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月24日A3版]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贾根良
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思路与前提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大构想，是中国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新愿景，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全球化新道路。过去几年，由于大量产能过剩和巨额外汇储备压力，一些学者从解决中国中低端产能过剩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解读并非没有合理成分，但低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际背景和深远意义，有可能推迟中国以转型升级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或供给侧改革，造成中国将来与“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的冲突，并有可能使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中失去领先地位。
中国之所以进行供给侧改革，根源之一在于对外贸易结构上基本处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中低端产品”的状态，在于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混战和产能过剩、高端失守和供给短缺”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中国企业在转型升级上做出艰苦努力。如果没有“一带一路”作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中国企业只能背水一战，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生存下去。但如果只是单纯地将“一带一路”解读为解决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的出路，而不是基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那么，国内企业可能会产生惰性，攀登价值链高端的动力大减。由于经济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解决产能过剩的思路也将会推迟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产能过剩，推迟了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不过是简单地变成“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产品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转型升级到价值链高端，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一带一路”沿綫国家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将由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来满足。这不仅会造成中国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市场规模受到限制，而且，“一带一路”国家购买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就不会用人民币支付。这对建立人民币货币区是极其不利的。第二，这种情况又导致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价值链低端市场上发生严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给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上留有转型升级的空间。这不禁使人想起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教训：当英国通过全球化使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剩产品占据了当时多数落后国家市场的同时，国内市场却被美国、德国等新兴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高端产品所占领，从而导致英国工业力量的衰落。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只是单纯地将全球化作为过剩产品的出路。
国际竞争是一个动态目标持久移动的过程，是一个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不断战胜现有产业和现有技术的过程，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说明，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领先地位只能通过国内市场来创造，这也是国内传统产业优先于别国进行技术革新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单纯从过剩产能出发推行全球化的英国，不仅其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大部分被美国所占领，而且在当时世界市场上英国原先输出的传统过剩产品上，也无法招架住美国经过国内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品的竞争。因此，单纯地将解决中国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作为目标，有可能使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中失去先机。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就需要强化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同时，产业发展战略还应立足于国内转型升级，实施“价值链高端战略”和“双领先战略”。
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由中国企业主导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所谓“双领先战略”，是指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新兴产业、新兴技术上对内实施“领先市场战略”，对外实施“领先供货商战略”。国内领先市场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上创造全球领先市场的地位，利用新技术和本土市场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并使广大中小型企业接入全新的价值链。对外领先供货商的战略目标，就是发挥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中国制造发展愿景”的产品、设备、服务提供商等方面的优势，创造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新的竞争优势地位。19世纪末的美国、德国在超越英国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战略，但事后来看符合这种战略的结果。目前，中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上，高铁的例子可以说是接近这种“双领先战略”的。
正如“双领先战略”所揭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离不开国内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在这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政策制定不应该单纯地鼓励企业走出去，而应通过税收、外汇、人民币贷款等诸多方面优先鼓励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有成效的企业走出去，这对国内工业的供给侧改革也是一种推动。又如，如何通过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鼓励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建立作为系统整合者的“全球公司”。但是，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对于一个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国家来说，这些措施都不是根本性。因此，中国需要针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施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战略，以便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理由有三：
首先，从发达国家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只有通过扶植和保护国内价值链中高端，抓住智能工业化的制高点，才能实现“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能通过国际分工和技术转移带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正是遵循着西华德通过高关税保护，建立起了稳步发展并最终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新型工业的“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成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领导者。这不仅使其成为欠发达国家的新兴技术的优先供给者，而且也大量地占领了原先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国内市场，以至于在1901—1902年间，欧洲出现了大量的以“美国入侵”这样的字眼为标题和主题的图书，第一次以向人们敲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
其次，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是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根本性措施。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最后，国内市场作为“外围包围中心”的“根据地”，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新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只有通过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等国内市场，为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成长创造前提条件，占领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等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才能取得成功，“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实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