混乱，导致产业链的安全性降低。据预计，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极端天气，当然还有流行病的影响，多个行业每3.7年就会发生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供应链中断，企业在未来十年因供应链中断而造成的预期亏损将相当于一年利润的40%以上。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选择。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内循环不仅是扩大内需，也是国有企业提高自身质量的需要。中国工程院对国内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进行评估后发现，虽然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左右安全可控，但是仍有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很大。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尤其是高端芯片（通信装备产业）、光刻机（集成电路产业）、燃气轮机热部件（电力装备产业）、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设计和仿真软件（飞机、汽车等产业）等产业和领域的问题，压力很大。当前我国企业经营效率大幅落后于先进国家，以2020年入榜《财富》世界500 强企业人均利润看，美国企业人均利润4.9万美元，我国企业只有2万美元，我国平均每名员工创造的利润相当于美国的46.5%。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经营的效率和效益，通过自身表率作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高水平开放的需要。国内大循环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它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势力此消彼长，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看，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在欧美越是收紧全球化之时，我们越要扩大开放，由此既能占据全球经济发展的“道德高地”，又能延伸中国对外合作空间，进一步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近期，中国正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和落地，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可靠性的需要。目前，确保国内循环畅通还有明显短板和弱项，主要是产业基础能力较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存在“断链”风险，原始创新能力较弱，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等。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脱钩”、“断链”风险加剧，这些短板会更显其短、弱项会更显脆弱。需要树立底线意识、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经济建设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二、国有企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农业利润向工业转移、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实现快速工业化，并通过国家计划安排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基本上形成了经济国内循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形成了外循环为主的内外循环良性互动。现在，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场历史的大循环，是更高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国有企业占据产业链条的上游和基础环节，在很大程度上肩负着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的历史重任。
第一，国有企业在现代产业链链长的链条提升责任。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处于现代产业链龙头地位，是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支撑者、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和产业协同合作的组织者，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目前已形成的链长企业，在统筹产业链发展、补齐短板弱项、锻造长板优势、强化供需协同、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互利共赢产业生态方面成效显著。特别是应对疫情冲击，位于产业链上游的部分中央企业，通过提前统筹部署、优化调整负荷，充分保障下游企业原材料需求，以点带链、以链带面，带动下游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第二，国有企业从事科学创新、科研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尤其是基础性的重大科技研发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小企业难以负担，而国有企业往往资金和人才实力雄厚。而且，重大技术攻关要有指向性、长期性，需要在行政审批、借贷、人才引进、专利注册、政府数据获取、产学研对接等方面获得一定政策倾斜，国有企业恰在这些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中央企业有一支科研能力强、创新意识突出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较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
第三，国企改革释放企业动力，有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近十年来，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拓展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广阔空间。针对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资本整体功能和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在船舶、钢铁、能源、建筑、水运、装备制造等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国有企业往往掌握着关键生产要素，就土地和人力资本数量平均而言远超过民营企业，在石油、矿产、水资源等领域处于决定性地位。即使在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方面，国有企业占有量也明显占优。在内循环体系下，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为各类企业释放改革动力。
第四，国有企业在双循环新格局中有强大的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连续多年重组的推进，使得国有企业形成强大的实力，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化”重组新设中国中化，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双双突破万亿，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两船”重组组建中国船舶，2021年企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造船行业三大指标占全球总量均超过20%，均居全球第一。中国远洋海运成立后，集装箱运力跃居世界第三，实现综合船队、散货运输、油气运输、杂货特种运输、码头运营及船员管理六个世界第一。
第五，国有企业占据产业上游，有组合产业链优势。国有企业居于石油、矿产等上游产业，高铁、核电、航空等基础产业，电信、大数据等关键技术产业。因此，国有企业势必成为中国“补链、强链、延链”，提升产业链基础水平和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产业链提升可以直接推动全行业产业链水平。
第六，国有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主体。在进出口和引进外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以“走出去”方式深化对外合作，“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成为最靓丽的名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了大量交通、电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项目，并开展海外援助和救援，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第七，国有企业在承担重大政策方面具有制度优势。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和推动落实重大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各级政府实施产业、贸易和创新政策的抓手，尤其是在关键时期和关键领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中央石油石化企业加大国内石油勘探开发力度，保持了原油产量在年2亿吨的基础上稳定增长，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疫情发生以来，中央企业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传染病应急反应机制，在核酸检测、疫苗研发、药物器械研制生产等方面开展应急科研攻关，短时间内取得多项突破。在关键时刻，国有企业内循环的支撑作用明显。
第八，国有企业有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我国国有经济体系较完整，在我国国民经济全部行业20 个门类、96个行业大类中，国有经济涉及94个行业，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经营的业务涉及19个门类，90个行业大类。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国防军工、基础产业、民生产品等涉及国家经济运行安全，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领域承担起主要责任，还需要承担起反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任务。国有企业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承担历史使命任务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
三、国有企业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大循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如何挖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必须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一是激活需求潜力，提升供给能力，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巨大需求牵引力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注重数量上、又要注重质量上的消费需求，由大规模、高质量的消费需求牵引生产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我国供给侧低端、低效、错配等问题较为突出，要通过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扩大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由中高端、高效率、合理配置的供给创造需求。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自主创新维持企业较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着力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以强大有效的供给能力穿透循环堵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问题，归根到底成了技术问题。因此，国有企业要进一步以创新发展为引领，加快国企在基础产业和关键产业的改革发展，优先发展科技型产业。当下，最紧迫、最要紧的是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实际上是原始创新，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并推向市场，是“100-100万”的扩张。目前，我国在这三个环节都有短板：“0-1”阶段投入不足，“1-100”阶段产业转化效率不高，“100-100万”阶段的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
三是强化改革动力，为实现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加快我国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公平竞争规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大资源类国企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石油、煤炭等资源行业市场准入，中下游可以放开的产业链环节，积极引入民资、外资等战略投资者，通过放宽行业准入、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增强生产要素流转和使用效率，激发各类企业活力。电力行业要推动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要扩大电力现货交易试点，还要推动电网企业装备制造、设计、施工等竞争性业务改革实施方案的落实。铁路行业，深化铁路市场化改革，促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适度竞争。
四是提升国有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补链强链扩链。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既要防止低端产业链被过早切割，又要避免产业链在高端断裂。国企成为稳固产业链的基础，维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力量。要增强国企对其他行业和企业的联通作用。一方面是交通和基建类国企产业链水平，要加快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打造一个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另一方面是抓住与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机遇，包括各种研发设计、信息中介服务、仓储物流配送、跨境产品全球售后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围绕“三链”展开的服务贸易，这个量是很大的。再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创新发展带动促进中小企业新的创新，形成了我国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融合创新的新局面。国有企业要顺势而为，把我们国内的这些资源用足用好。
五是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中发挥“头雁效应”和集聚协同效应。针对美国脱钩打压和疫情中产业链暴露出的一些缺位、短板问题，要逐一梳理、精准施策，着力打通堵点、畅通痛点、补上断点。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中发挥“头雁效应”，深化开展上下游、企业间、企地间的合作，加强与民营、外资的合作，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加强战略设计能力建设，进一步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六是守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底线，在补链强链扩链上严防产能过剩等老问题重现。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起着重要作用，要坚持系统思维，更加重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前些年实施了“四万亿”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稳增长保就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加严重。进入新时期，要避免因追求一时的发展而影响长期的改革发展大局。同时力戒盲目扩张、高负债率的扩张。要认清自身的薄弱环节，解决好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积极调整融资结构，通过IPO上市、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增加股权融资、减少债权融资，确保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四、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循环中的质量和水平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国际循环也承担着重要角色，如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让国际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大循环，是必须重视的问题。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趋势明显，我国推进贸易和投资对外合作面临不少挑战。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中国开放的提速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失速。
一是继续扩大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强化我国国内市场形成的强大生产和消费能力，更好发挥其对全球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更好推动其向提升对外整合产业链供应链能力转换。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积极践行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电力、水利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是承载内外循环的大载体，在推进自由贸易和服务业全面开放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蕴涵着大量的商机，要把握住新机遇。国有企业要用足用活用好自贸试验区和服贸试验区政策，大胆探索抓好落实，努力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三是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施对外开放。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推动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并充分发挥其改革开放高地作用，以深层次改革促进高水平开放。可以采用欧美社会通行的BOT（建设－经营－移交）、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等合作模式，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的控制力，推动产业链跨国界向当地要素和消费市场延伸。
四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进一步稳定外部市场。尽管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仍然会按照一定规律运转。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当前，除了要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等优势合作项目以外，还要注重稳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把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衔接起来。
五是构建国际国内一体化的市场和资源机制，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培育一体化经营市场主体，引导支持企业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营销、渠道网络等能力，培育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充分交融、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流动，在国内包括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义。
六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重，健全产业链风险防范体系。高质量发展不仅直接表达了发展，还间接表达了安全，既要高质量发展，又要高水平安全。构建国家产业链安全防控体系，加强对外商投资并购、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全程防控和规范服务。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健全与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当前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且我国外汇储备由2013年3.8万亿美元降至2020年不足3.2万亿美元，加之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居民个人债务高企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亟需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特别要注重宏观杠杆率抬升、资金空转、房价波动等风险。当前，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内控体系，强化合规经营，全面梳理排查，防范重大风险，尽快补齐短板和弱项，有效增强竞争实力。
“双循环”战略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任务中必须承担起战略支撑的使命。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中要起压舱石作用，在我国产业提升中起支撑作用，在国家安全和民生的重要产品及产能储备上起保障作用。
(作者李锦为浙大城市学院教授、中国国资国企研究院副院长，汪建坤、汪鲁越为中国国资国企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