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周刊》主编管益忻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研讨会上作重要发言。
■ 李学俊
摘要：现代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为何又在上世纪末失败?为何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被阻止在中国长城脚下?为何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中国不久将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共和国?为何科学社会主义一进入中国就立即被中国人民接受，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蓬勃?因为中国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大同与小康社会主义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威尔·杜兰、孙中山、陈焕章、胡适等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中华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传统。
今日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目标很明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小康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真实历史，其经验教训就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借鉴与创新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与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却被阻止在中国长城脚下。
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将是中国复兴中华文明，并以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艰难崛起，并引领世界。
一、现代社会主义为何兴起在西方，又在上世纪末失败?
现代社会主义为何兴起在西方，又在上世纪末失败?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欧，因此，要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苏东国家就有马克思主义苏东化的问题，中国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苏东化过程中为何最后失败了?
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东国家原本就没有社会主义基因与传统。苏联的前身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是斯拉夫人在15世纪战胜蒙古藩属国金帐汗国才发展起来的国家，文化主要来自东正教，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基因与传统。俄国曾经整体地保持着比较原始的农村公社，还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模式。因此，《资本论》传播到俄国的时候，俄国知识分子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俄国可否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 。
十月革命后，苏东国家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性设想，进行制度设计。虽然也产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与好的政策，但是，他们实施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本身违背马克思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经济模式的思想)和过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将马克思主义苏东化的过程就逐渐变成教条化，僵死化和背叛化的过程。最后，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没有经受住长时间的历史考验，苏东国家对社会主义既失去了初衷，也失去了方向，更失去了人民，自然也失去了自信。在与西方竞争中与其说是被忽悠叛变，还不如说是他们主动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改行资本主义。
英国经济学家，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在俄罗斯奇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92年，他移居莫斯科，希望说服俄罗斯政府不要采纳西方给出的方案，改学中国的改革。他写了一篇《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文章，观点与99%西方经济学家观点相反，所以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被印发给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每一位议员，他就此与俄罗斯副总统、总统经济顾问进行过交流与公开辩论，希望说服俄罗斯采取中国的作法。他的文章与讨论资料真实可靠，详实充足，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语言生动，观点正确(现在已经)被证明)，但终究没能说服俄国人。
这是为什么?
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历史上原本没有社会主义基因、思想与实践传统。苏东国家崩溃后在迷茫混乱时刻，病急乱投医，坚信强大的西方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将使他们成功，中国将失败。所以，苏东国家失败虽不是必然的，但一定是大概率的。
但是中国却不同，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有与之基本对应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威尔·杜兰，孙中山，陈焕章，胡适都不同程度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周刊总编管益忻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研讨会上作重要发言。
二、社会主义为何在中国日益兴盛?
鸦片战争后，西方无政府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进入中国，中国为什么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
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最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中国古代具有社会主义基因与传统。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但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汇，而是用“大同”“小康”概念称之。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彻底全面的研究，所以，学界的共识是“社会主义西来说”。令人意外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似乎早就洞悉到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一)的最后，记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故事：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困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这个故事和他们的论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时，西方机器制造的廉价产品进入中国，使中国手工业大量破产，同时，产生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于是，正爆发了旨在消灭私有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诉求的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中国人“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
第三，传教士居茨拉夫肯定，他看到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
按社会主义西来说，这时候社会主义幽灵还在欧洲徘徊，距十月革命也还早。但是，传教士肯定说他在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确实就有。
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社会主义运动呢?
他们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肯定在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有消灭私有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思想和运动后紧接着又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于是，他们大胆地预言：中国也许不久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共和国。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其全球影响重大的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指出，汉武帝因为实施了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了中国的鼎盛时代：
“武帝为了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社会主义，建立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资源;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武帝的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一时收效宏达……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代。”
而孙中山则直截了当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
习近平主席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正是由于丰富的社会主义历史传统，所以，当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成为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天然亲近，因此，互相成功融合也是大概率的。
三、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古代没有进入西方式奴隶社会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了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发展的思想。
于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也如此，在原始社会解体后也进入了奴隶社会。他们被称为“有奴派”。也有许多学者根据中国历史资料反对这种生搬硬套，称为“无奴派”。
马克思本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的规律只适合西欧国家。
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给他写信，希望他对当时俄国正在激烈争论的，俄国是否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意见。他复信明确地表述道：
“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可见，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只局限在西欧国家，否认世界各国都按此发展的。他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甚至推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因此，再次证明，马克思否认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各国历史普遍规律。
今日中国历史学界的众多研究表明，古代中国虽然也产生了奴隶，但并没有进入西方式的奴隶社会。那么，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后，进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呢?
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华夏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进入了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以公有制为根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华夏地区自三皇五帝始就具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思想，实施了若干社会主义政策(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政体与治道》)。周朝开国元勋姜太公就告诉周文王天下不是私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二)管仲宣言：实现人民“贫富有度的共同富裕”
姜太公分封到齐国后，实施了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政策，使齐国经济迅速繁荣。 三百年后，宰相管仲(前723年-前645年)上任时，无为而治的市场经济造成齐国严重经济危机和严重贫富悬殊。他分析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私者，乱天下者也。” 因此他认为，解决的根本措施就是“废私立公” ，鲜明提出“有众废私”的社会主义宣言，其思想理论与时间和《共产党宣言》基本一致。
《共产党宣言》宣布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并提出，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领性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而中国古代，特别是管仲在齐国实施的道政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宣布的公有制原则，也实施了主要的政策措施，甚至超出这些措施。在坚持公有制同时，保护了民众合法的私有产权，实施了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的混合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何为道政社会主义?
总结管仲的思想理论与41年执政实践就是：“以人为本”， 遵道为政 ，德治与法治并举，“废私立公”， “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实现有适度贫富差距的 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由于其政体与治道的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尊道而为”，故称之为：
道政社会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建设小康社会。
(三)建设贫富有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
管仲系统提出了道政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并在实践中大获成功。
1、坚持土地等资源公有制
管仲认为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保障民生的物质根本，因此明确主张实行国有制度：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理。
他告诉齐桓公，由于蚩尤独占矿山资源后，制作兵器与十二个国家发生战争，导致“伏尸满野”，指出资源被独占是战争的根源：
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等兵器，于是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又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又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而怒发动战争，便形成伏尸遍野的惨烈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于是警告桓公，国家如果失去了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就无法保障民生。特别是面对富商巨贾们掠夺普通百姓，出现“一国二王”的时候，国家就不能有效管理国家：
桓公问：“什么是一国二王呢?”
管仲说：“现在国君直接征收正税，老百姓为了交税而急于抛售产品，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商人乘人民危险困难之时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
所以，如果国家不能严格控制山林、沼泽和草地，就不能成就天下王业。”
因此，他主张国家一定要统一掌控土地等资源这一经济命脉：
管子道：“……善治国的话，就掌握国家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经济，用政策缓急来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就是可以做到以一变百的。他并不曾向人民索取，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周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与政策来驾御天下了。”
2、国有民营 国民分利，实施混合式市场经济
土地等资源国家所有，但如何开发利用资源呢?
管仲实施资源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度，然后将所有权与其上的使用权、经营权、获利权等进行法律界定后，采用承包、租赁等方式，在保证国家所有前提下，使民众获得使用权、经营权和获利权等产权，然后与民分利：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了。自己总是贪心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产业委托于人民。
具体作法就是“国有民营，官民分利”的政策与经济模式。
当时一位叫“衡”的学者向齐桓公建议，由政府来开发矿山资源。管仲说：不可以。如果派囚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只要算好它的产值利润，由百姓分利七成，国家分利三成。国家运用轻重之术调控价格，那么，百姓就会努力生产经营听从政府安排了。
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制度：通过民众承包租赁等方式开发资源，使民众活动了开发权，经营权与获利权等衍生产权，国家与民众共同分利，而实施的效果非常好。
事物的道理说明：把土地折算分租承包，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
这个国有民营，国民分利的经济模式充分发挥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作用，既保证了资源的公有制度，又防止了资源出现公地悲剧，还有效地开发利用了资源，真正实现了“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思想。
3、依法保护公有与私有产权
管仲认为产权界限不清，赏罚不明，那么人民就会轻视财产，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 而“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
人民有了产权，还要确实保护人民的各项合法产权不被剥夺：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人民的财产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
利不可法(废)，故民流(留)。
如何保护人民的产权呢? 法治。
管仲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
依法治国，举错(措)而已。
管仲通过建立完善的法治来保护公私产权。例如商品交易，无论是民间交易还是国家的公共采购都通行签订合同进行，包括投资贷款都签订合同，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保护。
管仲说：“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
“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规格质量和国家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家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解决。’”
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
如果有土地经营权的在贷款时就可以用于抵押，获得翻倍的贷款。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
依法治国有效地保护了民众合法产权，限制了富豪对民众的财富掠夺：
穷人并非不愿意夺取富人的财物，然而他们不敢，是因为法度不让他们夺取;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们也不敢，是因为他们畏惧法度的严惩。
4、动态分配与界定土地产权，实现持久的公平正义
在农业领域，管仲继续实施井田制，在将所有权与经营权获利权分割，授予民众经营权，获利权等产权的同时，进行改革。由于每个家庭人口也会因生老病死等发生增减变化，因此当初的的分配是公平公正的，多年以后就不是了，因此，要持久公平公正，就不搞土地产权世袭制，实行每隔十年重新分配的制度。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是国家的土地分配制度。
可见，人民的土地产权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周礼》规定三年变动一次那样频繁，而是相对稳定，随着情况变化动态调整，真正实现持久的公平正义。
为了繁荣经济，齐国还首创建立了国有盐铁企业，开发与利用国家的战略资源，为国家提供强大的财政收入，并因此反哺农业，免除农业税，使国企成为稳定经济的定海神针。
在让国有企业掌握战略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宣布，国家要像鸟保护卵那样保护民众的产权：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
齐国成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正好说明齐国依法治国，对产权的保护十分到位。
5、国家通过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场
管仲认为：凡国家不能调剂人民的财富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业流通各国环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市场。
粮食是人民性命的根本。所以，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多管齐下，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与粮食调控基金，实施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鼓励与保护粮食生产。
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市场商品有余人们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时收购;市场商品供给不足，人们就愿意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时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商品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宏观调控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相对较高价格购取较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相对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商品。各种商品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调控……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实施这些政策就可以使五谷粟米等商品供求均衡，满足民生，防止富商巨贾通过操控市场掠夺民众财富。
管仲认为，国家还要通过货币来进行调控粮食与市场：善于治国的君主，应该掌握货币这个交易媒介来调控粮食万物，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力量。
基于此，建立了“轻重九府”这个准中央银行管理国家货币，调控市场。
管仲说：“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
在掌握粮食货币同时，创造性的通过粮食、国家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奢侈品等方式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再用货币与粮食对市场供给需求进行双向调控，于是建立起独特的用粮食与货币双向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机制。
管仲调控市场的具体作法就是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主要指的是聚散天下资源商品。而平准法指在聚散天下物资的时候，按需求供给和公平价格削峰填谷，合理配置资源。因此，二者互相配合：既防止通胀也防止通缩;因此，既防止了生产短缺也防止生产过剩，实现比较平和稳定持续的增长。
6、人人共同富裕，适度富裕
道政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因此它首先要使人民富裕：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首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管仲发现人性的缺点：穷困了就往往不知廉耻，富裕了往往为富不仁，都难以管理，因此要消灭贫困，限制大资产者，实现人人适度共同富裕：
人太富裕了往往恃财自傲，不容易管理;人太穷了则不知羞耻……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
人民太贫穷，无法生存就会抢夺。造成社会动乱。资本过分集中与集聚造成一些人太富裕，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就会操控市场，左右社会，形成“一国二王”的现象，就会颠覆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
因此，管仲提出了“贫富有度”，即有适度贫富差别的共同富裕。
(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统一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管仲道政社会主义实践使齐国迅速富强，于是他辅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天下统一的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九合诸侯就是九次国际峰会。
第一次国际峰会：止战除暴 实现天下和平。
管仲认为“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因此，制止战争实现和平就成为第一次国际峰会主题。最后达成的共识与准则就是：停止战争，天下和平。
第一次会盟诸侯，桓公下令：“没有上帝的命令，不许有一天发生战争。”
第二次国际峰会：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止战除暴，实现天下和平后，第二次峰会主题就是解决战争产生的孤寡老人和孤儿寡妇的抚恤养老等问题。
桓公下令：“要供养孤老，供养常病者，收养孤儿寡妇。”
这次峰会再次体现“以人为本”的道政思想，并影响天下各国。
第三次国际峰会：建立天下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战争遗留问题解决后就应该振兴经济，实现国际自由贸易。因此本届国际峰会达成的准则是：各国田租只收取百分之五，市场收税百分之二，关卡收税百分之一，不要使人民缺乏耕织的生产工具。关税降到1%，建成天下统一准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第四次国际峰会：修建国际通道，统一国际技术质量标准。
实现国际自由贸易还必须有畅通的物流通道，消除货币，技术质量标准不统一的障碍。因此第四次国际峰会的主题与成果就是：
“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
此次峰会影响深远。战国时代的子思就说到当时统一的情况：“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之后的五次国际峰会解决了宗教信仰，礼祭祖先与上帝，治理贪官污吏，表彰道德模范，固朝贡贸易和天下治理体系 (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所以，孔子对管仲反复称赞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威尔·杜兰对管仲予以了高度评价：“在这55个侯国中，最重要的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齐国最有组织才干者，即是管仲……在他的治理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币值稳定，文化灿烂。”
而梁启超则在其专著《管子评传》中称赞管仲为中国可以自傲于世界，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的伟大人物。
(五)小康社会主义理想与后世的社会主义实践
孔子描述了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小康社会主义：
如今大道已经消逝，天下分成了一家一户的财产。人们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了自己……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因此成为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显礼制的内涵，用来考察人们的诚信;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不这样做的，有权势者也要罢免，百姓也会视为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尚书》，《逸周书》，《管子》，《史记》，《汉书》与其他众多中国古籍记载都证明，孔子所言不虚：小康社会主义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真实历史，只是被人误读误解(由于篇幅不展开，见拙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整体与治道》)。
孔子强调社会只有实现公平公正分配财富才能安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孟子在强烈谴责现实贫富两极化是率兽食人后 力劝君王们实现小康。
中国远古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后来被汉，唐，宋，明等各朝英明的政治家有所继承与实施。威尔·杜兰就指出，正是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鼎盛时代。康有为大弟子，哥伦比亚博士陈焕章认为，桑弘扬“是如此大规模上成功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王莽实施了恢复井田制，阻止土地兼并和均贫富三大政策，胡适因此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综上可见，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正是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
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苏东国家实践
西方在中世纪后期，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发表，奠定了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模式。
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是财富分配的方式，而其分配的根本原则就是按资分配，因此，资本所有者总是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被资本家垄断占有。卷入资本主义运动的国家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日益分化为严重贫富悬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劳动者成为被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从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国家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消灭私有制，减少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构想。《宣言》的思想与管仲指出的“私者，乱天下者也”， “有众废私”等思想是一致的;而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管仲 “废私立公”思想，孔子，孟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如出一辙。《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在最先进国家实施的十大纲领性措施在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实现过许多，并根据历史与国情进行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苏联作为第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抛弃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施计划经济。
但是苏东国家和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没有像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
列宁后来虽然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完全抛弃市场，并写了《论合作制》一文，表达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不久就去世，这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也没有被理解与贯彻，于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
苏东国家计划经济最初展示出高效的特点。但由于没有历史传统经验教训可资借鉴，理想主义地完全抛弃市场，僵化的体制不能持续发挥资本与劳动的积极性，在官僚腐败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展开等内外因素影响下，最后彻底失败了。
五、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融合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人?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也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一)从管仲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到毛泽东“人民万岁”
管仲与齐桓公讨论齐国顶层设计的时候指出，从“建立王业的开始，就要‘以人本’。根本治理则国家巩固，根本混乱则国家危亡。” 他还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天，国家不是君王至上，而是人民至上：
齐桓公问于管仲日：“王者何贵? ” 日：“贵天。”
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日: “所谓天, 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 辅之则强, 非之则危，击之则亡。”
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都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就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人民游行的滚滚洪流时候喊出了“人民万岁!”
同样是在天安门上看到这一幕的习仲勋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四维是社会根本道德原则。一九五0年，毛泽东处理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后，就用管仲思想来阐述惩治官吏腐败：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
(二)从管仲“废私立公”到宪法规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管仲坚持“废私立公”，“有众废私”等指导思想，将土地等资源的公有制度作为齐国道政社会主义的根本产权制度，而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制度。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六条就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是基本一致的：
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三)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管仲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实践了人民“贫富有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而孔子孟子则提出了大同与小康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参与起草与重要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一决议表明，中共历史上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邓小平也将“共同富裕”阐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习近平主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并将消灭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两个一百年的根本任务。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与创新者。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依法公平保护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实现全面小康”，管仲的道政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都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和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若此，必将有力促进当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完美融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光彩。
(作者简介：李学俊，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齐恒仲父大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学术部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