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很不全面，遗漏了众多经济学人物。临近“八一”建军节，我又情不自禁想到这个特殊的学术群体，因为今年的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节日特殊，又逢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应该对所有有过当兵经历的的经济学人物作一些系统性总结概括，不仅包括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更应该包括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经济学家和在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军魂铸就的经济学家群体。这个群体是弃武从文、卓尔不群的经济学家，他们为强军富民的强国梦强军梦，努力探索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中国路径，为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一、从硝烟中走出的经济学家
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历经风雨，创造无数奇迹。军营文化就是奇迹，因为她既像大熔炉锻炼人，也像学校培养造就人。这在老一辈经济学家中体现得比较突出，其中以孙冶方、薛暮桥、杜润生、顾准、宋涛最为著名。他们亲身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38年10月，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抗大五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薛暮桥编写了一本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的教材，后来由新知书店以《经济学》为书名出版，在新四军中广泛流传。期间，薛暮桥还和刘少奇、陈毅共同战斗，建立了革命友谊。1942年3月15日，刘少奇曾亲自复信薛暮桥，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战略与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皖南事变后，薛暮桥被中共中央点名抽调前往延安工作，途径山东时，被罗荣桓“扣”了下来，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在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为成功地取得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的胜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对全国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薛暮桥是战争经济的决策实践者。
孙冶方16岁入党，是经济学界最早的中共党员。1941年2月，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并介绍他到新四军去工作。周恩来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许多好同志，现在刘少奇正在重振新四军，那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骨干。孙冶方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于1941年7月1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了刘少奇的热情接见。孙冶方被华中局先后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科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创办了《动员周刊》和大型刊物《东南战线》。1939年3月，周恩来去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路经浙江金华，特约见了骆耕漠，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鼓励他办好《东南战线》，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做工作”，一方面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1940年，曾山指示骆耕漠前往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1941年初，骆耕漠来到新四军军部，受到陈毅军长和刘少奇的接见，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副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上任之后，骆耕漠重视和依靠干部，加强税收工作，征收公粮，发行纸币，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随着战争的进展，骆耕漠到新四军三师工作。在黄克诚和张爱萍的领导下，负责苏北盐阜区的财经工作。1945年，骆耕漠跟随粟裕部队前往苏浙军区，任苏浙军区供给部部长，之后又担任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三野东线兵团后勤部长，华野、二野总前委财委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那个时期，骆耕漠就结合工作实际探讨战时后勤供给问题，文章印发华东野战军后勤系统业务研究参考。骆耕漠也是战争经济的决策实践者。
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其一生经历特别传奇和坎坷。1940年8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因工作需要并根据顾准的意愿，顾准结束在文委的负责工作，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在新四军根据地，顾准转战苏、皖、鲁等地区，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等职务，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1974年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看护顾准。夜阑人静，顾准突然醒来，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吴敬琏说，“打开行军床休息”——这是顾准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句话。“行军床”不是顾准心灵深处的“军魂”吗?
钱俊瑞在1939年后历任皖南新四军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钱俊瑞到新四军后，成立了一个战地文化服务处。在他的统筹领导下，到年底短短4个月时间，战地文化服务处切切实实开展了多项战地文化宣教工作：一是编书。共编了7册部队用的通俗小册子，有《世界大事》、《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等书，供部队连排基层干部阅读宣传之用。二是编歌。编写创作了一些结合部队需要、通俗易懂、易学易唱的新歌，如《擦枪歌》、《筑工事歌》、《反对投降歌》等，在部队中教唱。三是编写识字课本。他们结合部队和抗战期间民众的实际需要，编印了两种专供战士和百姓用的识字课本，在扫盲过程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四是编发通讯稿。他们把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和皖南民众生活情况编写成通讯稿件，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让读者了解中国抗战部队和人民的真实情况。五是成立资料室，专门负责搜集国内外、大后方、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研究资料，在部队中倡导学习和研究的风气。在这个时期，钱俊瑞撰写了《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中国国民经济总动员》等著作，是国防经济理论的早期探索者。
曾经作为潘汉年助手的徐雪寒，做过短暂的地下情报工作。他于1943年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受陈毅同志委派，代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到上海探望邹的病情，邹韬奋交给徐雪寒一封致华中局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的感谢和病愈后去延安的心愿，并说如有可能就要写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行的经历与观感。徐雪寒回到新四军部向华中局领导汇报探视经过，并代为起草了向党中央汇报的电报草稿。1944年初，邹韬奋病危，徐雪寒再次代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到上海探望邹韬奋，并带去医疗费。邹韬奋在徐雪寒面前口述遗嘱，要求中国共产党审查他的一生，如合格，希望接受他为中共党员。徐雪寒将韬奋先生的愿望、要求及其长子带回根据地。
宋涛原名侯锡九，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安徽省学生战地服务团，任32团副团长并前往安徽潜山、霍邱、颍上等地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1938年夏加入新四军，支队集训时改名宋涛。据说，改名的过程颇为有趣，新四军支队政委郑位三要求新入伍的几位青年学生改换名字，当时他们正在一个松树林里，各自考虑怎样改名。侯锡九听到风吹树林之音像波涛之声，就取名侯松涛。报上去后，郑位三政委将侯姓去掉，又将“松”改为“宋”。从此就改名宋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太谷县组建了一支以工人、学生为主的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县长杜任之任队长，杜润生任政治指导员。经过杜润生等人努力，组织起约200人的农民自卫队。不久，秦基伟等红军干部奉派到太谷做武装组训工作。11月初，杜任之调离太谷，自卫队交由杜润生、秦基伟具体指导，扩建为太谷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后与榆次、平定的游击队、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会合进行整编，改编为晋冀豫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第一纵队。太谷游击支队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杜润生。1938年2月，第三支队奉令改编，由晋冀豫抗日义勇军游击队改番号为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即秦赖支队)，从此，离开太谷执行野战任务。抗战胜利后，杜润生曾任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杜老说过，“农村改革如同军事作战一样，要在巩固既得阵地的同时，乘机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创造优势。”可见，当兵经历对其影响根深蒂固。
许毅是财政学界的一面旗帜。许毅于1938年投身革命工作，作为当时新四军与国民党的联络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陈毅指挥的黄桥战役中立下了战功。他在苏北地区先后担任“联抗”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主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41年9月，“联抗”领导为了加强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任命许毅为“联抗”司令部粮秣管理处主任并兼任泰北办事处粮赋科长。1946年，粟裕领导的苏中自卫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许毅分担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作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淮海战役之初，他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粮食局副局长，兼任财粮部副部长。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任苏北粮食局局长，兼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
王琢先生是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的老干部，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
何伟1944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晋察冀军区三纵队兵站兵站司务长、站长，后调冀中军区参加平津战役。后转业到河北省财政厅任审计员、秘书等职。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学习，1956年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留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
于祖尧与上述几人比较起来，虽然算是晚辈人物，却也是参加过新四军的“红小鬼”。1944年，11岁的于祖尧参加新四军，因为年幼，被保送进亦兵亦学淮南公学学习，这是一所专门为新四军培育后备干部的学校，学员与战士同样待遇。1946年淮南公学被迫北撤，于祖尧没有犹豫背上背包跟随部队强渡淮河，开始长达3年的转战岁月，先后在新四军淮南公学、淮南抗敌文工团、新安旅行团、华中干部子弟学校等单位从事宣教工作。1949年4月，于祖尧和他的战友打着腰鼓胜利开进南京。
孙尚清于1948年参加第四野战军，进入东北军区卫生部所属的中国医科大学担任干事。也是这一年，16岁的施正一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云南的战斗……
这些建国前有过军人经历的经济学家放弃常人的快乐，潜心研究经济学的精神是值得敬仰，都在新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做出很大贡献，他们是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学家。我比较熟悉的是王琢先生和何伟先生。王琢先生性格直爽，关心改革，热心公益，是广东经济学界继卓炯之后的代表性人物。他还是个书法家。1992年，我创办《市场经济研究》杂志时，邀请王琢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他也经常为《市场经济研究》撰写文章，我们之间书信来往不少，电话联系比较频繁。我几次到广州见王琢先生，他热情好客，留我这个晚辈用餐，我聆听他的粤港经济一体化、发展内需经济等经济思想。我与何伟先生相识于1993年，我作为《市场经济研究》杂志的负责人，邀请他参加8月在银川市举办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学术联谊周”。从此，我与何伟先生交往20多年，虽然我们相差42岁，但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忘年交。我长期办学术媒体，与何先生接触多，经常到他家拜访，听他讲述参加解放阳泉(中共解放的第一座城市)、初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趣事。1994年和2004年，他两次邀请我到他的“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负责管理工作，协助他“经营”于光远、杜润生等经济学家的思想传播。
二、从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
从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这部分学者淡泊名利、求真务实，是目前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的重要力量。他们当年怀揣憧憬踏入军营，留下激情和汗水。他们脱掉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本色;转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追求。
曾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在1968年应征服役，进入南海舰队当兵，1973年退役。楼继伟当海军整整五年，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总控室、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他于1971年下乡当“知青”，后便入伍，在38军服役。在那个年代当同龄人还在边远地区插队时，刘鹤能加入“万岁军”部队，无疑是幸运的，对丰富他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
管益忻教授有20多年的军旅生涯，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理论秘书。早在1980年，管益忻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由于光远等发起召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讨论会”。2007年，他推出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毛泽东兵法与企业战略管理”，首创毛泽东兵法的商战应用，这都得益于他在部队的理论学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曹和平教授于1976—1983年在兰州军区陆军20师(后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第1师)炮兵团服役，历任战士、副班长、文书、营部书记、政治部干事。部队驻守呼鲁斯太地区(这个地区我于1987年去过，系我所在部队的执勤点之一)走山路，扛枪夜训对曹和平来说是家常饭，脚底板起泡，肩膀肿痛仍要咬牙坚持，时间长了，只有那双发的军布鞋，才能装下那双消肿不下的脚，于是穿布鞋成了曹和平的一生的习惯。1978年部队推荐曹和平参加高考，他仍是一双军布鞋，翻过山路百十里，终以石嘴山市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刘树杰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刘树杰曾经是空降兵，他说“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部队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上。在部队期间，刘树杰曾读过著名经济学家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专业。在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客观地看，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原来也是军人。林岗于1971年入伍，在发表了几篇理论文章后，被《解放军报》借调到理论处，后正式调入报社当了一名理论编辑。1982年，他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林岗又回到《解放军报》社当理论编辑。198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吴树青教授的经济学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8年底，不满17岁的迟福林离开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的一名学员。正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年轻的侦察兵告别了懵懂的少年时代，以极大的热情潜心苦读马列哲学典籍。作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政治处宣传干事的迟福林也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对社会未来的思考与探索。1977年，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迟福林，调入国防大学担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一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进修，开始了北大国政系两年的学习生活，1984年进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迟福林有16年的军旅经历，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基础。他领衔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蜚声海内外，并成为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基地。
现任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臧旭恒教授有5年的当兵经历，他真正的人生成长是从步入军营开始的。1970年冬，臧旭恒成为某军火箭炮兵团的一员，负责部队新闻的通讯报道。在这个时期，他采写的大量文章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中央及新闻媒体刊发。五年多踏实勤恳的军营历练，不但为臧旭恒赢得了许多的嘉奖，也在潜移默化中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王广谦，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1972年，他穿上军装，先是在泰安军分区警卫连当通信员，后来大部分时间当文书。“文书这个岗位训练不苦，晚上看书可以看得很晚，连部的一个小图书室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把里面的每一本书都看遍了。”那个年代，王广谦似懂非懂地读起了《资本论》，又一点一点地“抠”《毛泽东选集》，还做了2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那时候，虽然社会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我对国家、对我身边的人却一直心存感激，我总觉得我欠社会的，应该尽我的能力去报答，去贡献我的力量。当1978年初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提出了复员申请，想实现小时候就萌发的大学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和他的接棒者金碚都曾经是军人。1970年2月，吕政结束南京军区部队农场锻炼(不清楚是否有军籍)，被分配到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门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管理和企业技术革新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金碚于1971—1975年在北京军区航空兵部队服役。吕政说过：“大学毕业生到军队虽然是文革时代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再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对于学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是浪费青春和虚度年华，而是十分有益的磨练。”在军需工业战线8年多的实际工作，使得吕政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方面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也为他在1978年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及后来专业从事工业经济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吕政还探讨过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的当兵经历更是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黄泰岩教授在《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12辑)前言写道：“要做到电影《百团大战》中所说的那样：人在，旗在;人不在，旗还在!”话不多，却流露着“兵”的影子和“兵”的气质。黄泰岩教授于1975—1978年当过4年坦克兵。部队生活给予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坦克颠簸中造就的坚强意志和吃苦精神，这对他后来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他说过，中国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从单兵突进转向联合攻关”。这里，军人的气质在学术中显而易见。我在《评〈中国经济学研究报告(2015)〉》(注：《中国经济学研究报告》系黄泰岩等著的年度学术报告，已经出版了13辑)一文中说，我也当过兵，国防使命感从未改变。作为二级学科的国防经济学在此书里却难觅踪影。希望在2016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报告》弥补这个遗憾，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当过兵的历史，无愧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令人高兴的是，201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真的增加了国防经济学，这正是黄泰岩教授国防意识和国防情怀的真诚体现。
温铁军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之后温铁军听同学说，咱们当兵去呗!他想也没想，就参军了。退役后，他当了工人。“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工农兵的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贾康曾经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70—1973年在江西弋阳当兵。在那个时代，他没有放弃任何可能的学习机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和中文版《资本论》总是不离左右。他说：“在县城那家小小的新华书店里买书看是我的最大乐趣。”在这个地处赣东北的偏僻山区小县，部队驻地远离城镇，但这并没有阻挡贾康读书的热情。午休时可以看书，就寝前也可以看书，自费订阅的《参考消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心里最盼望的就是休息日向排长请假去十几里外的县城，除了毛主席著作、会议讲话材料之外，偶见可以买到赫胥黎的《天演论》，还有类似《陈玉成》这样的小册子。时间一长，书店职工基本上都认识这位解放军战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于1972年到海军北海舰队服役，成为一名普通的潜水员，主要使命是援救潜艇。在海军水面部队，普通舰船是刮台风往港里躲，而救生船则是拉战斗警报往港外跑，每次台风都有抢险救生任务。在12级台风中，即使万吨巨轮也会象一片树叶一样，浪打风吹，随时可能倾覆，王松奇却成为船上近60位指战员中7位刮12级台风也不呕吐的钢铁战士之一。他的战友中有人潜水深度曾达100多米，而王松奇只有一次57米的记录。在经济理论界，他只想问一句同仁：“你们见过海底世界吗?有过在大海深处持续四年的工作、训练、观察的体验吗?”可见，他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海军潜水员生涯感到自豪。
胡汝银在业界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之父”之称，他于1973年底入伍到重庆涪陵。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警通连，无论是做收发员、文书还是电话班班长，他都能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需要正确处理个人问题。1978年，他从部队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是部队在地方大学读书的首位文科博士，博士论文《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于1988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公共经济等研究，近年来发起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他1971年入伍，在24军70师任班、排、连、营职干部，1978年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教员，有10年的当兵历史。
曾经担任过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杨欢进教授，于1973—1977年当兵。1974年，他调到部队理论组，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被埋一小时，后投入救灾。1977年，他复员到《沧州日报》做资料员工作。1982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从此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
陈晓和是一位伤残军人，却创造了“二次当兵”的神话。他于1972年底到24军73师工兵连当兵，因伤残于1974年离开部队。后考取安徽师范大学，1983年考取内蒙古师大哲学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又穿上军装，到海军指挥学院工作。2002年获军种战役学博士学位，曾任海军指挥学院科研部二室主任。2004年随大裁军离开部队，同年11月到上海财经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算起来，陈晓和教授也有20年(2年的陆军、18年的海军)的军旅生涯，是身残志不残的学界楷模。
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宗胜也是当过兵。1972年底，他入伍到青岛警备区，负责驻守青岛信号山、崂山，先后担任排级和连级大功率无线电台台长。他感受过烈日下走正步练拼刺、风雪中站岗放哨的艰难困苦，经历过无线兵晨昏颠倒值夜班的单调枯燥乏味。严格的军旅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受军人的光明磊落、互帮互学的优良传统感染，他表现出比平常人更加坚定的意志和勇气。1977年，陈宗胜走进南开大学，迎来新的航向。
1992年，陈波教授大学毕业后参军到解放军军需大学工作，先后任教务部参谋、组长，经管系助教、后勤指挥系讲师，2002年进入国防大学攻读国防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年博士毕业后随裁军转业，公开竞聘到中央财经大学筹组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并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是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能够与西方国防经济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具有突出贡献的国防经济学家。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田源，1975年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当了一年战士，就去了武汉大学，最后成为“中国期货第一人”。
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下王志华，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初中学历、没有学术职称的“草根”学者。我与王志华1992年相识，被他的探索精神和取得的学术成就深深感染。他从军20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作训科长。从1978—1986年先后八年在中越边境战争中度过，参加和参与指挥战役战斗数十次，在战争环境和军旅生活中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造就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他长期坚持刻苦攻读和业余学术研究，涉猎经济学科，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有较深的造诣。他的《大系统价值学说》(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学专著，得到蔡继明、邹东涛、晏智杰等著名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三、在军营中成长的经济学家
在军营中成长的经济学家，他们是穿军装的经济学家——国防(军事)经济学家。这部分专家学者人数不多，我熟悉的主要都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国防经济研究的拓荒者。
我最早接触“国防经济”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6年看到的几篇文章：金朱德的《国防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解放军报》1986年5月16日)、库桂生的《关于制约国防费结构的两个因素》(《解放军报》1986年12月24日)、樊恭嵩的《社会主义国防商品生产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12期)、刘义昌的《国外国防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及措施》(《外国军事学术》1986年3期)等。不久，我又看到了宋振铎、库桂生著的《国防经济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柏林的《中国国防经济学总论》(长征出版社1986年版)等学术著作。这些作者对我而言，真可谓“闻名来已久，未得一相逢”。1987年，随着《军事经济研究》(当时是季刊)杂志的创办，又有一些“学术人物”跃入我的眼帘，曹智英的《论军事经济效益》(《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1期)、周建设的《国防费分析》(《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3期)、朱庆林的《试论军力有机构成原理及其意义》(《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4期)等。正因如此，我才关注“国防经济学”，关注那些长期从事国防经济研究的人物。
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激发起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那个年代是第一代国防经济学人拓荒的年代，是国防经济学人光荣与梦想放飞的年代。除了《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偶尔发表极少量的国防经济论文外，《解放军报》和《世界经济导报》专门开辟“国防经济”专栏，《经济学周报》也刊载过国防经济方面的文章。
1988年7月，我参加了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与国防大学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理论讨论会”。在北京站接参会者的是宋振铎同志，这是我接触穿军装的第一位“经济学人”。参加会议的基本都是军队同志，库桂生、樊恭嵩、刘义昌、张振龙、顾建一、李怀信、唐大德、孙柏林、曹智英、朱庆林、李霖、戴礼刚等学界精英悉数参会，我作为年龄最小的参会者，对这些学者风范感触至深。那时候，库桂生是副师职研究员，谈吐风雅，待人谦和;樊恭嵩是副营职教员，三十出头，意气风发，风流儒雅;顾建一在39集团军仓库代职，当管理处长，温文尔雅;刘义昌是军科的研究员，能言善道。1990年10月，我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年会，除了部分老面孔外，增添了几个新人物，像海军指挥学院的陈俨、海军勤务学院的陈炳福等。这些“经济学人”生龙活虎，年轻气盛，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文字泼辣，一腔热血，思维超前，都有报效国家的理想志向。短暂的接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回忆起来，仿佛还在昨天。
遗憾的是，这个“国防经济学人”集体，岗位特殊，圈外人知道得不多。他们在军队默默奉献，为我国国防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到地方工作后，还专门约请库桂生、顾建一等同志为《市场经济研究》的“国防经济”专栏撰写文章，还刊发过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同志撰写的军事经济文章。我与这些同志相识30载，也关注了他们30载。这里，我就所知晓的人物作简要介绍。
库桂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历任海军某舰副政委，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国防大学副教育长、教研部主任等职。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教研工作，是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开拓者之一。在国防经济学基本理论、国防经济学说史、中国国防经济史等方面均有建树，并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他与宋振铎的《国防经济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国防经济学专著，他主编的《国民经济动员》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经济动员的理论著作。他潜心研究、勇于探索的精神始终值得我们学习。
樊恭嵩是有战略视野的国防经济学家。他曾经在空军导弹学院、空军勤务学院、徐州空军学院任教，《大国防》、《国防人口论》等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樊恭嵩是敬业奉献、乐于助人的模范。他退休不褪色，雷厉风行，领衔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防务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继续在国防经济前沿砥砺探索。
顾建一最早在66军服役，1978年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当过军事经济教研室主任，是国防经济学科带头人。他立足实践，求真务实，致力国防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学术成果丰富。同时，他还先后参加军队预算改革等专题的研究论证及《国防法》等重要立法的研究工作，是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以服务军队改革实践著称的国防经济学家。
姜鲁鸣曾是甘肃临夏驻军部队的一名电影放映员，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分配到国防大学任教。姜鲁鸣作为军民融合发展研究的先行者和国防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集体授课。他仰屋著书，勤于积累，铸就了《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中国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1840—2009)》等学术精品。
陈炳福于1985年江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入伍的，现任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教授。他倾注于军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见解独到，有开拓性贡献。尤其是在国内首次提出中国军费发展的适度滞后战略和适度防务负担区间理论问题，被决策层和学术界广泛接受。我与陈炳福一见如故，他做事低调，工作谨慎，不爱张扬，比较谦虚。
朱庆林于1969年参军入伍，提干后历任排长、连队指导员等。他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到军事经济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防经济理论特别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是国民经济动员学科带头人。
武希志是1973年入伍到军事科学院的，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书，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当四年编辑，1987年在军制部工作，主要从事国防经济和国防动员研究。由于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和不懈探索，他的学术成果屡有突破屡有创新，建树颇多。
此外，还有杜人淮、方正起、卢周来、谢茜等。
以上“国防经济学人”，他们成长在军营，学术研究在军营，以牢铸军魂、锐意创新、牢记宗旨、追求卓越的可贵品质书写了国防经济学科的辉煌，是影响中国国防建设的经济学家。
这里提到经济学家群体，参加过新四军的老经济学家居多，当过战士的居多，有“民参军”的也有“军转民”的，也有在军营成长起来的，“军民融合”的意味十分浓厚。这群老兵，可谓兵种齐全：曹和平是炮兵、刘树杰是空降兵、迟福林是技术侦察兵、臧旭恒是火箭炮兵、王广谦是警卫、金碚是航空兵、黄泰岩是坦克兵、王松奇是潜水兵、胡汝银是通信兵、陈晓和是工兵、王志华是作训科长、库桂生是舰艇副政委、樊恭嵩是空军、姜鲁鸣曾是电影放映员、谢茜是武警……现在，尽管他们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高校的校长，有的是高层智囊，有的成为将军，但当兵的经历对于他们既是骄傲的，更是无法忘怀的。杜润生下去搞调研必备地图——这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习惯，顾准的“行军床”，黄泰岩的“人在旗在、人不在旗还在”，温铁军的“懂得了士兵”，姜鲁鸣的“做一个报效祖国的学者，这是军人的天职，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对自己的军旅生涯，一生无悔。这种精神和信仰必将伴随他们的学术人生到永远——军魂永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