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胜军/文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的篇章。演奏这一历史乐章的，既有邓小平、朱镕基这样的政治家，也离不开一批专家学者官员的勇气、智慧和执着。
高尚全就是“改革促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全面深化改革戮力攻坚的当下，改革老人、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于2021年6月27日辞世，享年92岁。
继杜润生、薛暮桥、马洪、于光远等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颗巨星陨落。
◎一生所系，唯有改革
高尚全的一生，“改革”是最大的关键词。他殚精竭虑、昼思夜想的唯有改革。高尚全说：改革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牵挂。
2019年高尚全90寿辰，高尚全学术自传研讨会上，参会人员收到的的小册子是《一生为改革鼓与呼——高尚全学术自传》。
即使迟暮之年，高尚全依然在为改革“壮心不已”：
我已经88岁了，为什么仍然要朝九晚五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
像我国这样担负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的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前无古人、世所罕见。在这样巨大的挑战面前，我们要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锢，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去开创、确立新的体制。
一个细节很能体现高老的改革精神。他的学术秘书陆琪回忆说：
2011年，我来高老身边工作时，高老就已经81岁高龄了。智能手机和微信的普及大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单位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同志还不知道微信为何物的时候，高老已经微信玩得很溜了，时不时还教其他老同志怎么加好友，怎么发照片。而后平常给我布置工作也都是用微信传递。老爷子在办公室如果没有看文件，那就是在刷微信，我一直后悔没来得及给高老把抖音装上。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1929-2016)评价同年出生的高尚全：
有胆有识的改革者。
◎改革亲历者
1982年起，高尚全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这是他从事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伟业的关键节点。国家体改委不同于一般的部委，它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规划设计院”。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之间，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决策，几乎都有国家体改委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十五大报告，两次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高尚全负责市场体系部分的文件起草。
◎思想解放推动者
1956年，大学毕业才四年的高尚全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比1980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早了24年。后来，联合国把高尚全1956年《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加上了按语：“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学家。”
高尚全当时正陪同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在沈阳出差，早上散步时，汪道涵点赞说：“小高，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的文章!”须知，“企业自主权”的说法，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后来在反右中高尚全差点因此被定为右派——“幸好机械部是个大部，每个单位5%的右派名额轮不到我，躲过一劫。”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记者高尚全”文章《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农业》，对“以粮为纲”提出质疑。高尚全说：“不能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理解为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以至每个生产队都要以种粮食为主，其他什么作物都种一点，搞‘小而全’。这种不问具体条件的‘一刀切’，不符合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高尚全直言不讳地把这种教条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
1982年十二大第一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虽然如此，市场经济活动还时常被作为“投机倒把罪”进行惩处。一位工程师利用周末到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指导，竟因此获罪。“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更因为雇工人数而坐牢：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小业主”就蜕变成了“资本家”。高尚全说：
关键是“计划经济”还在神坛上，没有被真正请下来。
1984年，高尚全、童大林组织数十名来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开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此前，高尚全极力主张将“商品经济”写到中央文件中，却遭到阻力。高尚全说：
那时候我人微言轻，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没有办法，我就找到童大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商量开个会共同探讨一下。
这就是著名的“西苑饭店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会议讨论的结果上报给中央，引起重视。高尚全认为，哪个地方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很快，人们就比较富裕。高尚全提出：
我们一直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一句话——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1985年，高尚全组织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也就是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会议的结论是中国需要完善市场调节体系，改变对企业管理方式，由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鼓励企业变为独立经营实体，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
1987年，高尚全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这一提法，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得到了最终确认，“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3年高尚全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提出把“资本市场”写入报告。有人认为一提“资本”，就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改称“资金”。高尚全认为，资本市场是客观存在的，“资金”这个提法不对。在他的提议下，报告中使用了“资本市场”的概念。
1997年，高尚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提出：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这个建议被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2004年宪法修改，把“人权”写进了庄严的《宪法》。
高尚全说：
解放思想贯穿中国40年改革的进程。在前无古人、外无借鉴又担负着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摸索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我们改革前进过程中的一大法宝，它帮助我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和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常重要，努力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网。
◎国企改革推动者
90年代，山东诸城国企改革模式引发激烈争论。
1992年诸城通过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有103家企业亏损，新上任的市长陈光决心进行改革，将五家试点企业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卖给企业内部职工。这一做法遭到很多人反对，甚至给陈光扣上“陈卖光”的帽子。
高尚全来山东讲课时，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理论予以回答。
1996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到诸城调研(陈清泰、吴敬琏、张卓元等参加调研)，诸城模式才正式得到肯定。
高尚全说：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
2012年高尚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十八大报告的建言：
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
◎力保华为
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家企业”。但是，华为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曾经被推上“姓资姓社”的风口浪尖。
1997年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华为国家没有投资，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兹事体大，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事实一目了然：任正非以2.1万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这样的企业，怎么不姓“社”呢?高尚全认为华为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于华为的启示，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2014年任正非带着人特意找到高尚全，任正非说：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说?
高尚全说：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人家说你姓“资”，我说这是姓“社”，我用不着跟你说，我也不图什么。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破格”发言
1993年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时，“劳动力市场”的提法虽获两位中央领导的正面评价，但送审稿依然写着“劳动就业市场”。不要小看微小的字面差异。高尚全说，“当时阻力不小，因为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才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作为起草小组的市场体系分小组(成员有郑新立、张卓元)负责人，高尚全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时，无权发言的他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谈了5点意见：1)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2)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3)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解决不了;4)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5)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第二天，他向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解释自己冲动越级发言的原因，“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劳动就业市场’就动不了。”最终，“劳动力市场”得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市场化是最核心的改革经验
高尚全认为，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
高尚全说，至少有以下几条改革经验需要继续坚持：第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第三，坚持企业改革的方向不动摇;第四，坚持保护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不动摇。
◎民企捍卫者
在高尚全看来，我们党对私营企业民营经济认识有个过程：过去叫“私营企业改造”，到了后来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有益的补充”，后来说是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国有经济是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基础。
1997年十五大召开前，高尚全向中央提出，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也要确立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建议“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这一建议被十五大报告采纳。
2018年民营企业遭遇一次生存和发展的考验。高尚全说：
当时私有制消灭论、民营经济退出论一度流行，让企业家人心惶惶。在舆论沸沸扬扬之际，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对极左、对计划经济、对思想禁锢没有足够的警惕，甚至把这些拿来当作解决前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办法，那么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甚至走回头路。可以说，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对改革的怀疑、干扰还会不断出现，未来需要牢记改革使命的年轻的改革者为中国的改革事业保驾护航。
◎所有制中性
经济改革最难处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2018年高尚全提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中性原则被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吸收。高尚全指出：
什么是所有制中性?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不仅要平等竞争，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我高你低，不因所有制差别而进行歧视，也不应对不同所有制规定专门的限制措施。
中央多次指出，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五六七八九”。高尚全说：
民营经济真要大发展，离不开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环境，不管是民营经济还是公有经济，都不能靠吃偏饭、靠补贴，要靠真本领。我们党多次提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核。比如在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些精神在之前的文件中都有，但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今后要靠市场化、法治化去解决这个问题，要真正落到实处，还要法治化、市场化的改革和立法、执法跟上。
◎思想解放未有穷期
高尚全认为，“市场化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而且涉及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度、广度、复杂性正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发生的变化，一旦遇到问题，往往作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改革所导致的”。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改革一度出现了回潮，小平南方谈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航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尚全指出：
初心需要回答“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用大白话说，改革就是为了使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实现共同富裕。改革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要建立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牢记初心和使命，不是要去牢记从方法上怎样消灭私有制，这不是目的。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吗?满足不了，所以，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是长期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不要动不动就消灭私有制。我们不是消灭过吗?越消灭越贫困。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目的就是这个——使人民过好日子。只有政府过紧日子，人民才能过好日子。
对于2018年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民营经济“离场论”，高尚全认为“民营经济离场论”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很大混乱，跟党的方针路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必须首先要对之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高尚全建议：
要探索新的更有效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探索出一种既不姓私也不姓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华为这种员工持股的民营经济提供了一种思路。
再从浙江的经验看，政府提供创造财富的环境，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企业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就是老百姓的经济，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密切联系的，个人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要发展社会财富就必须发展个人财富。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就要营造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和法律环境。
作者简介
刘胜军，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70后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2014年7月应邀出席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做了题为《经济改革与转型发展》的专题发言。曾荣获《商业周刊》(中文版)年度人物、《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胡润中国新金融行业年度风云人物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