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云 李银娟 陈多多
综合学术界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主流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一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主张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指导中国发展，同时认为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存在单一化、未精细化、理论体系不成熟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他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1月 23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 2015年 12月 21日的中央工作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在中央层面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一次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涌现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梳理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以期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研究与指导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学科定位
1、不同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理论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南开大学周立群定义政治经济学为这样一门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探索生产关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从中得到揭示经济现象的思想方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承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经济制度、新常态与新理念、整体经济学与治国理政以及新时代世界经济。结合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定义，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反映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规律，并对其的经验总结。
实践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角度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凭空产生。郝全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客观规律，并且将实践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张占斌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使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角度出发去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可以将其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对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二者共性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刘伟认为，任何时期的任何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其根本属性都是为其所代表的阶级谋求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从二者个性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和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普遍性体现在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殊性是指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我国人民大众根本利益，满足的是人民大众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定。
综上观点，从理论、实践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相适应，代表我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经验总结，其目的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指出一些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熟视无睹，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如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反而在高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周文认为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中照搬西方理论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原有的标志性特色经济理论被淡化甚至放弃，这种现象会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下一代成长带来误导。但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郝全洪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比，具有中国特色。高帆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具有四个特性：一是基于社会实践秉持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审慎态度;二是注重生产关系或制度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作用;三是从生产、流通、分配等维度出发系统理解经济运行过程;四是立足于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改进来界定经济发展目标。周文指出，经济中心决定着经济学的中心，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学。他认为，到 2030 年左右，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中心、经济学中心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心均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因此，21 世纪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迈向新阶段，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过分繁荣是非常态的，且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繁荣有其历史原因，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日趋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主流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重大原则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王朝科认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而科学有效指导我们理解、把握和落实这一理论命题。蔡继明、靳卫萍指出，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科学抽象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法、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必然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刘伟认为，在新常态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要求。洪银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方法论。
坚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及话语体系中，还应该与时俱进，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杨承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特别尊重运用辩证法，也要突出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高帆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综合采用数理分析、计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
综合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看法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对一些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探讨，认为应该借鉴学习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此外，2016 年 5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时，首先谈到了继承性，也谈到要求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资源，并批评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的错误认识。因此，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为指导，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再次强调了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探讨。
沈开艳从经济制度、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任务和原则相一致;二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相一致;三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赵锦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坚持的四个原则，一要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二要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重大原则，三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西方经济学;四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张雷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主要有五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王立胜则提出，需要坚持六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二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程恩富更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
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众说纷纭，但一些基本共识也达成了一致，如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等。实际上，我们也要在遵循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那么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则也必须是服务于“新时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立足我国实际，回应现实需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与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习近平同志在 2015 年 11 月主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在目标任务上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发展：一是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二是在先富后富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建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升人民的全面素质，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一个资源。其次，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与现代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别，还有马克思理论并没有对未来社会经济体制提出具体规划，因此中国就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经济制度理论创新。最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遵循了经济发展规律，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高帆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转换的新常态下，在这种经济情形下，中国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有创新，而这一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可能路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理论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创新。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与时代发展相对应作出创新性实践，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扩展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三是综合不同经济学派的观点，汲取他们的优势从而形成新的综合理论体系。而中国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第三种途径，因为这一途径最有可能对当代中国实践形成最大的贡献。王伟光指出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创新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大重大原则;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经济新常态理论，当前中国正在实现经济转型，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效率型增长，国家动力也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中国经济发展要进入新常态就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关期，面临着上一阶段国家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副作用，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目前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充分利用国家既有的双边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针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需求提出不同的合作发展战略，既能有效带动沿线偏远省市的发展，又能将我国富余的投资投向海外;“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增速转换、结构优化和驱动转变，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供给，特别是优质增量供给，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创新举措和有效途径。我们的创新举措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否定，我们的发展思想仍是以人民为中心，但毕竟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必须紧跟社会的发展脚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提出有利于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做出了最初的阐述，他提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的思想，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具有新内涵、新理论和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肖林认为，与供给侧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他认为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领域、企业生产领域两大领域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探索。国家要在立足于实际的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根本上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新要素供给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减少政府干预，实现政府职能向市场配置的转变，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创新制度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三是在产业结构上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化发展，减少无效产业和低端产业的供给。四是着力优化短期中国市场环境，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时间和环境，以政策新供给来化解中国短期集中出现的重点问题。五是在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需求侧的管理，解决供需不均衡的问题，确保供需两侧有效协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战略机遇。顾海良、王天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多方面有建设和发展：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
我国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直到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功，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同志在十九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报告中贯穿了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思想，指出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坚持科学发展，在供给上满足人民对消费品更优质、更安全、科技含量更高、更个性化的要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特点和基本趋向，驾驭新常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新发展，是未来我们研究的第一要务。
四、《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2 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指出：“《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要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结合。2017 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众多学者对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探讨。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逄锦聚认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指导作用，而不是借鉴。此外他还提出，《资本论》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立场、根本方法论、基本理论、重要范畴以及重要借鉴。邱海平认为，要构建科学严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必须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对《资本论》加以继承和发展。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问题。刘凤义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二是怎样运用方法论的思想贯彻劳动价值论;三是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学，首先就涉及我们现在的初级阶段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一个问题。程恩富认为，《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都要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二是《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需要科学提炼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新理论;三是《资本论》包含若干科学揭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劳动概念体系、资本概念体系和剩余价值概念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四是《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有适合任何社会的一般理论，又有直接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用理论，还有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需要拓展的理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运用《资本论》方法论，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
可见，学术界对《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基本达成共识，《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思路各异、论证表述不一，但也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比当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创新与创造，但这些创新与创造一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概念界定问题。陈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较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概念的界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要概念的界定还存在欠缺;二是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内涵，但是仍然不够准确，需要从学科发展历史和理论溯源的角度深入探讨一些重要概念，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胡洪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在理论性、实证性、关联性及学界的参与面上还有待实现突破和拓展，主要表现在相关理论体系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以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缺乏清晰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宫宁认为，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政策解读层面，而忽略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理论分析多采用宏观论述而未研究精细化、微观化;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持续研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之间的研究比较少;现有成果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太过单一化，缺乏政治-经济-哲学的综合研究。王立胜认为，当前的体系构建工作还没有摆脱相对松散的学术体系特征，其主导的体系逻辑还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要兼顾学术规范性与内容完整性，可以围绕当前经济学“中心基础理论+分支应用学科”的学科架构展开，简单来说，这个构建过程可以概括为“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周文认为，要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问题。西方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成熟，我们也需要提炼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付诸更多地努力与行动，专题式地研究，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张宇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能满足时代与实践的要求，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不少难点问题有待说明;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理论和实践脱节问题突出;三是学科基础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还有待增强。因此，必须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强化理论基础，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奠定其学科地位。
总之，综合学术界研究观点，认为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存在有关概念界定不清、理论结构与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迈向了新的阶段。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的研究，丰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致力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所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