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工商文明中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使齐国的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使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含量明显增加，并且将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文明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齐国，很快成为无可匹敌的春秋第一霸。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工商文明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额附加值为诸侯争霸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并使诸侯国 “大国崛起”的梦想成为可能。
在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人类产生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从总体上说，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在财富总量恒定不变的情况下，由特定人群共同分享财富。由于财富总量不变，财富只能满足一定数量的人们的生存需求。少数人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只有利用权力(神权或是王权)介入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制定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优先保证极少数人——通常总是少数政治集团与特定利益集团的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技术文明的进步不断产生财富增加值，从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虽然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着，但第二种方式由于其产生的财富增加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特定人群争夺财富的内部斗争，并且能够满足更多的人们的生存需要。显然，第二种方式是合理的、科学的，体现出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
技术文明的增加值从哪里来?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质的飞跃，都离不开技术文明的进步。所谓的技术文明，是指人类运用智慧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活动所产生的物质成果——它不是物质本身所能呈现的，而是体现在改造世界时人类智慧活动的能动性过程之中，是“物质”被改造之后所呈现出的结果。技术文明的核心要素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等导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各类要素，而且包括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一切人类文化活动中的技术进步要素。
技术文明不仅包括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等传统文明之中的技术进步，而且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科技文明、工商文明、海洋文明等系统性人类智慧活动之中。技术文明活动的结果体现为物质文明;技术文明演化为物质文明成果之前，它只是其本身。
某些传统文明形式，如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等，利用技术所产生的财富增长到一定阶段便会达到极限，就不能再产生新的增加值。因而，技术文明对于这些传统文明的改造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当传统文明的技术进步到了一定水平后，就会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而不可能产生新的增长。而另外一些人类活动，比如经济活动，人们所看到的似乎只是一笔笔交易活动本身，但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成为“技术文明”的载体时，人类就会产生出比一般交易活动本身高得多的财富“增加值”——经济活动虽然只是表现为一笔笔交易本身，但它已明显地超越了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其新增加的——比一般交易高得多的财富增加值正来源于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
管仲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工商文明中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使齐国的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使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含量明显增加，并且将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文明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齐国，很快成为无可匹敌的春秋第一霸。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工商文明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额附加值为诸侯争霸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并使诸侯国 “大国崛起”的梦想成为可能。
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垄断经营的思想。“官山海”政策是管仲推行的重要的国家工商业政策。“官山海”中的“山海”，意是“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官山海”则是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的国家专卖。食盐和铁器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所必需，却又不能随地生产随时取用，必须依靠市场供给不可的特殊商品。管仲执政后，为大力充实国家财政，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将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控制在政府手中，废止先前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业而由国家征收部分税收的政策，转而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两种商品的国家专卖政策。这种“官山海”的政策及其实施，表面看来国家没有另外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不致引起社会民众的骤然反对，实际上通过盐铁业产运销的政府垄断性控制和运营，对社会民众(盐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进行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掠夺，很隐蔽很巧妙地获取了巨额财政收入。盐铁专营政策以平均主义的方式搜刮民财，而国民却并不知晓，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国家财产的积累，又可以推行其他诸如以丰补歉等宏观调控的措施。“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垄断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当然，“官山海”政策并不是管仲的“发明”，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核心经济资源的垄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资源垄断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垄断行业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成为多数王朝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一项法宝。管仲正是从周厉王倒下去的地方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但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管仲之后，“官山海”政策对民间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发挥了突出的“抑商”成效，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
宏观调控的思想。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君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卖、垄断货币、资源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有点 “计划经济”的味道。《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轻重乙》)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管子》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3.垄断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藏富于民的思想。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仲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仲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了时代发展，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调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此外，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很少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椐史料记载：管仲允许在繁华的都城临淄开了几家 “女市”,即妓院，并向“女市”征税，对于繁荣齐国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到了现代，仍然有人把管仲视为娼妓的保护神。
由于历史资料甄别所造成的困难，我们很难弄清究竟哪些才是管仲的经济学思想。其实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往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启发性，其中有不少经济学思想是后人在对管仲执政行为的整理和分析中得出的。在无法对历史资料进行甄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那些与管仲的改革相关联的核心思想，为管仲及其改革集团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后世管子学派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