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新燕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缺乏有效的防空武器，我国的领空经常遭到敌对势力飞机的侵扰，我国领空的“天窗”是打开的。那时，我国的火炮制造工业刚刚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起步，面对空中威胁，100毫米高射炮的研制迫在眉睫。100毫米高射炮以其炮身长、射速快、射击精度高的优势，并以数万之巨的列装数量，成为构筑我国防空武器系统的重要王牌，曾是我军防空历史上的大功臣。
当时研制的重任就交给了素有“亚洲第一大火炮厂”之称的中国兵器北重集团。北重集团建厂初期试制的第一种主产品100毫米高射炮由上万件零部件构成，所需刀夹具、量辅具、试验台等约十万余套，试制工作量之大、工艺技术之复杂，在我国枪炮工业史上实属空前。
100毫米高射炮被誉为共和国“第一炮”，它的试制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天空不设防、外国战机可以肆意侵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00毫米高射炮
在这里，随时都在奉献
共和国“第一炮”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采访了曾经亲历过100毫米高射炮研制的北重集团老领导田之文，随着习惯并频繁使用共和国“第一”这个称呼时，心中的问号也一个个被拉直……
“由于100毫米高射炮生产制造缺人，我1958年才从山西机床厂(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调到北重集团，老母亲不愿意让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当时很难接受，但我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带着老伴一起来到包头。” 现在91岁的田之文曾担任过北重集团的厂长，跟笔者介绍起他和北重集团的渊源时，仍然兴致勃勃，口齿清晰。他说当时心想的是：一切又得从头干起……
那个时候的条件是最艰苦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五个不平衡”上：冷热加工不平衡，热加工能力尚未形成;材料协作与生产进度要求不平衡;设备与工艺不平衡，不少生产急需的关键设备尚未到货;技术力量与任务不平衡，一些关键工种缺乏，工人技术水平低;基建与生产的要求不平衡，土建快、安装慢，基建满足不了生产需要。
工厂要在边建设、边试制的情况下，用半年多的时间，完成32门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困难显而易见。
按计划任务书要求，高射炮是公司建厂初期试制的第一种主产品，并且要在1960年建成投产。按部局规划，工厂在1959年国庆节前要生产出第一批100毫米高射炮。根据部局指示精神，厂党委提出的规划是：1958年试制出第一门合格产品，确保1959年国庆节前赶造出第一批合格受检产品。
100毫米高射炮的大部分材料是国产的，没有完全合乎标准的原材料。刘江洋和易国选、白思旺工程师，候尊伍技师等拿着图纸亲自到原材料库，一项一项地组织材料代用。
田之文说：“在59式100毫米高射炮生产期间，人员和技术力量的不足，是产品试制的关键因素。加工设备不足，是面临的又一大难题。难题不断出现，我们也在不断解决。我是炮管生产车间的负责人，因为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做技术培训的同时，还要做好现场管理，我就采用了在山西机床厂工作时采用的管理办法‘零件流动卡’。从出钢到炮管加工，一共有五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写在上面，每道工序都经过检验合格后盖章。这样，无论哪道工序出现问题都能补救。这套管理办法现在还在沿用。当时我把第一根炮管的设计进度编号后，现场向苏联专家做了汇报，苏联专家竖起大拇指说‘哈勒儿少’!”
1959年年初，100毫米高射炮的第一根炮管成功出炉，这意味着距离100毫米高射炮成品的成功生产不远了。田之文说，“当时就把炮管摆在502车间变电站前，大家纷纷围观，就跟看新媳妇一样稀罕，那个兴奋劲!”
田老给笔者展示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1959年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和包头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陪同下，专门来北重集团参观100毫米高射炮生产研制。周总理不仅详细地询问了工人们生产和生活情况，而且还鼓励大家要多出产品，出好产品。
那时的包头风沙很大，风沙打在脸上生疼，很折磨人。大家在车间日夜苦干，“从早到晚长时间站立，每天的作业时间都超过16个小时。”田之文说，“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常常一沾枕头就能睡着。那段时光，虽然辛苦，但值得。” 这群甘于奉献、矢志强军的兵工人，让后辈感受到“大国利剑”背后的无限忠诚。
●1959年10月1日，北重集团生产的第一门主产品100毫米高射炮32门组成方阵，参加国庆10周年阅兵。
在这里，每个人都了不起
“1956年，时任北重集团首任总工程师、被誉为‘中国保尔’、中国兵工事业奠基人吴运铎带队在苏联乌拉尔斯维亚诺夫斯学习100毫米高射炮的雷达操纵和跟踪。他每天上午跟辅导老师学习高炮理论，下午又去现场实习，同时又学习机械制造和无线电两门课程，紧张的学习，经常搞得他手忙脚乱。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咱们厂一百多名实习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我比他早到一年，当时我只有20岁，他已经40岁了，但他非常好学，常常学到深夜十二点多才肯休息，只用了半年时间，在现场实习和交流中，有时不用我给他翻译，他都能跟苏联专家直接交流。”在苏联实习时担任吴运铎翻译的傅安生指着一张张在苏联时期拍的老照片跟笔者一一道来。
“虽然我学的是俄语，但是火炮控制没有人懂，吴运铎学的时候，我也跟着学。回国以后，吴运铎嘱咐我，不要再做翻译工作了，做技术工作对兵工事业贡献大。于是我就改做技术工作了。后来吴运铎去北京，我们就分开了。”
1957年6月，赴苏联学习的107名技术人员学成归国，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研制共和国第一门高射炮，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难度挺高，压力也不小,但大家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傅安生跟笔者介绍道，边学习、边摸索、边做产品，是常态。
脚打泡，手磨茧，每个人将脚上磨出的水泡多视为光荣，大家互相帮忙挑开水泡，第二天工作又磨出新的水泡，周而复始。白天工作一天，很多人累得腿都肿了，走路十分困难，但即使这样，大家那时候为了保节点，从不请假。回国以后的傅安生才知道“累是这种滋味”。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彩。“27个部件、零件3316种、12033件，所需刀夹具、量辅具等10万多套，工作量之大，技术工艺之复杂，为建国初期国内罕见。”说起100毫米高射炮，北重集团原党委书记昝文忠感慨万分。
面对严峻的生产现状，工厂党委果断确立了“本厂生产仍以主产品试制为主”的指导思想，发动全厂干部、工人踊跃为产品试制提措施、想办法。广大职工坚定地表示：“钢铁生产不少一斤一两，军品试制不拖一分一秒!”
围绕100毫米高射炮主产品试制这一中心工作，工厂进行全面准备，技术资料、生产设备、专用工装、关键材料、测试设备、协作配套及关键零部件，按照生产工艺复杂程度、生产周期，筛选出700多种一、二、三类件，编制了试制计划，复制成蓝图，有关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人手一套。这一举措，有效地保证了产品试制的同步协调。
办法总比困难多。各车间纷纷建立“业余工厂”、攻关小组，广大职工主动在工余时间动脑筋、搞革新。其间，涌现出革新能手、突击手109名，其中被誉为“一颗先进种子”的杜海，一个人就革新了20项较大项目，其中仅改进硬质合金刀一项，工作效率就提高20倍。1959年，年轻的他成为工厂第二位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成果立竿见影，过程却颇艰辛。1958年，第一门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试制工作正式开始，同年10月，草原上第一炉钢水出炉，11月，第一批铸钢件毛坯产品浇筑成功，为第一门100毫米高射炮试制成功打下坚实基础。12月5日，承载着捍卫共和国国防安全的神圣使命，寄托着一代兵工人火炮梦的“新中国第一大口径高射炮”——100毫米高射炮经检验试射完全符合设计要求，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试射成功，开始成批整装生产。
在这里，人民兵工精神一直延续
田之文也没有想到，当时本来不情愿调来这里的他，却被“亚洲第一大火炮厂”的“磁场”深深吸引，“待在这里的时间越久，就越不想离开。”
从不想来到不想走，田之文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在这里，青春与时代可以擦出最亮的闪光，那就是奋斗之后的‘幸福感’。”
当时的选择，可能是一时心动;日后的坚守，则源自耐心和沉淀。
更深的铭记，才能更好地传承。
北重集团，从建厂那天起，就用一件件名震四海的武器装备，扬名于沙场建功，博得共和国“第一炮”和国家重要的火炮研发生产基地的美名，并赓续至今。
曾有人认为盛极必衰，然而，67年过去了，北重集团却青春依旧、屡创新高。
秘诀何在?那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已经植根北重人的血脉和基因，从吴运铎到田之文到傅安生，再到一代又一代的北重人，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越来越茁壮发达。
走进有着厚重红色文化和军工色彩的北方兵器城，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来这里参观，在一进门的不远处，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排100毫米高射炮。经历了风雨沧桑洗刷过后，依然锃亮，现在看起来普通的它，却是深藏功与名的“英雄炮”，每天依然吸引着大量游客。
艰难岁月早已消散，化为历史，然而人民兵工精神却散发出愈发璀璨的光芒，随着共和国“第一炮”研制中涌现出的精彩故事，物化成深入骨髓的北重特质，在打造主业突出、技术领先、数字强企、健康发展的新北重征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