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商传媒智库专家 杨轶清/文
在日前发布的胡润富豪榜上，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首次成为中国大陆首富。对于本来就不在乎首富头衔，去年已经登顶亚洲富豪榜的钟睒睒来说，也许并不在意这个新身份。
浙商是中国首富名单上的常客，以福布斯和胡润年度榜单为例，马云、宗庆后、丁磊、陈天桥、钟睒睒，均曾问鼎年度第一名，其中马云四年，宗庆后三年，是全国首富最集中的省份。如果按照年份人次，浙江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在2020年中国大陆富豪榜上，前三名分别是钟睒睒、黄峥和马云。首次出现浙商包揽全国前三名的盛况。
鱼米之乡的浙江，何以成为首富的故乡?
▲基数庞大 底盘扎实
浙商是中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基于共同地域背景的跨区域投资经营群体。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在册各类市场主体已超830万户。按户籍人口计算，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为1660户，位居全国榜首，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类创业者“密度”之高，均为全国之最。
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个体户2086人，差不多每1.8万人中才有一位个体工商户。40年间，具有可比性的浙江省个体工商业从业者总数增加了3000倍，密度提高了2000多倍。浙江省民营经济主要指标，长期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或者榜首。
全国工商联1998年开始每年发布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民企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不含省外浙商创造的经济贡献。浙江省是统计上中国GNP/GDP比值最高的省份。
浙商早期被称为“小狗军团”和“蚂蚁雄兵”，数量庞大的创业者队伍奠定了浙商整体实力的基本盘。尽管富豪榜上多浙商，但浙江民营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小企业。一座塔只有基座宽阔厚实，塔尖才有可能高耸云霄。中小微企业数量多而且有活力，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持续造就大企业，这个结构说明了浙江市场主体结构的良好生态。
●钟睒睒
●马云
●宗庆后
▲草根出身扎根很深 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第一代浙商的前身绝大多数为农民。迄今最早的一次浙商群体官方调查，是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调查”。结果显示：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上规模私营企业主)不足5%，而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总数的84.8%，也就是说农民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四年以后同样口径的调查数据显示，浙商创业前职业构成没有显著变化。这两次调查充分显示了第一代浙商的“草根性”。“草根出身”的浙商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主的创业前职业形态差异较大，与全国其他地方同行相比，浙商的基础和起点更低：其时全国私营企业主创业前身份为农民的不到60%(含其他不明职业)，而浙商“前身”为农民的占80%以上。
哪怕头顶中国首富金冠的浙商，也大多数草根出身。马云和宗庆后相差20岁左右，但早年均踩过货运人力三轮车谋生。李书福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南存辉做过三年小鞋匠。而曾经拿起斧头刨子做木匠的，就有荣盛石化董事长李水荣、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卧龙集团董事长陈建成、红蜻蜓创始人钱金波、甘肃首富张国芳(原籍东阳)等一批大名鼎鼎的老板。而今天被视为创业偶像的钟睒睒，12岁就辍学，在老家诸暨做泥水匠，期间也做过木工，一干就是十年。
草根出身的早期苦难经历，使得浙商不仅具有吃苦耐劳的“四千精神”。也让他们更认同平民化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有感恩之心，意志更坚定。尤其第一代浙商，经常被比作小草，踩不死，烧不死。火烧了因为根还在，第二年春天又破土而出。浙商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是支撑他们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一直登顶财富之巅的重要保障。尤其在当下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意味着竞争优势。
▲特殊形态的浙商文化是驱动发展的精神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他强调：“浙商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浙商文化’。”浙商首先是浙江人，作为这个区域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群体，浙商精神应该能够体现浙江精神的特质。尤其第一代浙商尽管草根出身，但不能说他们“没有文化”。相反，浙商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是驱动他们成长壮大的精神内核。
浙商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不搞噱头，教条化的东西比较少。低调稳健与敢作敢为并行不悖。“敢为天下先”是浙商的特质之一，敢作敢为敢冒险，同时善于突破善于创新。但浙商的行为方式，却堪称中庸稳健，较少极端行为。
浙商的政商关系也积极稳健。态度谨慎，不过激，少抱怨，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江民企的党建、社会责任、光彩事业、两个健康、亲清关系等都是全国的典型。
从改革开放前一无所有，到异军突起走遍天下，经历了这一从无到有过程的浙商，对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怀有敬畏和感恩之心。他们对政策的变化很敏感，对商机的嗅觉也很灵敏。可以说，浙商是领会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最认真的，也是把政策用得最好的，因此也是分享改革红利最大的群体之一。
●丁磊
●南存辉
●黄峥
●王文鉴
▲适宜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经济生态
在全国工商联组织完成的《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中，浙江首次超过北京，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政务环境居全国第一。
在国家信息中心编制完成的《2019中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研究白皮书》中浙江省表现突出，百强榜上浙江占据24席，占总数的1/4，为营商环境最佳百强县最多的省。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民营企业评价方面，还是在营商环境百强县上，浙江均居全国前列，居于全国数一数二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能够在多数时期领跑全国，重要的基础条件是浙江省拥有一个有利于创业活力竞相迸发的营商环境，也就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系统。浙商群体和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共同营造了这个特别适合创业和企业家成长的中观环境。
▲高低兼容的产业结构“穿新鞋走新路”
低端初级的产业浙商可以做得很好，科技前沿的产业浙商也同样做得出色。这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特点，也是务实浙商的理性选择。
他们往往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而不是盲目追求新潮，从最初的作坊式经营，到小企业、上规模企业，再到上市或国际化，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创业超过50年的万向为例，从1969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始起步，经历了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直至成长为外籍员工数万人的大型民营跨国公司。
今年以来，做豆腐的祖名，做筷子的双枪，做丝绸的万事利，先后成功上市。这是浙商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穿新鞋走新路”的例证。
▲积极拥抱资本市场 放大资产乘数效应
大多数的所谓富豪榜，评价的主要依据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所以是否股票上市，成了企业家在富豪榜上位置高低的主要依据。
农夫山泉曾经给外界留下“不想上市”的印象。大约从2000年传出上市消息，到接受27次上市辅导仍终止上市。农夫山泉一度放弃了冲击资本市场的想法。
应该说，跟之前的农夫山泉一样，浙江符合上市条件却不愿上市的优质企业还是有一些。但随着去年“钟睒睒效应”的刺激，以及上市政策的调整鼓励，这一类企业会逐渐减少。
截至2020年11月末，浙江全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641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507家居全国第二，主板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一。而省政府确定的新“凤凰行动”的目标是，到2025年末，浙江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要达到1000家，意味着国内外资本市场上会看到更多的浙商面孔。
除了功成名就的富豪榜，评价新经济初创业的独角兽榜单，浙江企业也不少，2018年杭州市独角兽数量居全国第二。而2016年的“福布斯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前三名均为浙商小伙伴。可以预期，未来的富豪榜浙商仍然不会少。
但是富豪榜多寡并不是让我们自豪的最大理由。位于宁波余姚的舜宇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光电厂商。去年营收超过500亿，市值突破2500亿，一跃成为浙江省龙头企业之一，公司的发展后劲和员工状态也充满活力。舜宇的快速稳健发展，得益于创始人王文鉴财散人聚的理念和实践。但王文鉴本人在各类富豪榜上踪影全无。
1994年，舜宇实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当时民营企业的惯例，创始人可占股30%—50%。但秉持“防止家族化”和“共创共享”理念的王文鉴，不愿意独占大股，他按照工龄长短、职务高低、贡献大小，把公司股份分给包括食堂厨师、保洁员工在内的350多名员工，给自己仅留下6.8%的股份。舜宇集团此后又进行了3次大规模股权激励，几次稀释后，王文鉴的个人持股一步步减少到3.54%，让2600多名员工拥有了舜宇股份。目前，只要持有不到0.05%的股权，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
尽管营收和市值巨大，但王文鉴上不了富豪榜。一个公司出现数千位亿万富翁的景象，就好比百花齐放与一花独放，是更动人的风景。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浙商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