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字君
我认为，哈耶克在经济学理论上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建树，尽管他在这方面享有巨大的声望。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与米塞斯如出一辙。事实上，与哈耶克有关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观念，都是米塞斯原创的。单凭这一事实，作为经济学家的米塞斯，就远在哈耶克之上。
1、与哈耶克有关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观念，都是米塞斯原创的。米塞斯一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束之高阁，哈耶克却在米塞斯逝世一年后赢得了这一奖项。
2、真正能代表哈耶克卓越贡献的，是他后半生的学术成果——政治哲学。
3、米塞斯的勇气与先见是绝无仅有的。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贡献配得上五个诺贝尔奖。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文字作为本文开头，这是我的老朋友拉尔夫·雷克在15年前写下的：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F. A. 哈耶克，被公认为本世纪最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和伟人。我非常幸运，二人都曾做过我的老师。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师徒二人在当时当世所受到的待遇，是很不一样的。米塞斯一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束之高阁，哈耶克却在米塞斯逝世一年后赢得了这一奖项。哈耶克的著作时常被选入大学课程，当人们谈及自由企业时，始终不敢绕开哈耶克;而米塞斯却在美国学术界默默无闻。即便是在一些普遍主张自由市场的团体内部，人们也是以引用哈耶克为荣——米塞斯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沦为背景介绍。
我的文章想提出这样一个思考：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受的待遇，为何会有如此鲜明的对比?我想解释的是：为什么我对他们师徒二人的看法，与在座诸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为什么说我(或许也包括你)是一个“米塞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哈耶克主义者”。
我认为，哈耶克在经济学理论上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建树，尽管他在这方面享有巨大的声望。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与米塞斯如出一辙。事实上，与哈耶克有关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观念，都是米塞斯原创的。单凭这一事实，作为经济学家的米塞斯，就远在哈耶克之上。
大萧条时期，米塞斯凭一己之力阻止了奥地利的经济崩溃，却因此阻碍“公有制”而成为全民公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
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数自称为“哈耶克主义者”的人，都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哈耶克的经济学专著，而这些书奠定了他早期的名声：《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价格与生产》。并且请容我冒昧地揣测一下：在今天仍然在世的人当中，从头到尾研读过哈耶克《纯粹资本理论》的不会超过10个。
相反，真正能代表哈耶克卓越贡献的，是他后半生的学术成果——政治哲学。这才是哈耶克与米塞斯之间最令人最诧异的差别。
我的观点与上文的雷克一样，或者更进一步：哈耶克根本不是什么古典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新苏黎世报》(NZZ)之类的蠢媒体所说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社会民主时代，正缘于此，他成了一名“可敬的”、“有责任心的”学者。每当提起哈耶克，你就会想起他那本《通往奴役之路》。此书致力于批判“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然而，今天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仍会把哈耶克搬出来，以此证明自己是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
《通往奴役之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
为了证明我的的观点，接下来我将会引用哈耶克《自由宪章》的三章：法律、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所涉内容被公认为哈耶克对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贡献。
哈耶克主张，政府“必须”履行以下职责：执法;抵御外敌入侵;在一个先进的社会，政府应该倚靠税收提高财政收入，用于提供那些市场无法(充分)提供的各种服务。(鉴于何时候市场都不可能提供无限量的商品和服务，哈耶克给政府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些商品和服务包括：
保护人民以远离暴力、疾病和洪水雪崩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各种让现代城市生活更为舒适的设施，大部分道路……法定的测量标准，提供准确的土地信息、地图和市场商品与服务的质量认证。
1974年，瑞典国王致哈耶克的颁奖词：“自亚当·斯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此时，米塞斯已逝世一年。此外，哈耶克主张的政府职能还包括：保障每个人的最低收入;政府应该“在私人投资机构疲软无力时，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介入”;投资学校和研究所;强制建立“建筑安全、食品卫生的专家认证标准”;管控危险品(枪支、炸药、毒药和毒品等)的销售;制定行业安全规范和健康标准;建立剧院、体育场等公共设施;政府还应当利用某些“杰出领域”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
哈耶克相信，随着财富和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那些经由集体活动才会产生的一系列需求，也都会持续地增长。此外，哈耶克认为政府应当：强制推行大幅覆盖的保险体系(这种强制力总是趋向于加强);政府可以提供廉租房，可以进行“城市规划”，并且要“有所盈余”;最后，政府还要“保护休闲场所、自然风光、人文遗迹和有科学价值的场所，例如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哈耶克早年坚决主张国家干预主义，在1920年代读到《社会主义》后，改投米塞斯门下。
哈耶克还坚信，政府的大小和扩张速度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履行自身的职责。“相比政府活动的性质，政府干了多少事更为重要。”税收和税率本身，于哈耶克而言不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税收和义务兵役制在某些情形下不具有强制性。
如果这些行为是可预见的，并且无论个体如何竭力避免，都必须强制执行;这些行为已经大大降低了强制的成分;如果纳税是我所有计划的基础，服兵役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可预见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像所有其他具备独立意志的人那样，遵照自己的计划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可是，拜托，政府施行的一定是普遍的比例税制和义务兵役制!
我还可以继续举出很多很多例子，证明哈耶克对“自由”和“强制”有着混乱且矛盾的定义，但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我的观点了。我只想问一句：以上这些主张，与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有多大区别呢?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他们都可以自诩为“自由主义者”。
他的勇气与先见是绝无仅有的。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贡献配得上五个诺贝尔奖。——许尔斯曼《米塞斯大传》
与哈耶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塞斯的观点非常清晰明了，他将“自由”的定义浓缩为一个词——私有财产。在米塞斯看来，“国家”就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它唯一的功用就是挫败一切反社会因素，捍卫生命和财产。至于别的，“所谓政府，就是军队、警察、宪兵、士兵、狱警和刽子手的雇主。政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施行它的法律。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无异于要求更多的强制、更少的自由。”
那些没怎么读过米塞斯的人总是一再声称：即便米塞斯，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毫无疑问，米塞斯在早年就认为：假如一个政府没有做到它应该做的事(捍卫生命和私产)，那么它理应被无限分解，直到以个人为单位。晚年的米塞斯也从未否认这一立场。正如我那睿智的老师罗斯巴德所言：米塞斯是一个极端，一个自由放任的激进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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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古怪友谊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中，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承前启后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从思想史上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发表，到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系列着述，创生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哈伯勒和马赫卢普等第三、四代传人的发展，奥地利经济学派达致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罗斯巴德、柯兹纳和加里森等一些主要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济学家，则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三期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的三期发展中，应该说哈耶克和米塞斯最为著名，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当代经济社会的运作中，他们两人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也最大。
米塞斯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第四代传人，亦师亦友，在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上也有一些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尽管有些差异还是根本性的，但二人却尽量绕开和回避。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Lvo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哈耶克近18岁。米塞斯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庞巴维克(曾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的讨论班。1913—1934年间，米塞斯担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并任奥地利商会的经济学家和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4年，为了躲避纳粹势力的可能迫害，米塞斯前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并在1940年后移居美国，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
在纽约其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的仰慕者。米塞斯的主要著作有《货币与信用》(1912)、《社会主义》(1922)、《自由主义》(1927)、《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和《人的行动》(1949)等。米塞斯1973年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
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曾听过米塞斯的一两次课，但他与米塞斯的关系开始并不是太密切。1921年，哈耶克为完成自己第一个学位而决定找一份工作。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写信给米塞斯，向他推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维塞尔的极强推荐信，加上哈耶克本人会除了德语之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三门外语，使米塞斯接受了哈耶克，给了他在自己工作的“清偿局”(一个临时政府机构)里的一份工作，从此之后，二人才真正开始结识。
在哈耶克一生中，应该说有两个人对其有知遇之恩：一个是米塞斯，一个则是后来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米塞斯不但给了哈耶克一份工作，而且给了他一份非常不错的与通胀挂钩的薪水。在清偿局就职不久，哈耶克的薪水就随通胀从月薪5000克朗上升到100万克朗。之后，米塞斯还把哈耶克推荐给了美国经济学家Jeremiah Jenks，并与熊彼特一起，促成哈耶克从1923到1924年去美国访学14个月，还为哈耶克美国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哈耶克到美国后，成了美国纽约大学有奖学金的注册学生，认识了当时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名家米切尔和克拉克的课。
1924年5月，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建立了商业周期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随之与米塞斯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对此，哈耶克晚年回忆道：“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则是副理事长。”
相比生活和事业上对哈耶克的帮助，米塞斯对哈耶克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理论上的影响更为重要。与米塞斯的交流以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学生期间，受其导师维塞尔的影响，哈耶克开始有着很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参加了米塞斯的讨论班后，哈耶克开始接受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到晚年，哈耶克回忆到，米塞斯是他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他的学术兴趣曾受到米塞斯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还公开承认，只是在读了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后，才彻底改变了他早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为此，哈耶克在1978年再版的该书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着的核心命题。”
尽管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米塞斯的很大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且在生活上受到米塞斯许多帮助和恩泽，但后来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哈耶克一生中多次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总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性格都常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其赞赏和追随者往往把他偶像化，视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他的对手则往往看不起他。了解米塞斯的人，大都觉得他非常固执，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性格刻薄，容不得不同意见和观点。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觉得他的“性格令人讨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
米塞斯逝世后，哈耶克曾说，他“总是有点教条主义”，“很容易冒犯别人”，并说“我相信自己是他的学生中唯一没有跟他吵过架的人”。哈耶克还特别提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曾对批评他的马赫卢普和哈伯勒发过火。在1965年的Mt Pelerin Society的年会上，马赫卢普惹米塞斯生了气，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米塞斯有好几年都拒绝与他说话。对此，马赫卢普在米塞斯逝世后曾说，由于米塞斯固执己见、刻薄寡恩，“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抵制米塞斯，甚至憎恨他”。哈伯勒早在维也纳时代就认识了米塞斯，是他讨论班的学生，还曾是米塞斯的证婚人，但后来也因为与米塞斯有意见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比而言，尽管哈耶克在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想上也非常坚持和执着，但性格却温和得多。有一次，熊彼特甚至说哈耶克为人“太君子”了，并责备他显然没办法“给对手任何教训，除了指出其知识上的错误外”。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这种性格，加上他一生从米塞斯那里获益甚多，他一生以“忍让”为上并“以和为贵”，才努力保持了与米塞斯这种亦师亦友的“古怪”友谊。晚年哈耶克曾说：“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但我对他的论证并不十分满意。我想，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我总是受到米塞斯的答案的影响，但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论证。我承认这些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改进这些论证”。
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学术各界对米塞斯膜拜者有之，也不乏批评者甚至蔑视者。尽管如此，我想米塞斯夫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和公允的：“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诚实，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永远义无反顾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略微‘克制’一下，对那些流行却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没有那么激烈，那么他就会获得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不移，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们大可不赞成米塞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但无疑却应该坚持并弘传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共同发现的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更加应该学习他们在探讨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上的执着精神。人无完人，思想则可永存。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