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安勇
●中华砂器第一乡
走进四川雅安市荥经县六合乡古城村，以公路为街道的街两旁商铺里，紧凑而又整齐地堆码着各式各样黝黑的砂制器皿，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铮亮的银黑色光芒，粗犷里透露出细腻，拙朴中洋溢着精致。在街道的拐弯处，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牌坊，上用汉隶书就“中华砂器第一乡”。
不仅是“第一”，它还“唯一”，因为它就产生于古城坪这一仄小的区间，伴随着人类的活动，从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沉淀于古城村匠人的心里，在脚踩手捏过程中，溶入到一代又一代艺人的血液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产品地理特色鲜明，质量特色鲜明，产品特性与地域性关联明显，有较高的地域知名度”，它应当受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荥经砂钵钵，二两粮票一角六”，这句在上世纪的四川地区很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史实，“荥经砂锅”是荥经的代名词。
历史悠久的荥经黑砂，文载甚少。透过往事云烟，以社会发展为脉，以考古成果与研究文献为络，我们仍能窥探其大致的“雁影”。
从新石器时代走来的技艺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过太多辉煌，有过无数的文化瑰宝，许多还曾经盛极一时，却终究被时光淹没，了无痕迹。能被发掘出来，是“运气”，能延续下来，则取决其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之泉，就是它能——且必须能融入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须。
从发掘的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物考证，荥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砂器生产，且器物都已成形制。因之，人们就依此将荥经黑砂产生的时代界定为春秋战国时期。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荥经黑砂一出生就成熟了吗?不可能，因为器物都有一个认知、初试、成型、发展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很短暂，也许很漫长，但过程少不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说起。
陶器产生的时间很难确定，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新石器时代初期，已有上万年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设定的一个时间区段，大概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发明了陶器。
1985年1月，荥经县严道镇的同心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场遗址，属于四川地区原始蜀文化之一的“青衣江——斗胆村”类型。其中有肩锄形石器的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锄耕农业”在荥经地区已经开始。锄耕农业的开始，使得作物的产量较从前采集实物的收获多了很多，且产量较为稳定，还可以储藏。储藏，这就需要器物。最早的储物器是石制、木制的容器，如瓜果外壳、葫芦等。食物来源稳定，就不需要频繁的迁徙。定居以后，人类造出房子、火塘等新产品。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陶器是先民定居于半地穴房址后出现的，启发先民烧制陶器的技术诱因，是穴居室里的火塘泥土被火烧而硬化甚至陶化现象。
因为火塘四周的泥土经常遇到比烧烤食物时高得多的温度，寒季里持续烧火取暖，其燃烧和保温时间也比烤食的时间长得多，周围的泥土被长期高温烧烤致硬化甚至陶化，这一过程与现象，启发了先民制陶灵感，有意识地用泥土捏成一定的形状加以烧烤，陶器应运而生。
用火使泥土陶化并成陶器，要求掌握两项基本的技术参数。一是最低限度的烧制温度，低于此限，泥土就不会发生陶化，只能是烧成“硬化土”的泥器。二是在可陶化温度下最低限度的保温时间。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温时间，坯子也不会完全陶化。这两个要素的综合，就是一个术语“火候”——只有掌握好火候，才能得到真正的陶器，否则就只会是泥器或夹生陶。
烧陶用火技术有二个关键。一是尽可能获得高的温度，温度高，质量好。二是加热均匀，避免变形开裂;烧透，避免局部过热烧塌烧熔。陶窑的发明，解决了燃烧与加热的统一。如果没有陶窑装备，就不会有发展成熟的陶器。史前陶窑的多量发现，证明了陶器时代是比石器时代徒手技术更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级的新的历史时代。荥经陶窑被称馒头窑，从外观上看，亦算名副其实。
张新斌、张顺朝主编《颛顼帝喾与华夏文明》书中说，炎帝“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颛顼“以陶为兵”。“‘以陶为兵’，表明陶器的发展是从颛顼帝开始的，人类使用的兵器(确切说应该是工具)是遵循‘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这样一个轨迹而进步和嬗变的。由此可见，颛顼所处的时代，正是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初步繁荣时期。”
荥经是颛顼帝故里，共工反，颛顼将若水“陶兵”讨之。共工败，怒而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女娲补天而遗西南，故至雅州天漏水成灾，“禹成厥功”，“惟天下之至险，有严道之漏阁焉”。
《荥经文物精粹》上说，同心村石器制作场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除石器外，还出土了夹砂陶片和灰陶片。夹砂陶是胎体含砂粒的陶器，能使陶器在高温焙烧下不变形，而且制成的陶器再次受热也不碎裂。这些陶片在原料、胎体、工艺上与传统的荥经砂器完全相同。由此可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荥经地区便有了成熟的制陶技术。成熟了的荥经陶艺，无论是“火候”的掌握，还是陶窑的装备，乃至泥料的加工，就这样原生态地被保留下来——脚踩手捏4000年。
“模范”与“陶冶”荥经黑砂的华丽转型
三星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大遗址之一!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那么，三星堆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是如何产生的?三星堆的青铜原料源自何方?
这能从荥经砂器的历史中寻找到一些支离的碎片，也许这些碎片并不能窥得全豹，但可权当一管之用。
青铜器与陶器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有一个认知、初试、成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陶器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所以，陈明远在其《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中认为，“陶器技术对青铜技术的探索与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有一个关键的‘陶器时代’。”
“陶冶”，本指用陶器冶炼金属，“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铸金也。”说明冶金术是在陶器技术成熟基础上形成的，且是在不断锤炼过程中日瑧完善的。
“模范”，造物之模型，效法之标准。“模范”，青铜器制造工艺的经典概括。青铜器的形制来自陶器，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与“范”。“模”是规矩的样本，依照其轮廓，在外面塑成“范”。外凸为“模”，内凹为“范”。模与范，两件严丝合缝的东西，成为几千年来，古人铸造兵器、钱币、器物的规范模具。王充《论衡·物势》 “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
在青铜器最早使用的是陶制块范法，是从新石器时期发达的制陶技术演变而来的。即先用泥做成即将铸造的青铜器物的形状，然后在此泥模上翻制出泥范，并在范上留刮出青铜器壁的厚度，然后入火炼制成外范。与此同时制成内范，内范的体积相当于青铜器的容积。将内范和外范装配在一起，再用有机物留出气孔。浇铸时将金属溶液注入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间。之后，经过打磨，即成为青铜器，这是后世学者依据出土文物还原的。
古代华夏号称“礼仪之邦”，“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外观和质料独特的陶制礼器，则是华夏礼制文明起源的最初物质表现。在荥经县博物馆陈列着三件文物“罍”，有二件为 “战国泥褐色四纽陶盖罍”，陶器，一大一小，时代为战国，1988年在南罗坝出土，国家二级文物。一为“战国巴蜀镶嵌绿松石勾连凤鸟纹四纽青铜盖罍”(复制品，原件存雅安市博物馆)，青铜器，时代为战国，国家一级文物，1986年同心村出土。这三件形制相同、时代相同、用途基本相同的器物，最直观地反映了陶器与青铜器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之道，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使得南方丝绸之路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该放到欧亚文化板块这个国际文化大背景上去进行。这是三星堆文明的世界意义，三星堆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世界古代文明互动，奠定了它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便分为东西两条主道。西道就是灵关道，也称牦牛道、西夷道，线路为由成都经临邛(邛州)、青衣(芦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
道，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一书认为，古蜀文化的发展和迁徙规律是从四川的山地逐渐向盆地中心聚拢;古蜀人是到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和丽水地区采集和贩运金矿;楚国从丽水得到的金子，主要是依靠一条水上“黄金通道”，即从严道(荥经)通往青衣江，再从青衣江进入长江;三星堆的铜矿可能取自两个地方，一个是今荥经及西昌一带，另一个就是云南。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用铜铸就，主要出土在蜀的边境地区，如荥经、芦山、犍为、峨眉、广元，尤以荥经出土最多。何元粲先生在其《“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一文中认为，“巴蜀印章”和中原印章一样，都缘于西周时期的玺节，是商贸管理制度的产物。在开明王朝时期，是由官方颁发，商人持之通关的通行证明，秦时演变成私印，并使用至汉初。
孙前先生在其《川藏锁钥话荥经》中说，3000多年来，荥经在西南地理和民族文化交往的洪流中，皆处于咽喉之地。向西，去青藏高原的甘孜州泸定，是古称牦牛王部的筰都;向南，去云贵高原邛都(凉山州西昌)，是邛人聚集区。在青铜器时代，四川的古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这就是川东丘陵地带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筰文化以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地处大相岭的荥经，3000多年来据此演绎彪炳史册的华章。
段渝先生在其著作《玉垒浮云变古今》中指出，冶金术的起源与冶陶技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矿石冶炼所必备的高温一般是在制陶技术发展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加热温度后才可能获得。三星堆青铜器所需几千吨矿石从哪来?段渝先生认为，位于邛崃山北麓的严道，气候湿润，四季分明，资源丰富，境内矿产富集，其中的煤矿和铜矿很早就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蜀国青铜原料的来源，同样不在成都平原蜀的腹心地区，而在川西高原之严道(今荥经)地区，那里有古铜山。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铜矿资源相当丰富”。《管子·山权数》称“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严”同义，庄山即指严道铜山。这意味着商之时，荥经黑砂器以“陶冶”与“模范”的形式，造就了钱币与印章的不朽辉煌，也证明荥经是三星堆的青铜原料的产地之一。
张国防著《茶祖吴理真演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理真看到蒙泉井水面上漂着一个黑砂罐，他伸手把黑砂罐捞出来，看到黑砂罐是个鼎器，高一尺有余，内径大约一尺，平底，鼎器上雕饰着四只小龙。鼎器有三只腿，腿上雕刻着竖目人面。“竖目人面”，也许正是三星堆“纵目神”的另一种表现;而萧易的《古蜀国旁白》中说“蜀人供奉的二郎神像，双目纵立，高鼻梁，鹰钩鼻，额头上还有一只眼睛，兵器叫三尖两刃刀。”荥经二郎庙中的二郎神像，也是额头上有一只眼睛，也持三尖两刃刀。而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和纵目人头像的双目也是高高凸出眼眶，额头上还留着一个方孔。这些纵目的脸，据说塑造的是蜀王蚕丛。杨雄在《蜀王本记》中就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中，也有三尖两刃的。黑砂鼎、纵目神、三尖两刃刀，也许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物件，将古荥经同三星堆文明联系在一起。
所以，因为有了黑砂器，古代荥经为三星堆文明贡献了两个基本的要件，铜资源和冶铜技术。
亲人 荥经黑砂生命力之源
“天地之间，人最为贵”。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为生活更趋幸福。陶器是原始人类定居后，为提高生存质量与生产技能而创造的物质财富，主要作为容器和炊具之用，祭祀礼器、工艺摆件则是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之后的产物。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这5000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史。在农耕文明这一进程中，始终有陶与瓷的伴随。这种相随，也是一种“扬弃”，如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或成为高雅的品鉴之尤物，或作为市井农夫劳作与生计之用什。如若离开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需求，则自然地被人类淘汰，只能在后世成为考古工作者研读的对象，成为收藏者把玩的宠物。在新旧石器时期，几乎所有的聚居部落都或先或后地发明了陶器，但时至今日，尚存者无多。在收藏界的时空里，荥经黑砂并无华丽的精彩，但在世俗的营生中，它始终与我们相伴，成为工业文明之前，人们不可忽缺物件。数千年来，试问，在荥经周边乃至成都地区，谁家里没有一两件荥经黑砂器制品。
数千年的延续，自有其独特之处。一是原料独特。荥经黑砂采用六合乡古城村独有的黄白色粘土，民间俗称白鳝泥，土质细腻，粘性度高，可塑性强。将白鳝泥风干研磨成粉，与一定比例的煤渣混合制坯，经1200度左右的窑火烧制而成。1200度左右的温度，这正是铜的溶点。二是配方独特。荥经无烟煤，本土人称之为白煤。燃烧后余下煤渣呈黑灰色，荥经人叫“二火炭”或“过炉炭”。这是制作传统黑砂的辅助原料，内含大量活性炭。辗磨成灰，按一定比例掺入黏土内，能增强黑砂产品的硬度、韧性和透气性能。三是上釉方式与用材独特。称松枝上釉，使用的是松树、家杉的枝桠、木屑密封上釉。松树、家杉的树脂含量高，在高温下迅速氧化并附着于坯体表面，同时将坯体中的矿物元素溶析出，形成一层氧化物结晶，冷却后自然呈现出乌沉银亮的金属光泽。这种氧化物能抗腐蚀、耐酸、碱、盐，不与所盛之物起化学反应，所以在夏季能起一定的保鲜作用，烹制食品能保持营养成分和本味，熬制中药不走药性。
1988年1月，在荥经附城乡南罗坝村的战国古墓中出土陶器270余件，这是一座典型的巴蜀墓葬，出土器物有强烈的地方特色。陶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器型有豆、罐、釜、盂、钵、甑、盏、盒、鍪等，这些造型各异的陶器都是农耕生活的直观反映。
豆，既盛食器，也是祭祀的礼器。最初指一种高脚木制器，形如盘子，后来有陶器豆。《考工记》有“食一豆肉，饮一豆酒”的记载。《说文》云：“豆，古食肉器也。”《郑玄·笺》解释说：“祀天用瓦豆，陶器质也。”意即：祀天用的瓦豆是陶制的礼器。罐，盛东西或汲水用的瓦器，后演化泛指各种圆筒形的盛物器皿。釜，锅的前身，是古代民间使用最广的烹饪器，以至于逃亡避难时也必负携而行。周太王亶父初居邠，“狄人攻之，仗策而去，百姓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岐。”釜亦军中必备炊器，所以项羽救钜鹿，“皆沉船，破釜甑”。盂，是古代盛水或饭的器皿。钵，是陶器时代食具和盛水器，通常用来盛饭，配合陶豆盛副食。甑，甑是蒸食器，使用时需放置在釜或鬲上，燃火后，釜、鬲内的蒸气通过甑底的孔，将甑内的饭蒸熟。陶甑相当于现在的蒸锅或蒸笼。鍪，古代的一种炊具，作用相当于锅。金属器械产生后，又演化成打仗时戴的盔。盏，小杯子。油灯盛油的浅盆，由“豆”进化而来，最初的灯就是在陶豆中盛膏油燃捻，后来才分离出独立的灯，逐步演化为灯盘、灯碗。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灯是战国时期的豆形灯，荥经南罗坝出土的三联盏即是其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