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武
周朝天下的形势与周朝初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权威不再，成为“稻草人”。一些中原地区之外的大国逐渐做大做强，东夷诸国明显式微，东北和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侵扰加剧。一方面，中原之地，天时地利与人和，自古而然。守成之国，总是希望别动“我的蛋糕”;一方面，中原泱泱大国，“奉天承运”以天子之名，希望“有所作为”成为“国际宪兵”;更有域外夷狄之邦，信心满满，不惜铤而走险火中取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管子审时度势辅佐齐桓公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或“复灭继绝”率先垂范，或“征战讨伐”以资教训，或“不以兵车”遇会结盟，或止分罢争和平共处，或联合列国，抗击外侮。经过几十年努力，管子辅佐齐桓公逐渐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齐国最终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由于齐国几任国君犯有内政和外交一手软一手硬的通病，内政不治，而借助以大欺小的所谓“小霸”局面来掩盖官员腐败、纲纪松弛，政令不通、经济凋敝、民生维艰的乱象。齐国要兴修霸业充当“国际宪兵”，保卫周天子，平息列国纷争，就需要“打铁还得自身硬”，把齐国的事情办好。管子改革弊政，推行新政，涉及一揽子治理齐国的内政外交方略，首先要将内政譬如“均地分力”、“相地衰征”、“国鄙参伍”、“三选举士”、“礼义廉耻”、“以法治国”、“四民分业”、“官山海”、“轻重九府”、“九惠之教”等方方面面的事情件件办踏实，落地生根。
第一大工程：牧民大计——粮食安全，夯实基础
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时。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说：“这叫做什么山谷?”老人家回答说“叫做愚公山谷。”桓公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回答说：“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桓公说：“今天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像个愚笨的人，老人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老人家回答说：“请允许臣下一一说来。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傻，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您确实够傻的!您为什么把小马给他呢!”齐桓公就回宫了。第二天上朝，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子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为臣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有人像这位老人一样被欺凌，也必定不给的。那位老人知道现在的监狱断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马给了那位少年。请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吧。”
孔子后来说：“弟子们，请记住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贤明的宰相。他们尚且有把聪明当作愚蠢的情况，更何况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吏忠实履行“牧民”的职责，古来就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管子》开卷第一篇是“牧民”。
这不是学者“书斋之论”，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牧民大计”蓝图。管子作为相国就是按部就班地“精心施工”——把这个“牧民大计”蓝图描绘的各项“工程”落到实处。所谓“牧”字，最早见于《尚书》记载。“牧”有养活之意，引申为一种首领或官职。“牧民”就是教领百姓生产、生活的意思，并无贬义。今人一读到这个“牧”字，会产生“放牧”、“牧民”、“牧场”这样的联想，以为单指畜牧之事，其实远非如此。“牧”字的构造，左边一个偏旁是是“牛”，右边是一个“文”字，会意为“牛”和“文”，意为有文化地驯养和使用牛。牛因在中国农耕社会地位特殊，映射于社会文化，在汉语“牛”字为偏旁部首的60多个汉字中，却没有一个是贬义的。管子“牧民大计”内涵丰富。作为“责任清单”的一部分，君臣上下各级官吏要教民、使民“守仓廪”、“务四时”。作为一个定式，这一点已经成为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的内容——各级官衙，特别是后世历代郡、县官衙建筑格局，总是将存放储备粮食的“仓廪”和官衙囚犯的“牢狱”分列左、右两侧。
齐桓公于是向管子讨教：君王“应该怎样牧民?”管子说，只要慎重地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实现“牧民”：一要知道民众的疾苦是什么;二要多从道德上教化民众;三要避免动辄以犯罪恐吓民众;四要避免使用强力压制民众。如果牧民者不知道民众的疾苦是什么，那么民众就会陷于疾苦境地;如果不从道德上教化民众，那么民众就会多生抱怨;如果动辄以犯罪吓唬民众，民众就会变得狡诈起来;如果用强力压制民众，良民便流走了不再回来，流进来的就会是那些暴民。所以古代圣王牧民，不是追求人数多寡，而是强调人的素质。齐桓公问，怎么才能提高国民素质呢?管子说，就是三句话，四层意思：“质信”(直爽、诚信)，“极忠”(极端忠实)，“严以有礼”(严格要求，讲究礼节)。齐桓公说：“想听仲父说得具体一点。”管子说：“要民众诚实守信，君王要率先诚实守信;要民众心中敬仰君王，君王就要忠实于民众;君王对民众有礼貌，民众就赞美君王。就像成语说的：‘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正外，严也。质信以让，礼也。’”齐桓公说：“好啊。”“‘牧民大计’要把哪一项放在第一位呢?”管子说：“有时要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有时要把加强管理放在第一位;有时要把加强德行放在第一位;有时要把宽惠民生放在第一位。”齐桓公说：“请仲父说得更详细一点。”管子说：当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来时，田地粮食丰收，市场供给充足，家禽家畜都跟人吃同样的食物，没有疫病流行，这个时候民众生活富足，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牧民大计”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要乘机多积累粮食，把仓廪库存搞得满满的，下令禁止开垦荒滩和沼泽地，这就是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接下来，就要用政令法律约束民众，用礼乐教化民众，控制民众浮躁的情绪，这就是把加强管理放在“第一位”。当遇到暴雨洪涝或久旱无雨等灾害性天气的年景，庄稼不收当年穷，民众出现饥荒，这时“牧民大计”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就要开仓放粮，救济百姓，鼓励民众开发山林、荒地和沼泽，进行生产自救，把经济建设放一放，而把突出宽惠民生，让民众振作起来，这也就是把加强德行放在“第一位”了。一言以蔽之，管子在齐国的“牧民大计”就是在首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合理组织，让简洁易行的民众分业定居、技能提升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施行有效的税赋征管措施，让大地生出的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国家建设得强盛，让民众生活美好、富足。
有一年，阳春三月，齐桓公去踏青，在田野上问隰朋和管子：“世间什么东西可以比作君子的德行?”隰朋说：“粟，戴着‘甲胄’呆在颖壳里，中间有卷起的‘城墙’，外面有芒刺作为‘兵刃’，却不敢有恃无恐，自命为‘粟’，它不可以比着君子的德行吗?”管子回答说：“禾苗长得很小的时候，楚楚可怜，就像个孩子，待到长大时，庄重得像个读书人，成熟的时候，实穗低垂多么像君子。天下获得它，就安泰，得不到它就很危险，所以命名为‘禾’。它就能够比喻君子的德行啊!”齐桓公不禁挑指赞成说：“说得好!”“禾”者，和也，合也，活也。所以齐桓公夸赞管子一语双关，说得太好了。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xuàn，受惊吓的样子)眴乎何其孺子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管子·小问》)
首先要把地耕种好了——教民“不失农时”、“务在四时”。农业这个事情弄好了，“粮食安全”了，就叫“本事”，否则就是没本事。一旦国家“仓廪实”、百姓“衣食足”，国民的素质得以全面提升，叫“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就是管子“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成长路径完全不同，中国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农业。源远流长的“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视“粮食”为“宝中之宝”的观念，夯得特别结实。其中必有不可否定的真理性，即管子所说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粮食安全”。一个国家粮食自给自足就叫“粮食安全”，一个国家的“米袋子”不可能全天候的自给自足，而系在域外什么地方，就叫“粮食不安全”。国家“粮食”怎么“安全”?首先要拥有庞大的耕种粮食的人群——农民。周代姜太公开始提出所谓“农工商，国之三宝”，就把“农民伯伯”的权重置于社会首位。“耕者有其田”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国家势必保障职业种田人有地可种，于是，合理把田地和劳动力组合起来，形成古代的著名的“井田”制度。到管子时代，周朝土地实行的“井田”制度依然还是个好制度。管子的所谓“土地改革”，不过是根据人口生、老、病、死不平衡发生的实际，提出了“均地分力”，即将世代耕种于九百亩一方井田之上的农家，进行劳动力重组，重新合理调配。这非常相似于今天在农村公有制基础上，对村民的承包地土地进行调整。不是买卖土地，也不是让土地私有化，否则就是触动了“土地所有权”——这是一根动不得的高压线。管子根据人口增长和国家财政供给增长的实际，增加耕地的供给和土地的出产——这就是要使得“国多财”，就需要“地僻举”，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把开垦荒地，将山林、沼泽和水面的收益一起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让大多数百姓富起来的另外一个法门，就是减负轻徭薄赋——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田亩不同的肥力程度，采取“等差地租”的办法(工商贸易也同时采取、缓征减税或不征的涵养税源的办法)，让国民第一次分配变得合情、合理。
制地。君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管子·小问》)
任何统治阶级当然都不能只懂得“吃粮食”，或者只是懂得怎样吃得更好，更要有一份让国家“粮食安全”，让全体人民吃得保、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责任担当。在衣食丰足的基础上，用礼义廉耻去教化，用法律的规矩去约束，而且必须做到“君臣上下贵贱”都遵守“礼”教，服从法律，没有任何人搞特殊化。这样民众才会甘心情愿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就是管子齐国新政的第一要素“牧民”的含义。
第二大工程：选贤任能的人才战略
对于齐国官场的腐败乱象，管子早已耳染目睹。管子为相国的第二年，鲍叔牙就告诉管子说，现在齐国官场一片混乱，官员为争夺禄位互相攻讦，常常大打出手，甚至出现很多相互之间的杀戮现象。
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jì，断)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管子·大匡》)
管子称这些官员为“贪民”——非常有意思，管子称之为“贪民”。“官”在管子时代，或在管子的心灵字典中，这是个“褒义词”。为“官”一“贪”，便自动降格到“贬义词”普通“罪民”的行列。管子对“贪民”互相残杀的态度十分明确，让那些“贪官”、“贪民”去互相杀戮，自生自灭吧——用不着去爱护或使用他们!有更多、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等待管子去做。管子此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发现国内人才，引进齐国以外的人才，选贤任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官吏队伍。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牧民》)
然而，新的用人原则也要不失时机地向“一把手”灌输，让他懂得自己这样做的理据何在。一次，管子陪同齐桓公去视察养马场，桓公问养马人，养马什么最难?养马人答不上来。管子脑海里蓦然浮现出了当年与鲍叔牙第一次当兵喂马的经历。管子说，我当过养马人，养马最难的事情是修建马圈。先使用弯曲的木棍吧，那么就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棍，直溜的木棍就派不上用场了;要是先使用直溜的木棍呢，那么就必须都使用直溜的木棍，弯曲的木棍就废了。齐桓公听了，知道管子是在说君主用人的原则和道理，连口称“善!”从此齐桓公进一步重视选贤任能。
桓公观于厩(jiù，马圈、马棚)，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子对曰：“夷吾尝为圉(yǔ，养马者)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己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管子·小问》)
齐桓公也不甘寂寞，“现学现卖”——他“作秀”搞了一个“庭燎招士”。当时周天子或诸侯国国君在接待外国使者或商讨国家大事时，要在宫庭中燃起火炬，叫“庭燎”，作为最高规格的接待礼仪。齐桓公“庭燎招士”的告示发布了一年，却没有一个贤士前来。这时，乡下有个地位低下的人求见，齐桓公很高兴地登堂接见他，问来人有何才能。来人回答：我会“九九算术。”桓公讥笑他说：“会九九算术也能算一技之长吗?齐国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来人回答道：“大山不拒绝细小的石头，所以才成了大山;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溪流，所以才成为大海，九九算术不算什么，但您如果对我以礼相待，还怕比我高明的人不来吗?”桓公一听，还觉得真有道理，便下令点燃火炬，设“庭燎之礼”接待来人。“一步实际行动，胜似一打纲领”。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居然接踵而至。管子和齐桓公荐贤用人最著名的案例要算是发现和使用“宁戚”。宁戚是卫国贤士，在游历到齐国，谋得一份给大户农民“饭牛”(喂牛)的职业。路遇——或者说他预先知道管子和齐桓公车队会经过这个地方，为引起管子的注意，就兀自和着叩打牛角的节拍唱着歌。管子见其人虽衣衫褴褛，却气度不凡，命令随员取出酒食慰劳他。宁戚也不客气，埋头大嚼大咽起来，吃饱了喝得了，就说要见见仲父。随员说相国的车已经走远了。宁戚说，那就请你给仲父带个口信吧!随员说，可以。宁戚说：就四字：“浩浩者水。”管子听了随员的复述，茫然不得其解。便问随从女官婧这是什么意思。婧是来自蔡国的一位女公子，也是一位女才子、奇女子，管子的“铁粉”。几年前，千里迢迢慕名拜在管子门下。管子勤于著述，案头简牍成堆，内务需要一位精细的人打理，便将年轻美貌，才华出众的婧，安置在相府之内，从事记录誊写工作。婧对管子爱慕倾心、体贴备至。管子也非常喜爱婧。齐桓公出行一般都带着姬嫔，管子为齐桓公减轻“奢侈”的恶名，这次也把婧带在在身边。“文艺青年”婧，为投奔管子，是预先卖了苦力，做足功课的。她博闻强记，对周代的诗歌尤其是她拿手好戏。一听“浩浩者水”，旋即调动脑海的内存，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出下句：“育育乎鱼。”管子啧啧称奇。婧说，巧了这首歌就是奴家家乡的歌，所以熟记于心。这歌儿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管子饶有兴趣地问。婧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相国，这首歌儿全文是：“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管子笑了说，会唱吧，原来是一曲求爱的歌啊!婧不由地脸绯红起来。是的，相国，这是一首情歌，不过……婧略显尴尬。管子笑着接过话说，人小鬼大……难怪啊!——管子话头及时转到了宁戚身上：难怪我不懂，原来是宁戚希望给自己找个“婆家”!婧更不好意思了，以袖掩面，心头甜丝丝的。管子遂召见宁戚，请宁戚上车与之对谈。而后将宁戚推荐给齐桓公，任命为大司田。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未龀(chèn，小孩换牙)不得入军门，国子擿(tī ，搔)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奚，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管子·小问》)
宁戚上任大司田不到一个月，就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协助管子审理伯氏抗税贪污大案，使相地衰征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另一件是修订出台管子“相地衰征”政策补充实施意见。后来宁戚只身入宋国，凭三寸不烂之舌的雄辩之才，说服宋公，齐国不战而胜，使位居公国地位的宋国臣服于“身份”为侯国的齐国麾下。宁戚精通农事，做事踏实，心胸宽广，是管子心仪理想的继承人，并著有《相牛经》一卷，是中国“牛耕文化”的代表人物，可惜英年早逝。宁戚死后，管子时常让婧弹奏《浩浩白水》，寄托哀思，以资缅怀。管子委派鲍叔牙负责对大夫的选拔和考核。对于建功立业，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能够以法治理所管辖的地方，并取得实效的属第二等;田野土地多而不抛荒，秉公办案而不徇私情的，属于第三等。建功立业，有功而亦有过;所属管辖区得到一定治理但能力不行，田野抛荒，查办案件敷衍塞责，行此三者，属于下等。管子委派晏子负责贵族子弟和读书人的选拔和考核。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二等;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读书人，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管子委派高子负责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管子委派国子按案件和犯罪者的情节判断刑狱事宜。三位大夫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当地行政官员去履行程序，具体执行上报。管子还要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进一步把关，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每年都要这么做，被举荐的官员，由国君举用。管子时常会从恩师高仁先生“仕途”坎坷的身世，自己早年任“主簿”被逐，以及担任“庠师”和州衙“刀笔小吏”期间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等辛酸往事中，获得对“人才”问题的理性认识，从而确信“不拘一格降人才”和“猛将出于卒伍”、“宰相出于州部”的真理性。国家兴旺就要开辟一条人才成长和供给的“绿色通道”。于是，管子破天荒创造发明了“三选”荐人，即施行经常性地、由下而上地民主推荐官员的制度。管子要求全体基层官员要切实负起选贤任能的责任。规定：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的士人，经过三次举荐，就可以成为“上卿之赞”，即上卿助理。齐国的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打通了士人上升的通道，也扩大了国家管理人才的来源，给齐国官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得齐国统治阶级的管理队伍始终保持着一种活力。这是中国文官制度的滥觞，这一做法与以后隋唐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官制度，为西方国家如英格兰等国家所效仿。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