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11日 星期六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千年汾酒今犹在(下)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

  ■ 凤凰

  笔者一直觉得,喝汾酒的时候必须弄清楚,汾酒是什么时候从山西酒变成了中国酒,否则你喝的只是酒,毫无文化味道。 什么是山西酒?就是别管它多有名,你在云南、江苏、吉林、甘肃却喝不到,你必须深入山西腹地,才能一饱口福。什么是中国酒呢?就是别管这种酒产自何方,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喝到。

  从山西汾酒到中国汾酒

  那汾阳杏花村的汾酒,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国酒呢?以明朝初年为界,明朝之前您要喝汾酒,您必须跑到山西去,找不到杏花村,还得有牧童给您遥指一下,但是明朝初年之后,汾酒开始走向全中国。

  首先要说,一个东西能不能冲出本地,关键要先看它有没有这个实力。明朝的时候,大多数人喝的还是传统黄酒,汾阳杏花村生产的白酒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是新鲜事物。

  白酒的原料是高粱,酒曲是大麦和豌豆,全都是粗粮,制造成本远远低于黄酒,所以市场价格是黄酒的十分之一,具有绝对价格优势。

  酿白酒用粗粮,停产风险比较小,一般市场上不会断供。

  白酒酒精度数很高,可以长期保存,长途贩运。

  所以清朝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第96回的曲牌当中,他列举了全国各地50多种酒,山西汾酒高居第一位。这样看来,白酒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有人把它从山西带出去,它就能当即征服各地市场。

  好啦,从朱元璋登基第3年开始,明朝从山西向全国大规模移民18次,这些人流向全国两个直辖市、所有省、所有县,他们带去了家乡的汾酒。

  不过,这个时候的变化不算大,汾酒的生产经营真正发生历史性转折,是明朝中叶。那时候,著名的晋商崛起了,他们不光把汾酒产品持续不断地卖到全国各地,而且把杏花村的酿酒师直接请到各地去酿酒,让汾酒酿造工艺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些著名白酒产地,早在明清时代,大多是晋商云集的城镇。

  山西人和晋商形成了汾酒传播的三大片区域。

  第一片区域,横亘在中国的整个北部,正北方是蒙古和俄国恰克图,东北是山海关外诸省,西北是陕甘宁、青海、新疆五省。乾隆二年,甘肃巡抚德沛上奏,说我们甘肃穷,不产白酒,白酒全是山西运来的汾酒,因为来路甚远,所以价格昂贵,只有饶富之家才能喝得起,小户人家想喝也不可能。这就是说,乾隆时代,像甘肃这种不产酒的地方,那些有能力买外来酒的人,大多会出高价,选择去买汾酒。到了道光年间,山西人董振荣去陕西凤翔做知府,他开办的龙泉酒坊就是后来生产西凤酒的重要一枝。第二片区域以京杭大运河为纵贯南北的主干线。举个例子。康熙年间,做粮食生意的晋商赵氏三兄弟,他们在北京前门外的粮食店胡同,创办了源升号酒坊,生产二锅头。蒸酒的时候,第一次冷却流出的酒叫酒头,经过第三次冷却流出的酒叫酒尾,赵氏三兄弟只取第二次冷却流出的酒,所以他们的酒叫二锅头。

  第三片区域是西南。乾隆年间,山西盐商云集贵州赤水河边的茅台镇,在那个地方贩运食盐。他们雇来了山西的酿酒技工,创办酒坊,仿照汾酒酿法,用大麦做酒曲,用高粱做原料,酿造白酒。直到咸丰战乱,这些晋商才在返乡之前,把盐号和酒坊转售给了贵州本地人。

  可以这么说,从清朝到民国,依照汾酒工艺而且借助汾酒品牌效应进行生产和营销的各地酒坊,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所以什么“汉汾酒”“湘汾酒”“佳汾酒”“红星汾酒”,这一大批白酒都带有“汾”这个字,所有这些白酒直到1987年杏花村汾酒厂大力维护商标专用权,它们才先后去掉了“汾”字,改名为其他品牌。

  为什么只有汾酒得以千年延续

  粮食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只有粮食充足,才能酿出酒来,所以历朝历代,凡是天灾战乱造成饥荒,朝廷就会禁酒。

  那么问题来了,绝大多数白酒在历史灾变中纷纷断档,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千年汾酒,能从隋唐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而生生不息呢?

  首先、山西在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发达地区,却又偏离群雄逐鹿的政治中心,战火很少波及它。而且,山西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西侧南侧是黄河天险,东侧太行山连绵不断,北部不远是荒漠,外敌也很难攻破它。于是山西成了避难所,各省灾民难民总是涌向山西,山西成了人口大省。明朝初年的时候,河南河北都不到190万人,但山西人口是403万,一个省超过两个省的总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山西地少人多,出现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多人不得不外出做生意。山西人能吃苦,又有闯劲儿,所以晋商形成了。晋商源源不断向远方拓展,再加上明朝初年持续50年的大规模强制性移民,这让汾酒和它的酿造工艺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所以后来在很多白酒身上都能看到汾酒的影子。

  其次、山西中北部盛产高粱,高粱是粗粮,不好吃,用它酿酒不心疼。而南方黄酒耗用的是细粮,一遇到灾情战乱,必须停产。不过呀,如果遇到严重的战乱严重的天灾,粗粮也是粮,而白酒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绝大多数白酒也会面临厄运。乾隆二年,口粮紧张,乾隆打算严禁江北五省造白酒,刑部尚书孙嘉淦坚决反对。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兴县和汾阳市同属吕梁,相距只有150公里,所以孙嘉淦懂酒。他说白酒用粗粮,黄酒用细粮,如果禁白酒,省下的粗粮没太大用场,而百姓转而去买黄酒,粮食就会更成问题。乾隆昭告五省督抚充分讨论,畅所欲言,结果督抚们一致反对禁酒令一刀切,只赞同禁止大规模制造和贩卖酒曲,给白酒业降降温。为什么呢,酒曲少了,白酒生产就不可能规模化。最后,乾隆采纳了督抚们的建议,把严禁白酒生产变更成限制白酒大规模生产。

  乾隆七年,山西巡抚严瑞龙上奏,说山西酒坊,汾阳最多,汾酒驰名远扬,那地方年年丰收,粮食充裕,而民间造酒,又是世相传的祖业,如果禁其售卖,民情恐有不便。巡抚的言外之意是,皇帝您最好网开一面,照顾汾酒的特殊性,特事特办。于是,在乾隆限酒的年代,各地督抚的限酒奏折中提到最多的是山西汾酒,但遭到严厉查禁的却是其他省份的酒坊,汾酒的发展反而更快更好了。

  光绪二年到四年,华北连续三年遭受300年不遇的严重旱灾,死亡人口超过1000万,粮食奇缺如珍珠,酿酒意味着与人夺食,许多历史名酒就是在那个时候终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汾阳杏花村的汾酒却再次活了下来。为什么呢,只因为它是许多重要人物的钟爱,差不多又像是朝廷贡酒,所以必须保障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