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根良
在提出这个新名字之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命名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上，“诸如非传统(nontraditional)、非新古典(nonneoclassical)和非主流(nonmainstream)这些词都曾被用来统称它们，但这些词都没有正确的学术感，或者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响。此外，一些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或者非正统政治经济学)可以用作一个统称，但这个词在历史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称呼，这也使得这种用法站不住脚”。弗雷德里克·李坚持使用“非正统经济学”，因为他认为，这种命名要突出所有流派的共性，不能偏向于任一种流派，所以，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不适合，但他又承认，“非正统经济学这个词实在是没有感染力，可能会被非正统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社会经济学或者制度—演化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弗兰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坚持使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名称，但这仍与这个词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称呼相冲突。因此，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界，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界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统一在一起命名呢?这是由其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对抗正统经济学的共同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正如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的调查所表明的：非正统经济学任何一种流派的教师在曼彻斯特大学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这使他们的生存危机感总是挥之不去，所以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获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许多分歧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虽然在这种统一之下，这些分歧仍是存在的。我国的国情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重要功能，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它们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我国没有必要将其综合在一起。而且，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其内容都比“西方经济学”丰富，因此，在学科分类上必须单列，我们也没有必要给予它们一个统一的名字。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对于如何命名其经济理论体系的苦恼在我国就不存在了，而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西方政治经济学”指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专指与这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立的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很清楚地表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而“西方经济学”在其鼻祖——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初就与“政治经济学”切割开来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不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因此，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是恰当的。事实上，在奥哈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所谓当代政治经济学诸流派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囊括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但将“西方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了。
有人可能会问：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难道不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吗?公共选择学派是这种“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我们就以这个学派为例对此做出说明。首先，公共选择学派等“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政治的经济学，它主要是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其学科属性更偏向于政治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将物质财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科属性。其次，它实际上仍以个人主义的和非历史的新古典范式为基础，与政治经济学约定俗成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相悖。最后，与“政治经济学”是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环境中研究经济问题这种宽广的视野不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向政治学输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由此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相异于经济思想史中“政治经济学”的惯常用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遭到了西方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不仅逐渐地被新古典经济学废弃了，而且还被公共选择理论家所盗用，用来概指他们的研究议程”，“特别是在美国，由维吉尼亚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上的使用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混乱的源头”。由此可见，“新政治经济学”背离了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主流，“政治的经济学”可能是其恰当的名称。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不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三、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意义
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开头所谈到的，学者们废弃或启用一种学科术语是有其目的的，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也不例外，目的就在于倡导经济学多元化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学界加强对这种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之成为抵抗“西方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经济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需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但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希·维特指出的，(作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鼻祖的)边际革命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西方经济理论界，针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非现实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许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着大量的批判，而我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对此关注，对于“西方经济学”很有用的流行观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实际上，出于改进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很少对资本主义现状进行辩护，更多地是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因此，“西方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更有助益。正如雅各布和马祖卡托2016年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的，“正统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幸运的是，在经济学中有大量的资源对此类问题进行过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几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学中得到了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些伟大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是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像本书各章所表明的，以这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提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观点”。这里值得说明的是，雅各布和马祖卡托在这里所谓的演化经济学是指新熊彼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指以凡伯伦为开端的老制度经济学，而非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更有价值，那么，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呢?——盲目追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但“西方政治经济学”却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西方正统经济学通过政府力量和大学科研绩效评估制度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边缘化之后，除了我国的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另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抗，高度集中的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正统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苏式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但作为其对立一极的西方自由市场大获全胜，结果,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成为了“伦敦城唯一的游戏”，其支配性影响比冷战时期更甚。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我国兴起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经济理论界迟到的翻版。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福山欢欣鼓舞，他欢呼美国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虽然福山早已承认了这种“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但经济理论界的“历史终结论”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思。2006年，笔者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 就是反思经济学中“历史终结论”的先声。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美国，“以至于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地被推进”。
显而易见，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就是上述所谓“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这种潮流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已经到了对经济学美国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一种企图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强大力量，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是抵消这种力量并推动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必须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萨缪尔森有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萨缪尔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理论范式在国家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重要性。在“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思潮支配下，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美国大学的同质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和近年来的“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都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进入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我国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一样，在硕士生教育中设置“西方政治经济学”专业。
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教学的课程设置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辉格史观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产物。简单地说，辉格史观就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编纂历史并指导人们行为的历史观。在辉格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界和科学史学界已经遭到批判的情况下，战后以来，辉格史观仍一直支配着西方经济学界，萨缪尔森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倡导者，直到《剑桥经济学杂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一整期专刊对其进行批判。当西方正统经济学支配了美欧国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萨缪尔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编写。萨缪尔森说到做到，在他有关经济学的谱系图中，经济学中只存在一种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旁枝末节，而美国学派、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谱系图中则消失了。
受上述辉格史观的支配性影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设置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讲授的只是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这是一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只存在一种理论传统的“连续性—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正统——引者所加)经济学的话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没有(对正统经济学——引者所加)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而且，据笔者调查，由于课时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程在还没有讲到非正统经济学流派时就结束了。在这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中，作为一种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笔者建议对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增加“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并列的核心课程，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教学多元化的内在要求。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以数学为基础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和这些中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因此，这两门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正统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三门的1/31/2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1/22/3用于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
(二)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核心课程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凡勃伦和熊彼特的经济学说深受马克思影响，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使学生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奥哈拉将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义者的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指出的，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在笔者看来，霍奇逊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大叙事和历史洞察力的强大魅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以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两个学派发展的基础，但其理论创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调节学派吸收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卡尔多的经济理论成果，并从熊彼特经济学、波拉尼的经济学说和法国年鉴学派中汲取灵感，从而创立了调节学派。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中发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标志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长波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立的。
最后，通过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早在2003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种设想，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丰硕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更加丰富，并将大大增强解释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制度、技术和金融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中观经济学和产业政策，奥地利学派在“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过程理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别、家庭和种族，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被吸收进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想来源。
但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人们除了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重视外，对“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大兴趣，研究的人也很少。
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可参看杨虎涛：《交汇与分野：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家的对话》;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16年的相关讨论。几年前，笔者在相关学术会议上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对象只是“西方经济学”，而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基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却视而不见;一些学者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史的时候，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史”也视而不见，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当代发展的联系，创新的思想源泉必然会越来越枯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西方经济学”，轻视甚至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一起鄙视“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总体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策。近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国内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政治经济学评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博大精深的，没有长期的研究，也是无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成果上，必须要有所创新，要有所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都要牢记在心的。只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