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林木西
他热衷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从事社会调查和实际工作也情有独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学的是凯恩斯主义、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毕生致力于东西方经济理论沟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者不在少数，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与日俱增，但真正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开展卓有成效创新性研究的为数不多。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涛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经济学界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搞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却崇拜西方经济学”,他对宋则行教授称赞有加，而且两位宋先生的称呼也十分有趣：宋则行教授尊称宋涛教授为“宋老”，宋涛教授戏称宋则行教授为“小宋”(许多人习惯称“宋公”，学生们则一律称宋先生、宋老师)，为此经常使身旁的学者和弟子们忍俊不禁。
1.求学之路
宋则行(又名宋侠、乳名砚畦、别名田圭)，祖籍上海宗明岛向化镇，1917年10月1日(旧历8月29日)出生于当地四大姓氏之一的“河角宋家”。宋家祖上殷实，重视教育，坚持将儿子送到洋学堂读书。父亲毕业于复旦商科，曾在银行任职、在工厂做过会计。后家道中落，父亲经常失业，但仍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宋则行天资聪颖，年幼好学，当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时，靠姑姑变卖首饰凑足了学费，才得以到著名的上海中学学习，其间有好几次拿不起学费，靠亲友的接济才得以继续读书。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他从小养成了安静少语、勤于思考的习惯。每逢放假回家，经常手不释卷，挑灯夜读。当时他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成绩非常好，也酷爱文学，这为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写作基础。
1935年宋则行中学毕业后，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无奈家境所限，只得报考了全部官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经济系。当年报考4000余人，录取140人，最后毕业128人(统称“政大八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学校历经三次搬迁，先至江西庐山再赴湘西芷江，最后抵达重庆郊南温泉。颠沛流离中，宋则行仍如饥似渴地学习，先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通俗读物，研读了马歇尔、希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毕业前阅读了凯恩斯的《通论》，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大学毕业，宋则行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从事出口贸易管理工作。本意是想多接触一些实际工作，结果差强人意，主要是看不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沆瀣一气、腐败无能，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故而萌发再度深造的念头。但另一方面，两年的出口贸易管理工作，也为以后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41年，他考入迁入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南开经济研究所从1935年开始在国内首创培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至1948年共招收十一届、59人，宋则行为第五届(统称“南开五届”，共7人)。师从李希敏(美国加州伯克利博士)、吴大业(“南开四吴”之一，哈佛博士)、陈振汉(哈佛博士)、崔书香(陈振汉夫人、哈佛硕士)等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学。从此，他一头扎进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丰富的西方经济学原著的书堆里，成天埋首于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希克斯等的著作中。其时，正逢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重要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他对其新颖的“试错”理论的浓厚兴趣，并在1942年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的《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一文中，用一定篇幅阐述了兰格的观点，认为“计算价格”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自由运行。这是他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最早和初步的探索。1943年，在导师陈振汉、李希敏的指导下完成了《国际贸易利得之来源及其衡量》的硕士论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经南开经济研究所老师何廉(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方显廷(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兼任中央设计局调查研究部主任)推荐，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工作，任资金组组长，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参与《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大纲》编制。当时，何廉认为“计划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方显廷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宋则行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的方案，认为计划经济制度建立是一种远景，为此一定要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张国营事业，控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控制全国的消费市场，实现对外贸易由局部国营到全部国营，继续加强对外汇的管理，以及控制全国金融。在开始崭露其经济学才华的同时，宋则行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结识了湖北天门才女、萧何后代、在同组工作的肖端清女士，她年轻俊秀、才貌超群，后考入金陵女大(现南京大学，是当年的校花，宋的好友滕维藻曾评价其“较之庞曾漱(浙大皇后之一，因滕为浙大毕业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后成为中国统计战线的“四大名旦”之一)。两个人从相识、恋爱到结终身之盟，前后不到一年，这也成为他之后负笈海外、回国效力的巨大动力。
1944年，宋则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华的留英考试，在8个社会科学名额中赢得了唯一的经济学名额，考取中英庚款第七届公费生赴英留学，到剑桥大学31个学院中“三大牛院”之首的三一学院(其次为国王学院、圣约翰学院)，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称罗宾逊夫人)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正值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凯恩斯理论异常活跃的时期，宋则行的一大收获是深刻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性，系统把握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影响总需求各种总量关系的分析，这一方法使其终身受益，为日后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剑桥三年求学期间，斯拉法和琼?罗宾逊两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和耐心指导，使宋则行领会到新剑桥学派的真谛。按照剑桥三一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方案，第一年的博士课程主要由斯拉法(俗称大导师)指导，并负责确定研究方向;第二、三年的论文创作主要由罗宾逊夫人(俗称小导师)负责。为此，1945—1948年期间，斯拉法与宋则行先后晤面16次，据斯拉法日记记载，仅1945年11月—1946年11月，师生二人正式会见就达10次，几乎每个月正式会面一次，讨论内容十分广泛。正是这种剑桥式的通识教育和博士课程学习，使宋则行脑洞大开，视野开阔，对其树立国际化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教育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宾逊夫人当时不在三一学院而在经济学系任教，她对宋则行的论文指导无疑具有女性特有的严谨和细腻，宋则行对此倍感钦佩，特意在论文前言中对其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她长期以来所给予的鼓励、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正是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两位大师的真传，使宋则行掌握了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形成求真、务实、缜密的学术风格，这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则行的博士论文《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1924—1938)》，与其硕士论文在选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做法不同，宋则行没有选择他最熟悉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而是选择了连英国学者都鲜有涉及的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问题进行论述。正如他在论文前言中所指出的，“大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英国主要出口行业竞争地位的变化，而很少有文献去研究出口贸易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实在令人感到惊奇”“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经济分析的最新发展来弥补这一空白”。而且，他所研究的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的时间跨度长达14年，正是1929年大危机前后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在论文的七章中，第一章为理论部分，构成实证分析的基础;第二章研究英国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与同期英国一般经济活动变动历程之间的时间关系，同时对各种决定经济好转和恶化的因素进行检验，评估在不同情况下出口贸易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在第三、四、五章，分别对1924—1929、1930—1932、1933—1938年三个不同阶段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在第六、七章则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对一些主要行业的影响。正是由于两位世界级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和宋则行本人的出色工作，使其顺利获得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英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也由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表现，赢得了两位恩师的一致首肯和格外器重。“文革”后斯拉法访华期间，指名提出要见爱徒宋则行，师生二人见面后紧紧拥抱，令所有在场者无不动容。而宋则行教授重返英伦回归母校，已是32年后的事情。
2.人生转折
在宋则行的经历中，有三次重大的选择决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
第一次重大选择是剑桥毕业后，是选择留在英国或去美国享受个人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回去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当时他在南开的老师何廉在美国，写信约他赴美，被他婉言谢绝了。原因之一是对祖国的眷恋。他在写给未婚妻肖端清的信中说：“到外国去享福，虽然非常诱人，如果自己的国家处在太平盛世倒也罢了，偏是多事之秋，正当祖国受苦受难的时候，躲在国外，逃避现实，等国内局势安定后再回来坐享其成，我想你我都不会这样做的。”原因之二是未婚妻肖端清的影响。宋则行赴英后，1946年10月12日，肖端清结束了在中央设计局的工作，考入南京金陵女大政经系，上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与彭佩云(1945年—1947年在西南联大社会系、金陵女大外文系学习，后任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一起联合主办过壁报(彭佩云主编、肖端清副主编)，作为京沪苏杭豫五区联合请愿团执委、主席团发言人之一参加到教育部请愿，并当选金大学生自治会七名委员之一(分管文书)。作为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肖端清曾多次写信介绍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并与宋则行共同探讨人生和祖国未来的发展前途。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之对爱人的眷念，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遂使宋则行义无反顾，毅然回国，决定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做出贡献。
第二次重大选择是上海解放后，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到东北参加解放区建设，投身东北的经济和教育工作。1948年9月回国后，宋则行原想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工作，但因经济研究所在战火中遭受重创，迁到昆明西南联大的图书资料一时难以运回，恢复工作短期难见成效。无奈只能回到上海，在何廉筹办的、以金城银行为靠山、方显廷任所长的中国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主编《经济评论》杂志。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自由?管制?国营》和《原则与经验和联姻》等文章。但他对此很不情愿，在写给夫人肖端清的信中说道：“我实在不愿意再写这种帮凶、帮闲的文章了”。1949年3—4月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停办，《经济评论》被迫停刊。这时，他不得不暂时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除在暨大执教外，复旦大学聘请他去做工商管理系主任，南开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纷纷寄来了聘书。这时东北财经委员会的招聘团也来到上海。由于有了出国前后的工作经历，宋则行深刻认识到只在书斋里读书、写文章远远不够，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实际工作。经过与夫人商量，他谢绝了各个学校的聘书和兼职，毅然决定参加支援东北的建设。1949年9月，宋则行和与他怀有同样抱负的南开同学汪祥春(南开第六届，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方秉铸(南开第八届，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隆高(南开第八届，辽宁大学、南开大学教授)等一起来到设在沈阳的东北统计局，自此在东北这片沃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第三次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是选择从政还是从教、担任民主党派负责人还是同时继续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东北后，宋则行到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工业处任研究员，参与新中国统计制度的创建。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到鞍钢、抚顺和沈阳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公私合营的普查工作。从抽样调查到工业普查，宋则行干得热火朝天。在东北统计局工作的三年，是他感到最充实、最愉快也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但这期间，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就是“海外关系”。所谓“海外关系”主要是指与最好的同学杨叔进的通信关系。二人同在中央政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而且都是同届)。宋则行1945年赴英留学，杨叔进1946年赴美深造，1954年获得威斯康辛博士，后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经济事务官和经济协调处处长。杨是辽宁法库人，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宋则行到东北后，他从泰国写信来恳请代问其哥下落，随后寄了一笔美元烦为转交。由于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加之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每个季度都有刊物寄来，而当时的东北统计局是全国最早创建的统计局，属于国家一级保密单位(连记载数据的笔记本都不准带回家)，由此被公安厅作为“特嫌”加以内控(后升至由中央调查部直接管理)。1952年东北财经学院成立，宋则行被迫调离他心爱的统计系统，到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前身)教授政治经济学并任教研室主任。从此之后，“海外关系”一直与他纠缠不清，历次政治运动都拿出来说事。虽然反右斗争侥幸过关，“文革”终未逃脱，除此之外又加了一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批斗，甚至导致腿骨骨折。但凡事也有转机。1964年中央调查部到家找宋则行谈话，大意是说杨叔进在远东经济委员会“表现很积极、很进步”，希望宋则行能继续写信，让他为中国多做些贡献。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特嫌”的问题。80年代后期杨叔进任世界银行高级专员，作为世行代表多次访问中国，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他也为世行批准对华无息贷款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被视作宋则行的“工作成绩”。及至宋则行的恩师斯拉法访华与其会面，更使他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此后，宋则行曾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在政治上，宋则行的另一个身份是民主人士、民主党派负责人。本来回到上海后按宋则行和夫人的想法，要参加组织应该参加共产党，当时如果在南京还相对好办，因为肖端清的不少同学都是共产党员，但在上海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因此上海解放前夕，宋则行在其叔父宋安的介绍下参加了民盟，并为民盟散发过一、二次传单，到沈阳后脱离了民盟。在东北统计局后期，局长杨坚白动员他参加民主党派，认为对他改造思想有好处。经选择于1956年参加了九三学社(当时尚未批准)，并先后担任九三学社沈阳分社秘书长、主委，省九三学社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第二届主委，第三、四届名誉主委。鉴于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宋则行先后当选第二、三届省政协委员，第二、五届省人大代表，并当选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已成为民主党派负责人，但宋则行矢志不移，仍然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1979年4月，经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在入党宣誓时表示的那样，虽然历史上曾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但对党的忠贞不渝的感情始终未变，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之后，他担任第七、九届沈阳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第八、九届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全国人大常委的地位很高，每两个月到京开会一次，但他认为主要是些立法工作，自己研究的是经济学，与人大常委的工作不符，因此主动提出辞去这一职务。当年辽宁省共有两名全国人大常委，另一位是杨烈宇(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因病逝世)，空缺出的两个位置分别由聂力(女将军)、曾宪梓(金利来领带大王)继任。后来，辽宁省原副省长彭祥松不幸去世，上面准备选一位民主党派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接任，当组织谈话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时任省九三学社秘书长、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王文元(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最高检副检察长、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有人多次问他对此是否后悔，他坦然地说“我不太适合当官，更适合做学问”。
3.研究领域
由于工作经历和个人的兴趣，宋则行涉猎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别人看来，如能在某一领域做出成就已属不易，而宋则行在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均获得了不同凡响的骄人业绩，主要有：
一是经济史尤其是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主要是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宋则行曾不止一次的说过，研究经济理论必须懂得一些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国很多学生和学者都拜读过他的一些大作，一些人误认为他是研究经济史起家的。实际上，从东北统计局转入东北财经学院，他最早研究的并不是经济史。反右运动的一天晚上，他平静地对老伴说：“我不是党员，教政治经济学不合适，当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更不合适了，所以组织上调我到外国经济史教研室，我很同意，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门课”。实际上，宋则行具有很扎实的经济史功底，他在南开的导师崔书香教授就是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当时南开经济研究所专门设有经济史专业，共培养出5名硕士研究生(宋则行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从此，宋则行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史，并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我国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宋则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建树，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创造了这两个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范式和学术研究的宏观框架，并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
早在1957年，宋则行就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1965年、1980年与樊亢先生主编的《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三册本)，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通论性学术著作，被誉为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我国高校外国近现代经济史教学无以替代的经典教材蓝本”。1973年与樊亢合著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1989年、1998年共同主编并出版修订的《世界经济史》(四卷本)是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这部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以其在创立我国世界经济史学科的科学体系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史研究方面所进行的成功尝试，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宋则行在南开和剑桥学习期间就阅读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原著，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经典著作了然于胸，并曾得到世界级经济大师的真传。因此，对外国经济学说史自然非常熟悉，而且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最初的称谓就是“外国经济学说史”(全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93年改为“西方经济学”)。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尤其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兼与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比较》(1995)和《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由来、形成及其完善——兼论斯拉法对古典传统的价格理论的发展》(1996)等论文和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宋则行1952年调到东北财经学院后，为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更好地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意向学校要了一个房间，独自一人刻苦钻研，每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日下午回去。即便后来被剥夺了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权利，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苦思索。改革开放后，他多年的学术积累终于得到了极大的迸发，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和学术论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与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