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使得很多的经济学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道路。我对400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作了统计分析，发现20%左右的经济学家致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从薛暮桥到谷书堂，从孙冶方到卓炯，从于光远到苏星，从宋涛到方生，这些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从王亚南(1901—1969)的“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再到“主流经济学派”是否存在的质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一直在“徘徊留恋”中艰难前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始终不动摇。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坚守和学术创新。
《资本论》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宝库，中国早期的经济学家把《资本论》引入国内出版和传播宣传，他们的影响是开创性的。
陈豹隐(1886—1960)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正是他在1930年3月将《资本论》翻译成中文率先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成为中国经济学历史上的伟大事件。王亚南和郭大力(1905—1976)于1938年翻译出版的《资本论》三卷本，树立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这期间，潘冬舟(1906—1935)、侯外庐(1903—1987)、王思华(1904—1978)、吴半农(1905—1978)都曾翻译过《资本论》。陈豹隐和刘秉麟(1891—1956)学习研究《资本论》都受到李大钊的影响。
王学文(1895—1985)在建国初期主要研究《资本论》，他的著作——《〈资本论〉研究文集》集中反映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对于《资本论》的意义，许涤新(1906—1988)的认识非常深刻，贡献的智慧最多。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推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使《资本论》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繁荣局面。陈征(1928—)集自己30年的教学与科研心得，系统阐释《资本论》，完成了百万字的《〈资本论〉解说》专著，将《资本论》的研究推到一个新阶段。漆琪生(1904—1986)、魏埙(1919—2004)、王珏(1926—)、张薰华(1921—)、何炼成(1928—)、洪远朋(1935—)和胡培兆(1937—)都长期潜心于《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为《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卓炯(1908—1987)在1983年提出了“《资本论》的生命力”问题。洪银兴(1950—)作为后起之秀，则转变研究思路，“由批判转向建设”，推出《〈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的著作，将《资本论》研究提到一个新高度。林岗(1953—)把《资本论》视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不朽巨著，因为《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卫兴华(1925—)在2017年7月27的《光明日报》提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认为《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使得很多的经济学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道路。我对400多位中国经济学家作了统计分析，发现20%左右的经济学家致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从薛暮桥到谷书堂，从孙冶方到卓炯，从于光远到苏星，从宋涛到方生，这些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经济学家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是波澜壮阔的，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一步。
黄松龄(1898—1972)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沈志远(1902—1965)倾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朱剑农(1910—1986)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研究;彭迪先(1908—1991)在毕生的经济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中，正本清源，引领实践;关梦觉(1912—1990)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探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狄超白(1910—1978)、周守正(1914—2006)等经济学家，都为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有益贡献。
贡献最大的是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孙冶方(1908—1983)、薛暮桥(1904—2005)、许涤新和于光远(1915—2013))，因为他们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贯穿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是这个领域起核心作用的领军人物。孙冶方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敬仰的一位学术巨人，是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最早倡导者，也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独立思考，按照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经济学思想，批判“自然经济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薛暮桥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薛暮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深远的启蒙教材，对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于光远的探索更全面，因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率先发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于光远为建设、完善和深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长期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7卷)。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曾经的经济学界“三巨头”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度。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骆耕漠(1908—2008)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对商品、价值、货币等基本理论范畴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期探索的顾准(1915—1974)，其最大影响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能超越的阶段。顾准的探索是超前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说以顾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只能局限于改革前的探索，那么，以宋涛(1914—2011)、蒋学模(1918—2008)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与时俱进，开展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宋涛孜孜不倦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撰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等论文，深入阐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公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宏观经济调控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见解。“不能守旧、不怕守旧”是蒋学模的治学之道，他有专注学术的工匠精神，其主编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能够长盛不衰即是体现。徐雪寒(1911—2005)这位老经济学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在国民经济建设规模、分配比例关系、财政税收、银行信贷、对外贸易、特区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为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冯兰瑞(1920—)系统论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业理论，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以及“劳动力的商品性问题”的新观点。曾启贤(1921—1989)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框架、体系与机理的深入探索，是中国企业走股份制改造道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张友仁(1923—2015) 是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科的开创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研究等领域都有建树。刘国光(1923—)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为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林子力(1925—2005)的市场经济三大阶段理论和新价值论、劳动商品性理论、产权社会化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劳动商品化的提出和论证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方生(1925—2002)以思想“开放”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他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的精辟论述——《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 一发表，立即震惊中外。卫兴华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他较早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新探索。宋养琰(1925—)探索的重点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上，包括宏观和微观，观点超前。刘诗白(1925—)致力于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在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转型期经济运行机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刘诗白是中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并以其独到的见解被称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之一。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起到了有益影响，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谷书堂(1925—2016)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理论、要素分配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率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等主张观点，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苏星(1926—2008)是探索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之一，他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何伟(1926—2012)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提出了不少创见性的理论和意见，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戴园晨(1926—)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学，他对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规律的探索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王珏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探索，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及股份制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董辅礽(1927—2004)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改革开放后，他坚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发展资本市场等。董辅礽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前瞻性的富有远见的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晓亮(1928—2012)在所有制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贡献突出。胡钧(1928—)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深层次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张维达(1930—2008)针对改革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涉及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运行机制、收入分配、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个方面。吴宣恭(1930—)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在中外产权理论和企业发展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前沿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学术成就。吴易风(1932—)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精辟独到的创新见解。吴树青(1932—)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卓有成就，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贡献卓著。张卓元(1933—)涉猎经济学诸多领域，包括价格改革、流通问题、国企改革等，被公认为中国“稳健改革派”代表之一。他致力于社会主义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和影响深远。胡乃武(1934—)的学术探索主要在宏观经济学理论方面，他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学领域的地位。
此外，张朝尊(1924—2003)、徐禾(1925—2002)、项启源(1925—)、何建章(1926—2004)、马家驹(1927—)、伍柏麟(1928—)、曾牧野(1928—)、刘光杰(1930—)、汤在新(1931—2007)、冯玉忠(1933—)、于祖尧(1933—)、周新城(1934—)、冒天启(1942—)等经济学家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索，成果比较丰硕，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经济学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于光远的“死不悔改”、蒋学模的“不断改悔”、何伟的“离经不叛道的不悔者”，即是典型代表。
党的十八以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成为新时期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方向、新发展理念和基本方法后，以顾海良(1951—)、黄泰岩(1957—)、洪银兴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迅速展开讨论，就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用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理论共识。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创新的新起点。
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胡培兆在2014年提出“只有符合国情的经济学才有生命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做好“中国特色”这篇大文章，才能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顾海良也认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老骥伏枥、志在“经济学发展”的卫兴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经济实践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作静止的教义来对待，而是应把继承、发展与创新统一起来。逄锦聚(1947—)认为，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近十多年来，洪银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考始终不断。洪银兴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并更好回答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应指导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程恩富(1950—)给出的思路是，应科学地汲取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某些思路，而不宜进行简单的混合式模仿;应综合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与《资本论》“四卷结构”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而不宜将二者相互对立;应尽快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只着眼于仅完善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可按照不同的叙述方法，分别谋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建构，以利于比较研究，而不宜单一化;应完整地构建在方法和原理上分层递增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专题化;应严密构建起始范畴与主线理论逻辑自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宜随意化。
张宇(1964—)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蔡继明(1956—)认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领会其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贵在坚持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对他们的观点，我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出发，是由自己的概念、范畴、核心思想构成的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体系。黄泰岩提出以发展为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则思路更明确、更符合中国实际。他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时代任务，也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需要，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学人必须担当的时代责任。”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感念、范畴、逻辑和理论体系，才能显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彰显中国贡献。黄泰岩结合发展经济学理论，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不同凡响的探索。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人才严重匮乏，“70”后、“80”后人才严重断档。尽管如此，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条宽广的经济学发展之路清晰敞开。洪银兴、黄泰岩等扎根中国实践，形成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常态”。他们致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勇气是可敬的，他们的创新精神令人钦佩。要开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空间，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贡献经济学家的学术智慧，需要一批“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视野超前的思想者，需要一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领军者。我想，程恩富、洪银兴、黄泰岩等经济学家，只要理论联系实践，联合作战，就能绽放出引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想火花，科学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真正走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理论创新之路。(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