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双一流"建设中，尤其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现实指导。文章首先分析了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之于"双一流"战略导向的契合度，然后探讨了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难点及其突破点，进而阐述了中国可从哪些方面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贡献。研究认为，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需要按照国际同行学术标准进行评价，所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应该是国际同行关注的问题，从而需要从完善学科分类评价体系、加强原创性研究和高层次人才集聚等方面加以突破。与此同时，针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研究指出，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禀赋和现代价值的挖掘、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创新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理论提炼升华，是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且应该做出重要贡献的三个方向。
【引言】
教育兴国、人才强国是国家根本发展战略，中国的重新崛起和伟大复兴需要教育的振兴作为支撑。正在推进之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如能真正落地和实现，对于中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重要意义。在“双一流”建设中，尤其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需要注意平衡和处理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不能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自然科学重要，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科学是为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提供理论基础的，比如，中国哪一个科学发明创造有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科学理论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大?因而，恰恰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更需要朝着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要求。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如果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作为现代经济学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历了240个年头。由于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经济学也是一枝独秀，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与教学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期间，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1980年圆明园经济计量讲习班、1985—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特班、1995年北京大学CCER和1996年武汉大学IAS的特区式改革、2004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体制内以海外院长实聘和大规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着力点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以及随后其他高校纷纷跟进所呈现的经济学教育蓬勃发展等事件。
经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的大量经济学人和同仁的努力，经济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所有社会科学中最为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根据一些国际公认的排名，国内一些高校的经济学和商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已经跻身全球前200强乃至前100强，或者入选ESI世界前1%，具有很大的潜力实现进一步的跨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下进行系统思考，许多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难需要用发展中的经济理论加以指导，这其中蕴藏了大量的经济理论创新的机会，如能善加把握，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也可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具有一般意义的世界贡献。
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这个问题：一是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性如何?二是如何来推动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三是中国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哪些贡献?
一、 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
符合“双一流”战略导向
(一)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紧迫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变革及其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和商学人才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性地辨析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后不难发现，中国要真正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强国和先进发达国家，就要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以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作为支撑，并着力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金融、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以经济学为重要理论基础的商学教育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追量向求质”的稳步发展过程，为不断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提升国民创富能力以及指导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理论依据和人力资本支撑。时至今日，经济学和商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速度最快、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约占总数的1/4)、生源质量最好的学科之一。然而，与这一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尽管学生素质一流，但由于课程体系落后，大多数教师的水平低下且没有受到正规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已经十分庞大，但其质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对高层次的经济、金融和其他商学人才的需求，且这一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进而导致大量学生舍近求远地出国去学习经济学和商学，以及众多学校和机构不得不大量引进海外博士人才。
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扭转，将无法培养出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能力的经济学和商学人才，也不利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进而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众所周知，经济学教育的正负外部性都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启蒙、发展、传播和应用，那么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将可能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现代市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决策者误解和误用，那么其政策后果则可能是巨大的经济灾难。肇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证。这迫切要求中国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充分重视和科学规划一流经济学学科建设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工作。
(二)现代经济学科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的导向是“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对于贯彻落实这一建设导向，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现代经济学十分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强调“假设—推理—结论”三段式的内在逻辑分析，强调使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的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自然科学性、实证性和应用性。这也是“诺贝尔奖”后来要增设对经济科学的奖励的原因所在。
因此，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没有特别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也许是经济学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够得到各界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许多人由于对现代经济学存在误解和偏见，就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从而认为其具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从以上说明中可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弄不好就会(并且也已经有迹象和苗头)对改革的方向造成很大的困惑。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这样的改革开放，要取得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样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有其内在客观规律
同时，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有其一系列内在的客观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就无法真正打造出“双一流”。其中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对于世界一流的定义和标准必须放置到国际同行中去认定，所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是国际同行所关注的问题。因此，打造中国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需要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行评价，学科水平需要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和得不到国际同行认可的自封一流，应该强调对于人类文明带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国情和特色。也就是说，应该继续秉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方针来推进“双一流”建设。
如前所述，经过近一二十年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有一些高校的经济学科由于开展国际化教育科研改革较早，已经在国际公认与通行的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据一定的有利地位，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潜力和基础。比如，笔者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求真务实，通过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知识贡献水平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就具备了这样的潜力和基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确如此，根据荷兰蒂尔堡大学按照30多种国际顶尖和国际著名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显示，全球经济学研究2012—2015年(这也是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时间段)按照国际顶尖和重要著名的30多种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数最新排名，其经济学科已位居世界第54位、亚洲第2位、大中华区第1位，如按照最新单年排名则更为靠前，201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31位;按照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学科跻身世界前151-200名;按照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和商学学科也跻身世界前151—200名。
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
面临的难点及其突破
(一)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的难点
中国要从大国成为强国，并在制度和人才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权，需要以制度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凝聚及培养大量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哪些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同样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二是“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三是“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办出让学生、家长及社会满意的经济学教育。当然，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些是主要问题或问题的主要方面，也是制约国内一些经济学科冲击世界一流的关键“瓶颈”因素，亟待突破。
(二)打造世界一流中国经济学科应着力的三个方面
那么，如何破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面临的这些难点呢?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1、分类厘清学术评价标准，确立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地位
从学术评价导向体系的改革着手，在经济学的学科评估和项目评审中，各个学校或学科对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通过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为一流，但两者的目标有所区别：一个是世界学科建设的一流，另外一个是服务于国家急需的一流。因此都需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这两类评价的标准应该且必须是不一样的。如果旨在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就应该基本按照国际同行标准进行评价，而不是其他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填报的申请表格来看，现有的经济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和国家急需强调得还比较多，而对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基本上未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还较少，且参与评价的权重过小。笔者认为，这样的标准并不是评价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标准，而至多是服务国家急需一流的评价标准，如前所述，它们是不同的评价标准。之所以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让两者相互否定，而是强调两者应是并行的和同等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重要，中国经济问题也就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大学缺乏对世界共性与学科共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具及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和创新性贡献，那么怎能建成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将行政配置资源(如行政拨款)与行政性主导评价和排名相挂钩，混淆两者的差异，会导致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将使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实际建设受阻，弄得不好，打造世界一流学科及世界一流大学只存在于文件和口号中，而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与落实。事实上，这种将高等教育的行政拨款等资源和行政性主导评价与学科评估排名相挂钩会导致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了拿资源，争排名，急功近利，做形象工程。一些顶尖大学凭着品牌效应和国家拨款带来的雄厚资源，不是尽力去海外国际市场上引进高层次创新性人才，而是从其他兄弟院校挖海外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而一些地方高校则通过地方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更是搞恶性竞争，以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挖其他学校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青”。上海财经大学就有多位海归教师被国内顶尖大学和地方大学以这样的方式“引走”了，使得师资队伍稳定和发展受到较大损害。
在目前给定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出资方，大学是受资方，无论由哪一方来主持评价，都可能有失公允，这就更应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评价，并基于此进行财政性教育资源的配置。从长远来看，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学术评价不应由政府来主导实施，而应基于学术共同体自治和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教育科研评价体系，让学术市场和社会的独立评价体系发挥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学术评价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客观性。因此，我们应确立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并建立公开、开放、可吐故纳新和有国际水准的专家库，以此杜绝学术评审中的不端行为。
现有的学科评价体系中，国家项目和资深专家教授占了较大权重，而这些资深专家教授基本上都是属于各个知名大学的，就会“屁股决定脑袋”地为各自的大学说话，特别是在学科声誉等主观印象分占一定比重和其他客观硬性指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学校是否有评委参与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排名，从而造成了评价的不科学性和不公平性。因而，在学科的评价中，应该按照国际惯例，校内的学科评价主要应由校外同行评价，校际间的学科评价则主要应由国际同行进行评价。比如，对学科、项目和人才的评比，应参照“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海外评审专家库的做法，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引入海外学者(包括港台地区的学者)参与同行评议并建设海外评审专家库，以消除国内过去因学派不同、观点差异、与被评审人的关系亲疏或者从本位利益出发交换选票等原因而产生的评审公正性问题，让“良币驱逐劣币”，形成基于国际先进学术标准的良性评价体系，从而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同步走向国际前沿。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好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做得还十分不够。
2、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提升对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贡献
以提升经济学学术原创性研究水平为切入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严谨化和本土化，在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提升对经济学本身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贡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2005年曾提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一论断之所以在当时引起海内外众多学子的共鸣，其主要依据的标准也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对学科发展本身做出的世界公认的学术贡献。尽管这一说法极端，但说出了当时的基本现状。国外非常重视一个教授的理论创新贡献，即使是格林斯潘、萨默斯、斯蒂格利茨等曾担任过美国财经界或世界银行高官的经济学家回到大学，也不一定会对大学的经济学科排名增加任何影响。即使是国家急需的东西，只要不是原创性的发明，如跟着别国制造大飞机或载人飞船上了天，对一个学科的评价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例子再次说明了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是两类不同的评价标准，应分类进行评价。
评定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及其引用率，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性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将原创性论文发表的数量、质量和影响作为重要指标的原因。并且，它能起到“导火索”和“触发器”的作用，触发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如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关键指标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就像地方上的书记和市长们，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他们评价的最主要指标是发展(GDP)和稳定(维稳)。因此，这些官员都会想尽办法把GDP搞上去，改善投资环境以引人才、引项目。
而且，作为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的现代经济学，意识形态和国别属性不是很强，可以作为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水平的突破口，在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参照国际先进学术标准建设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当然，如果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来看，其内部也有不同的学科属性，有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有一些学科如国学的中国国别属性也十分突出。这些学科也许不适宜过度朝向国际标准靠拢，不适宜大规模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不再赘述。
3、打造世界一流师资队伍，提高人才队伍的总体素质
以世界眼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顶尖、领军、杰出和高层次优秀经济学人才，同时加强营造接轨国际的经济学学术环境，让人才在国内的环境下同样能够做出世界级的成果。打造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最重要的三个必要条件是：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课程设置。其中，一流的师资最为关键，能够吸引一流的学生，开设一流的课程。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是一流的，有两个核心指标：一是该学科成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情况，这是检测其理论创新贡献度和影响力的客观指标;二是该学科所汇聚的本领域内公认的有影响力、有重大理论创新、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的数量。以经济学为例，这些世界知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等。这两项标准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基本上都是公共信息，因而不需要专家认定和政府部门评价，更不会将政府部门对学科的评价和排名与政府拨款挂钩。
(三)凝聚高层次人才的“28字战略方针”
对于海外拔尖、领军和高层次人才，在当前应采用“以用为本、注重绩效、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引进战略方针。这8句话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具有非常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以用为本、注重绩效”?全职全时引进世界顶尖或拔尖领军人才彻底回国服务，都有一个逐步或渐进的过程，一下子让一个顶尖、拔尖人才义无反顾地举家回国，基本上不太可能，即使有可能，也只是对于极少数人、极少数大学(如国内顶尖985高校)而言是可能的，但是对大多数海外顶尖和领军人才及国内普通高校而言不现实。否则，如果坚持全职全时不放松，其必然后果就是只能引进极少数世界顶尖或拔尖人才，只能退而求其次，引进的多半只是中等人才，其结果是延缓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尽早实现。这样，以一个学术领军型人才待在国内、学校的时间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真正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尽职的判断依据，会大大地限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海财经大学通过非全时海外院长实聘制度先后引进了9位国际著名华人学者以及海外特聘教授制度柔性引进了数十位任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深学者，进入优势学科所在的体制内院系实行对接国际先进学术标准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其中很多领军人物每天投入在为上海财经大学引进海外人才、规划学科发展、进行学术导航、谋划改革方案等方面的时间达到8-10小时，带来了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建设的大学发展方式的转变，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为什么强调“高端引领、批量跟进”?因为只有顶尖、拔尖的高水平领军人物的“蜂王作用”式高端引领，才可以以超常规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卓越人才，做到批量跟进，有规模地引进中青年高水平人才，发挥规模效应，提高研究和师资的整体水平，从而领导一个学校、一个学院、一个学科和一个实验室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现向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乃至超越，成为世界一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是采用这样的引人战略，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在海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师资达到66%。(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