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林木西
[上接10月20日04版]
“北方本”的编写源于1978年6月国家教委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鉴于当时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全国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与会者纷纷呼吁编写一本适合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经商议决定由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作为两主编单位，由谷书堂、宋则行两位教授担任主编，北京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等北方13所院校共同编写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1979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8年编写的“北方本”第一版中，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把“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即相当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并把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主线。同时，大胆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明确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提高了商品经济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的地位”，这一提法比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早了整整6年;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比1992年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早了14年。这其中，包含了宋则行很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在1985年的第三版，宋则行开始将其运用自如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及其平衡关系的论述体现在教材之中，特别是关于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平衡实现条件的分析。之后一版比一版清晰，一次比一次细化，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以致被其他教材和论文广泛引用，为我国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从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不仅如此，宋则行还组织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调整，这是1988年第四版修订的最突出特点之一。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大多沿用马克思《资本论》的“三卷体系”或“过程分析法”，即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生产过程，这种分析方法对分析生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为了进一步研究合理组织生产力、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作用，宋则行在率先组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的有关人员(包括一些青年学者)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在征得南开大学有关学者的同意后，在第四版的教材体系安排上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即把企业与直接生产过程、市场与流通过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与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第四版新的体系结构。这种安排也与十三大提出的“三联模式”相适应，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分巧合的是，“三联模式”的始作俑者正是宋则行担任辽宁大学经济系主任时的得力助手王积业研究员)。同时，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北方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2013年前后历经35年，连续修订出版10版，发行逾百万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奖(1988)、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促进了队伍建设，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一些中青年教师受到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熏陶茁壮成长，并在2009年第九版顺利实现了主编的新老交替。
“北方本”历经35年长久不衰、队伍不散、成果不断，主要得益于两位主编的精诚合作和互相支持。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佳话：从年龄上，宋则行比谷书堂年长8岁，从资历上宋则行1941年入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年—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谷书堂1946年入南开经济学系学习，1950年留校任教。但宋则行一向为人谦和，做人低调，对母校南开一往情深，对谷书堂尊重有加。谷书堂也尽显大师风范，敬宋则行为师长，凡事均与他商议。两位经济学大家的博大胸襟和情怀，使两校的青年学者无不深受感动，从中获益匪浅。
而西方经济学研究无疑是宋则行的强项。从剑桥毕业回国，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1965年就客观地撰写了《怎样批判凯恩斯的乘数论》，1979年协助许涤新编写了《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学说史”部分，1981年撰写了《国外经济学讲座》(第四册)“新剑桥学派”部分，同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撰写了6个条目。1984年辽宁大学成立西方经济学研究室，宋则行在率领弟子开展研究的同时，一直对西方经济学保持清醒的态度。1987年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在国内较早系统阐述了西方微、宏观经济学体系，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1989年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侧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条目进行分析，厚今薄古，重在现当代，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部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辞典(1995年正式出版)。
三是《资本论》研究。宋则行在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资本论》具有特殊的研究视角，就是同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如1991年在刘波教授《〈资本论〉概说》序中所说：“《资本论》作为一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从1867年第一卷问世起，就曾先后遭到西方经济学的强烈抵制、责难、曲解、诽谤和攻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伟大生命力”，他还引用导师琼·罗宾逊的一段话“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认为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必须认真学习、看懂看透《资本论》，“正确掌握《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则是正确分析所要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为此，他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深入思考，集中体现在199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再认识》一书中。
除此之外，宋则行在世界经济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方面的著述也堪称精湛(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时的专业就是国际经济)。如《关于固定资本更新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缩短问题》(1961)、《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失业问题的剖析》(1963)、《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1983)等。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学者友好代表团、中国经团联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学术交流过程中，对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加强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理论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进程：
早在读高中和上大学时，宋则行曾接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通俗读物，由于当时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愤恨，书中的理论观点对他颇具吸引力，并在心中暗自折服。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期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但对苏联模式颇有微辞。
剑桥学习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与其两位导师的学术倾向和学术观点有很大关系。宋则行在三一学院学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他的两位导师非常有特点：斯拉法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早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后成为凯恩斯的得力助手。他从20年代后期起编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全十卷)，他个人的主要著作是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正是这部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却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简称“转形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奠定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被称为“斯拉法革命”，并与“凯恩斯革命”相提并论。罗宾逊夫人更是毫不逊色，堪称当代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她是凯恩斯同时代人，其学术贡献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之所以没有获奖，一是因为论资排辈，二是性别歧视，三是政治倾向(主要是凯恩斯左派，同情马克思)。不仅如此，她的弟子也好生了得，先后有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55—1956年拜琼·罗宾逊为师，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因其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另一位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66——1970年追随琼·罗宾逊做博士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得诺奖。如此说来，宋则行应为这两位诺奖得主的同门师兄。正是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两位导师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对宋则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他还认真研读了《资本论》，以及保罗·斯威奇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甚至还阅读了英国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艾德礼、盖茨克尔等人的著作。但在这些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两位导师的著作。他曾深情地说道：“我后来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研究上做到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
1948年回国后，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边学边教、边教边学。1956年应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57年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学习、研究马列原著后的一部专著，尽管受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但在“文革”中还是被误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毒品而遭绝版。在1961—1963年理论界比较宽松的年代，主要围绕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固定资本更新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关系等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引起经济理论界的争论后被普遍认同。1983年，为参加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撰写分析马克思资本构成理论的论文并获奖。之后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劳动价值论、生产性劳动等问题发表(撰写)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宋则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价值和生产价格等研究方面，他力图在东西方经济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作为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总有某些共通之处。例如，“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同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相通的”“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式，撇开它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外，仅就这个模式的基本方程所表达的数量关系而言，与我们所概括的马克思增长模式有相通之处” “后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分析方法看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后者的回归”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 “从分析方法上说，斯拉法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所应有的逻辑和历史的方法是相吻合的”。在这里，宋则行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和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和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力求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避免厚此薄彼，力争做到扬长补短、相互沟通。而且，在论文中还进行了大量的数学分析，充分显示了其扎实的数学功底，这在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宋则行一贯强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在分析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更重视运用其为中国现实经济服务。他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
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发挥政府作用。如前所述，早在大学期间，宋则行就对兰格的“试错”理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强调政府计划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大跃进”时的错误，曾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1979年，进一步提出区分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种层次中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6年，提出增强企业活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必须具备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两方面的条件。上述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相互连贯的，对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1981年，宋则行在全国最早提出“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的概念。1983年，最早提出按社会生产按前后衔接顺序，将物质生产部门划分为原始产品、中间产品和社会最终产品生产三大门类。1986年，在分析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公式时，不同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提法，最早提出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键是“社会最终产值”意义上的平衡，后来这一观点逐渐被官方所接受，国家统计局在宏观经济指标中设立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即相当于社会最终产值)这一总量指标。
三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宏观分析尤其是总量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的传统，宋则行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有了新的发展。1984年，主编全国最早的一部宏观经济分析著作《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将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效益分析结合在一起。1989年，在全国高校最早系统研究并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既分析需求管理又分析供给管理，提出应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和对外经济等政策，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短期平衡和中长期动态平衡，以及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价格改革等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分析。1981年，宋则行在随中国经济学家访英代表团访问牛津、剑桥大学后，对我国片面追求高增长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必须做到量力而行，比例适当、结构合理和效率提高。1982年，从资金运动和货币流通角度分析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86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与适度经济增长率。1991年进一步分析“适度增长率及其制约条件”。1996年，提出以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大小或投入产出效益水平高低，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准。总结起来，宋则行关于社会主义增长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其分析框架集新古典、新剑桥抑或新经济增长理论之大成，对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实现内生增长和创新发展内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5.教书育人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宋则行的经济思想、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对辽宁大学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是辽宁大学经济学科的创始人、奠基人，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园里，目前矗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座雕像，就是宋则行先生的塑像(2008年)。
在学科建设方面，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宋则行就开始招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得全校第一个硕士点，有人说是由他“争”来的，实际上当时辽大根本没报，是经国家正式批准“送”来的。1984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外国经济思想史(1993年统一改为西方经济学)专业成为全校第一个博士点。在宋则行的培养、指导和影响下，辽大经济学科发展迅速，1990年代中期就已拥有外国经济思想史(1984)、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0)、企业管理(1990)、世界经济(1993)和国际金融(1996)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遂使辽大及学科站到全国经济学科的前列。1998年建立国家重点教学基地“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2003年在教育部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七、地方院校第一。1999年获批第二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2010年改为“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2000年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政治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评审中双双名列全国第一，2003年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评审并列全国第一，2005年工商管理并列全国第一，2011年统计学成为全国第一批该专业一级学科博士点。1995年获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的经济类博士后流动站举办单位(后分设为应用、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012年成为全国第一批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1984年外国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1995年国民经济管理被评为省级重点扶持学科，1997年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2、2007年，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连续两届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金融学2007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1997年辽宁大学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经济学学科群”进入“一流学科”，辽大由此成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十年又上一个新台阶。回想当年，如果没有宋则行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艰苦创业所奠定的基业，没有经济学科三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就没有辽大经济学科的今天，也不会有辽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今天。饮水思源，不由得对宋则行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深切的怀念。
在队伍建设方面，当年辽大经济系以宋则行为核心组成了颇具特色的领导班子。当时宋则行任首任系主任，两位副主任分别为彭清源(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王积业(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副博士、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以致留下一段“英美苏领导辽大经济系”的佳话。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具有英美苏留学背景和在国内著名高校(如北大、人大)毕业的高材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为辽大经济学科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仅如此，宋则行将其所担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如全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全国外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务，薪火相传，分别传给辽大第二代、第三代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至今仍在这些全国性学术组织中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扩大我校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在人才培养方面，宋则行教授虽身兼数职，但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第一己务，花费大量心血培育一代新人。由于其成绩卓著，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1995年被评为辽宁省功勋教师，是全校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终身教授。宋则行教书育人的特点：一是识才爱才。在其麾下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有些甚至是“怪才”，如安徽省武术队队员、辽宁省象棋队队员，但前提必须是成绩过关、学术过硬。二是因材施教。他秉承了“英式教育”方法，将通识教育与博士生课程教育结合起来，提倡自学，主张创新，容忍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三是育才有方。他的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学生想偷懒也不行，布置的外文原版书必看，考试时按章出题，博士论文连标点符号、文字疏漏甚至印刷错误都逐一指出，学生接到批改后的论文既惭愧又感激，纷纷将论文修改稿作为文物珍藏。
笔者曾在宋老师身边工作、学习21年，对此有深切体会。1982年，根据时任省委书记郭峰批示，为宋老师成立研究室，配备助手。为此于1982年11月和1984年9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室。同时经系里研究、宋老师本人同意，决定由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兼任宋老师的学术秘书。1989年9月正式成立经济研究所(增加1972年成立的世界经济研究室)，宋老师担任所长，刘波、冯舜华两位老师任副所长，我任所长助理(1995年10月任直属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其间追随宋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由于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等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努力不够，博士论文迟迟未能答辩。宋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对此极为宽容，从未干涉我的活动，同时丝毫不放松对我的要求。及至我英文原著读完考试过关，终于写完初稿，忐忑不安地将论文交给宋老师过目。当我看到宋老师几番修改后的论文上，有些地方密密麻麻写满铅笔字(宋老师改稿从来不用红笔，以示对作者的尊重)，不由得肃然起敬。经过宋老师的认真修改，不仅文字和标点符号更加准确，条理更加清晰，连原文中的“or”和“of”的印刷错误都纠正过来了。对此，宋老师曾平静地对我说“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你看连印刷都有疏漏嘛!”也许是“恨铁不成钢”，抑或我拖延太久给老师的压力太大，待正式答辩之后我向宋老师深深鞠躬表示感谢，竟引得老师当场动容。当看到师生二人相向而泣的场面时，主持答辩的汪祥春老师(他还参加过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十分感慨地说：“我参加过这么多的博士论文答辩，从没见过如此感人的场面!”每当忆及于此，不禁使我百感交集，更加怀念我的恩师宋则行教授。
适逢宋则行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此衷心感谢先生多年的谆谆教诲，您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将永驻弟子心间，您的光辉将护佑辽大经济学科和辽宁大学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