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在茅台保健酒业公司讲述贵州情缘
■ 沈仕卫
●叶辛在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开展讲座
●叶辛为茅台保健酒业公司赠送墨宝
●叶辛夫人王淑君女士答听众问
●现场提问踊跃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春晖使者叶辛在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开展讲座，讲述他与贵州的故事。这位从19岁就开始文学创作的“老知青”，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高高的苗岭》。那时，他正参与修湘黔铁路大会战，《高高的苗岭》就是在他在当地苗寨获得题材而创作的。这部小说，为他的文学之路拉开了序幕。讲座现场，叶辛向大家打开了他的文学人生和艺术世界。以下为讲座内容辑录。
两副目光
到现在，我大概写了150多本书。我就讲一讲我和贵州的关系。创作是和作家生活体验离不开的，我和贵州，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想从前几年，我们一帮曾经在贵州工作过的同志讲起。他们现在都回到了上海，有的是复旦、同济、华师大的，还有上海研究所的贵州籍老乡，有的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有的是贵州省外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工作过。
上海有这么几个跟贵州有关的组织：一个叫“博士团”，大家相识后经常聚会。还有一个是“上海市贵州商会”。一些贵州人，其中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像我这类的小说家，大家都很愿意参加聚会。
聚会的时候，有人出了一个话题，说贵州这个地方，到底给了我一些什么?
有一个学者、科学家说到贵州的安静，贵州的偏远形成了贵州的安静，这个安静迫使他在清贫的生活里坐下来做学问。他做的人文课题很出名，叫“族群认同”。他说他做的这个课题，就是在跟贵州人的交往当中想到的……
有一个研究院的老院长对我说：叶辛，还是你讲，你是小说家，你多讲点。
我想了想，说贵州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对比。我的创作经常是用一种上海人的目光来看待偏远的贵州。但是在贵州生活了21年以后，我经常还会用贵州乡下人的目光来看待上海。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7分钟的发言，1500字，也是围绕这个主题讲的。我说，我刚下乡的时候19岁。我们来到贵州偏远的乡下，经常用一双上海小青年自以为是的目光，看在贵州山乡里的一切：乡下穷，又偏远，山一座一座连在一起，不知道哪年哪月可以走得出去。农村娃娃在地上爬，又脏又乱……这种眼光当然是有偏见的。
我在砂锅寨插队落户10年后，我的目光开始起变化了。我经常还会用砂锅寨老乡的目光来看待修文县城，看安顺，看贵阳。我出去改稿时也会用上贵州乡下人的目光来看待都市。当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我经常会有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突发奇想。电视剧《孽债》从播出到现在整整25年了，我写的是西双版纳长大的5个孩子，到上海去寻找他们的父母。在寻找父母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感情的波动，以及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的矛盾。我就是用两副目光来写作的。当这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故事就出现了。
我作为上海人，为什么在贵州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后，会很准确地写到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就是我有贵州这样一个参照系。
除了贵州给我一个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还有一个是沿海和内地山区的对比，以及一个长江三角洲和云贵高原的对比。这样的对比在我眼里是很强烈的，我所有的小说，都是用这两副目光观照之下写出来的。
去年，贵州出版集团出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叫《五姐妹》，贵州把它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书。这是省里评选出来的，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评选。有两位评委我都认识，其中一位是顾久先生，他跟我说，这个小说蛮好看的，确实写到了贵州。他的经历跟我一样，我在修文县插队的时候，他在黔东南的苗寨插队，人生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他读我的小说就有共鸣。
一封来信
讲一件我插队的往事。
我的老伴，也就是当年的女朋友，在1972年已经工作了，她被招到红枫发电厂去当学徒工。她口头上说会等我，但我心里明白，工厂里还有其他男生，那些人也要追求她的，我必须得尽快有工作。好!我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寄给上海后，我想，这次如果有工作机会，我也去工作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贵州省水利电力学校恢复招生了。我体检后，拿到入学通知，回到生产队收拾行李，想着文学梦做不成了，干脆去读书吧，而且体检时招生的老师告诉我，我们这个班是只读两年，而且是定向的，为红枫发电厂培训学员。我就是想去红枫发电厂，追随我的女朋友。
到贵阳报到那天，凝冻，山路结冰，树枝上结的冰很厚，一边走一边还躲避断枝，一直走了3个半小时，才赶到公社办公室。
公社一位叫温老三的副书记把一封信丢在我的膝盖上，他说：你自己看。
我一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寄来的：叶辛同志，你最新寄来的长篇小说稿，我们已经审阅完毕。但是稿子当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和你商量修改定稿，请你接信以后安排好工作，到上海来共同商量改稿事业，此致，敬礼。前面还有一句，审稿完毕，决定在今年11月出版。
温书记在旁边说风凉话，他说：你自己打主意，这个主意我不能给你决定，你要去改稿子，你得把录取通知书给我腾出来，这个名额是我们公社的，我还可以安排一个人去。你不要浪费名额，我也知道你写小说写得已经有点疯疯癫癫了，你是真要去改稿子，我也没有意见。
我当即就把水利电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给了温老三，温老三眼睛瞪得老大，他也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他说，你想好了哦。我说，我想好了。
就这样，我提着包包就去赶上海的火车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温老三是英明的。我1974年改稿子没有改出来，一直改到打倒“四人帮”，我的书才出版。
那个时候，印成白纸黑字比今天隆重多了，书一出，我就成为作家了，整个身份就变了。“四人帮”打倒以后，思绪很快打开，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所以，我一步一步地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
三个提问
问：您到贵州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经历，请问您是怎么和贵州结缘的?
叶辛：人有时候是讲缘份的。我本来不是到贵州插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读的是个武斗的中学。当初的老大难单位，单位问题很多，我们当学生的毕业了也不分配。我妹妹的学校跟我爱人的学校是一个学校——培光中学。我就呆在家里，周边的同学有的去了黑龙江、吉林、江西、安徽，我想等等还有机会。
结果，我妹妹说：你不走我要走了。我妹妹比我小3岁，她都要听号召上山下乡走了，我还赖在家里不好嘛!我妈妈就说：你们要走就一起走，于是，我就把我的关系转到了培光中学。我们是1969年3月31日出发，那一天，是在上海的贵州路上的车。
上海马路千百条，有名的马路三千三，无名的马路数不完，其中就有一条贵州路。偏偏在贵州路上出发到贵州来插队。
问：您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是什么触动您写了这本书?
叶辛：50年前修湘黔铁路，我们被派到黄平县谷陇区去干活，那时是坐卡车从修文县出发。当时，我们去修铁路的单位名称是“安顺民兵师新闻民兵团3营10连”，其实就是久长公社组织的民兵团。550里路，早晨出发，开到谷陇区是晚上八九点钟，没有住处，一人发一根棍子，一张凉席。我女朋友和我妹妹也去了。她们女知青受照顾，五六个人住到鲤鱼塘苗寨木楼上，楼下面是牛圈。男知青艰苦一些，住牛圈。
我们住的这户人家有位老人，打猎把两条腿弄残了，坐在自制的一块板车上，要走路就两手撑着地滚动板车走。这位老人特别喜欢我们去苗寨，因为没人跟他讲话，他残疾走不出房间。我喜欢摆龙门阵，对他们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对苗族的了解，也是从这位老人开始的。
老人说，因为修铁路，你们才有这么多汉人走进来，我们这个地方很少有外人来的。第一次人多进寨，是1950年解放大军来剿匪，后来再也没来那么多人，20年了，才来你们这么多人。后来交谈多了，他就给我详细讲了剿匪的故事，说有个解放军战士追土匪的时候，大腿被打伤了，躲在山洞里，有个娃娃经常偷自己家里东西去给那个战士吃。《高高的苗岭》这个故事，就是由这样一个小细节引发我创作的。
问：叶老师在阅读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叶辛：我的读书生涯跟我妈妈有关系。
我妈妈当过小学教员，她叫我借书回来看。作为男孩子，我喜欢看打仗的，一般的书我不喜欢看。有一次，我借了一本书叫《铁木耳和他的队伍》，我以为是打仗的书，结果不是，铁木耳的队伍是小娃娃。借回来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就丢在旁边不看。我妈妈说，你翻书怎么翻这么快?我说不好看。她说，看书你要写读书笔记。我心里一听烦了，问读书笔记怎么写??她说，你把书名写下来。我不情愿地照她的意思把书名写下来了。她又跟我说，你看看这本书是谁写的?我在这之前从来不看书是谁写的，这回我一看，封面上面印着“盖达尔 著”，果然是一个人写的。我说，盖达尔这个人名字怪怪的，她说你写下来。我写完了，她又跟我说，你看看这本书是哪个出版社出的?我之前也从不注意这些，我又写下来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她说，你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我一看是1959年11月出的书，她也叫我写下来。她说，写下来就说明你读这本书了，那么，你读了这本书有什么感想?我说一点也不好看。她倒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读完，就说，你今天就把这个“一点也不好看”写下来。我的第一篇读书笔记就这样写成了，后来，我觉得不解气，加上“上当了”3个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读书要做读书笔记，后来也就养成读书习惯了，写读书笔记是有好处的。
在座的你们，本职工作都蛮忙的，工作以外，人总是有点业余时间的。如果你喜欢文学，可以读一读;你不喜欢，也可以研究其他的东西。静下心来了，不要让时光虚度。到了我这个年龄，更有这样的体会。
时间是很快的，几天以前，我去了一趟宁波，我只记得上一次去好像没多久。他们宁波人包括给我服务的驾驶员，打开手机，把我10年前在宁波的照片调出来，这10年好像一晃就过了。尤其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更加觉得时间过得快，而且越来越快，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