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方心芳来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交通工具据说是一头小毛驴。这是方心芳和酒的第一次接触，也是中国白酒在微生物领域的第一次“实地探索”。迎接他的，是汾酒的大掌柜杨得龄。
27岁的方心芳与74岁的杨得龄，用半个多月，分析化验掌握了汾酒酿造的几百个研究数据，对汾酒的酿造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这就是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
两人也因此成了忘年交。
不久后，方心芳完成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这是我国制曲酿造酒第一部实用性科学论文，对汾酒生产的科学化、规范化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黄海社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吸纳和培养。1935年，方心芳被推荐报考由部分退还庚子赔款资助的出国深造。考取后，黄海社规定他的任务是学习外国酿造科学，为我国高粱酒研究服务。
8月，方心芳从天津出发。经过近一个月远洋海轮海上颠簸，从法国马赛登岸，9月中旬到达比利时鲁汶大学农学院酿造学院。
两年留学生活充实而忙碌。1937年7月8日，方心芳照例在上班前到食堂用早餐。一位丹麦朋友拿着当天的报纸告诉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方心芳为危难中的祖国心急如焚，毅然中断了即将取得成果的实验，匆匆打点行装乘船回国。
由于抗战爆发，黄海社随久大、永利西迁。
在战时的重庆, 汽车能源主要靠酒精, 方心芳成功地用人尿代替硫酸铵, 使糖蜜生产工业酒精技术得以在大后方推广, 为全民抗战作出贡献。
1939年，方心芳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创办了《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发酵微生物学学术期刊。
黄海社研究菌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既有技术、开阔新式实业。为此，研究人员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苏等地酒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其对酒精发酵和乳酸发酵的研究成果，为全国众多相关工业采用。
方心芳还爱菌如命，在抗战时期保存了黄海社的所有菌种。
正是这份热忱，让他在时代的浪潮里始终不偏不倚、坚定方向，成为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并在酒行业享有崇高的声誉。
1945年10月4日，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间接到消息：范旭东先生在沙坪坝南园寓所逝世。
高层随即亲往南园吊唁，并送去挽联，称其“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回顾范旭东的一生，第一包国产精盐、中国第一座制碱厂、第一批国产硫酸铵，都是他的作品，称得上化工科学研究的先驱。
在开办实业的过程中，范旭东还发现和培育了一批方心芳式的科研人才。
范旭东逝世之后，接过重任的是化学家侯德榜。
侯此前曾去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建碱厂，获得11万美金的设计费。接管永利后，他从中拨出8万元，买下生物化学家吴宪在北京的“豪宅”，成立黄海社北京分社。
1950年5月，黄海社由四川迁址到北京，并成立发酵与菌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研究、化工研究五室，已经具备一个现代化的科研机构样貌。
但黄海社很快迎来变动和调整。1951年12月，黄海社被划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中科院的工业化学研究所;1952年10月，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筹备处第三部”。至此，黄海社董事会宣布解散。
其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后被吸纳进中科院菌种保藏委员会，又随后者并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方心芳先生也几经迁徙，毕生从事微生物领域的科研事业。
今天，坐落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解放路与东大街交汇处的天津碱厂，完整保留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遗址，并将其用作厂史馆。
那是一座英式二层楼房，砖混结构，灰色。屋顶为尖顶四面坡式样，首层正门前有门廊，门廊顶子一周饰有围栏，形同露台。
曾经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已经不复存在。但正如这栋建筑屹立不倒，其所带来的影响，至今能在包括酒业在内的诸多领域找到痕迹。
今天，在江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与酿酒科技密切相关的高校，产、学、研相结合都是一条核心思路。这是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留下的经验。
酿酒作为生物化学产物的科研之路也发端于此。
关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范旭东曾说：“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以研究一事尤为最先之要务也。”
黄海社的发展来路，也用现实印证着这种思想。
在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黄海社又倡导一种反功利主义的科研精神。
在《黄海廿周年纪念词》中，范旭东说：“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感，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这让人联系到天津的某种城市气质。它与老北京有些相似之处，概括来说，便是少了一些实用主义色彩。
今天的天津，是一个人口超1500万的直辖市，但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膨胀的商业氛围，而是欢快语调、豁达性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天津是曲艺之乡，除了带领相声“出圈”的郭德纲，师胜杰、杨志刚、陈树桐等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都是天津人。观众所熟悉的赵丽蓉、冯巩等喜剧演员，同样来自天津。再加上天津话自带喜剧效果，加深了天津人“乐天派”的形象。
在天津街头，各种小吃朴实又管饱，仿佛处处都是生活的滋味。
当然，在近代史上，天津又有着超前的一面。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一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天津建立现代城市格局的历程。由于各国陆续在天津划定租界地，天津逐渐成为直隶省的中心城市。
天津有着一座滨海城市的开放，又因靠近首都北京而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
同时，它还是现代教育与科研的重镇。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是盛宣怀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后发展为天津大学。
久大、永利和黄海社落户天津，想必与当地的开放程度、科研基础、营商氛围不无关系。范旭东、陈调甫、孙学悟、方心芳们在天津的奋斗史，也成为天津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