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经济学家厉以宁
读了厉以宁先生的《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载《光明日报》2017年06月13日11版)，感觉给今天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少启示。厉先生说，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课，经济学说史一课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对厉先生影响大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教授。可以说，以陈岱孙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深深影响了北大的经济学教育，并形成今天北大经济学教育的文化底蕴。那么，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有哪些人?
从我国一百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历史看，有“教育家”之称的经济学家大概几十位，他们是学术大师，也是我把他们视作“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杰出人物”。其中影响最大，或者说具有里程碑历史作用的，我认为有20位。
马寅初(1882—1982)于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就开始了他的经济学教育实践。那时，马寅初34岁。在北大期间，马寅初先后开设了多门实用的经济学课程，如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理论、汇兑论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此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此后，他曾经担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第一任教务主任，还先后在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浙江财务学校、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陆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浙江大学任教，建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大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马寅初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经济学教育战线上最早的著名教授。
陈豹隐(1886—1960)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1919年受聘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担任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导师，与李大钊一起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早期学术派别。第二，他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后翻译了《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第三，他在黄埔军校时，与恽代英同为政治讲师，所任讲题为“最近世界经济状况”。第四，1932年初，他被北平大学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李达、许德珩、沈志远等合作，研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第五，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豹隐拒绝了到南京的教学聘请，继续留在重庆，并于1946年初，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常年在西南学院讲授经济学。1947年初，他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豹隐随重庆大学商学院调入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他的一生，是从事经济学教学的一生，是开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人物。
何廉(1895—1975)学成回国就到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包括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的教学，每周共12节课。1927年，经何廉提议设立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主任导师兼任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何廉上任后励精图治，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他“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为了实现教学改革的目标，何廉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整理了大量现实资料，用于教科书的编写，以使课程适于中国的大学。在编写中国化的教材上，何廉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开创性的尝试。在课程设置上，何廉反对过分专业化，强调学生必须打好基础。该院1935年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10名，至解放前夕共招收了11届，一批批德才兼备的经济学高级人才从这里成长，足迹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何廉在经济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乃抟(1897—1986)于1930年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他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像千家驹、陈振汉、胡代光、易梦虹、赵靖、闵庆全、厉以宁、巫宁耕、张友仁等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
陈岱孙(1900—1997)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第一副院长，1953年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著名经济学家张友仁回忆说，陈岱孙讲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陈岱孙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本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陈岱孙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张友仁的西方经济学打下了扎实基础。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对经济学教育，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陈岱孙在学术上特别自律，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陈岱孙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还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身教重于言教，陈岱老的道德文章令一代代学生对其人品有高山仰望之感。
王亚南(1901—1969)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王亚南“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对王亚南教育成就的高度评价。王亚南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他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要认清校情，发挥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的教育指导思想。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强调要给人以适合发挥才能的环境。他唯才是举，改变了陈景润的命运。王亚南是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二亚南的教育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
胡寄窗(1903—1993)在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之江大学财经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院长，浙江财经学院院长，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西大学教授。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科的教学工作,教育、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用之才，在教学育人思想和实践方面均有建树。他在教学科研中加强中外经济思想的互相结合和交融，拓宽研究领域，将现在的中外经济思想(学说)两个研究方向完全融合起来，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外兼通的“通才型”学术人才。这在我国学科建设、博士点设置以及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均属创举。胡寄窗把教学看得比生命还要重，即使接近耄耋之年，还继续举办全国教师进修研讨班，坚持每周三天半的教学课程，并耐心细致地指导后学之辈，从未缺过一次课。他在晚年经常为本科生举行专题学术报告，对大学生在思想上、学业上进行指导。由于胡寄窗教授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光荣地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9年)。
1946年，从哈佛毕业的张培刚(1913—2011)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人回忆，这位年纪轻轻的先生讲课，会身着笔挺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比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1998年，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了博士点，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张培刚以85岁高龄出任博导，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高龄的博士生导师。张培刚始终没有离开教育战线，他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勤勤恳恳70 余载。他在教学中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师风垂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遍及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张培刚的经济学教育贡献，就是这些成长起众多的经济学人：早年的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著名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后的徐滇庆、张军扩、张燕生、李佐军、巴曙松等一代学者。他们或身居国家经济决策中枢，或就任国家经济智囊部门，或身处高端学术机构，他们的学术主张经常被纳入国策。
宋涛(1914—2011)是有远见卓识、胸怀开阔的教育家，他的经历是同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广泛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积极探索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科建设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学科、全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基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和经济学人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普及和发展以及学科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更让人称道的是，为鼓励后学和教学创新，宋涛将十几年的稿费全部捐献出来，建立了宋涛奖学金和奖教金。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回忆说，宋涛常讲要培养经济学的拔尖人才，要出中国经济学的“梅兰芳”。他一贯主张搞政治经济学要有多学科的经济知识基础，如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史等，他主张教经济学的教师，既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掌握经济的分析方法，如统计学和数学等，还应懂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宋涛对经济学教育的影响是具有里程碑作用的。
滕维藻(1917—2008)在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求才若渴，大力培养和延揽人才，培养了一大批学术和教学骨干。他以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着重提高、发挥优势、补充短线的办学方针，对学校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南开大学文理并重、比翼齐飞学科特色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国外校友中邀请了一批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术大师、学者挂帅南开，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办学模式，在一些传统和新兴学科建立了教学与研究机构，建立和提升南开在这些学科领域的学术优势。他邀请世界银行著名经济学家杨叔进博士出任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使世界经济的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他邀请著名的交通经济学家、教育家、前联合国总部高级经济专家桑恒康博士回母校创建交通经济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使该所的运输经济成为教育部直属院校中唯一一个硕士点;他邀请美国天普大学段开龄教授来南开，架起我校与国际精算教育连接的桥梁，开创中国精算教育的先河。
宋则行(1917—2003)从1952年起，转入高等学校从事经济理论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东北计统学院、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任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学位委员会主席、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尤其在学校的院系调整、专业改造、“211工程”建设、学科发展、人才与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为辽宁大学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教育培养人才。他特别重视培养和教育学生怎样做人，培养和教育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始终把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教学中，他着力使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注意培养学生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政治上优秀、业务上精湛的经济理论和管理人才。
陶大镛(1918—2010)一生热爱教育，终生从事教育工作。1984年12月15日，他和启功等学者联名，正式提出设立“教师节”。陶大镛从教生涯比较早，他未做助教直接担任讲师，27岁即任正教授，他创下的这项纪录一度传为佳话。1942年，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不久的陶大镛因战乱流落广东坪石镇，结识了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因为相同的学术旨趣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陶大镛被王亚南破格提拔为讲师，在中山大学讲授经济学。此后三年间，他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大学，1945年即升任教授，人称“老教授里的少壮派”。1954年，北师大成立不久的政治教育系，急需一个学贯中西而又富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留洋归来的陶大镛自然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北师大组建政治经济学系、哲学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陶大镛接受了任务，建起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这对于我国师范院校学科建设的完善意义深远。对博士生严把质量关，决不批量化生产，这是陶大镛育人的一大特点。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培养的每位博士生都成了学术中坚。
蒋学模(1918—2008)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先后修订十几个版本，发行达2000万册。这套长盛不衰的教材，不仅培训了改革开放时期最初的实践者和后继的决策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一本教材影响了几代人，很多学者攀着它迈入了经济学的门槛。这是蒋学模在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观点，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股份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又纳入了他的视野。随着改革的深入，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每两年更新改版，坚持忙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做到了经济学教育的与时俱进。
王传纶(1922—2012)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就一直做教学工作，是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践行者与引领者，也是新中国金融领域“科研资政”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他一生不离讲台，始终坚守在新中国财政金融教育事业的第一线，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讲课总是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认真负责，具有高度责任心，一心扑在教学上，是公认最负责、最认真、最严谨、最博学的教授之一。他指导学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实践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优良古训。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多位弟子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在各条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财政金融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林少宫(1922—2009)回国后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从教50多年，桃李遍天下，田国强等已经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林少宫培养研究生，注重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强化经济学数理基础训练，重视学术交流和教育国际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成就了华中培养了一批能跻身国际学术舞台的经济学者的“传奇”，这就是林少宫为经济学教育做出的贡献。他作为国内应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也是现代经济学最早的传授者。
邓子基(1923—)最大的贡献在于，托起了财政学这个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人才。1972年秋，在邓子基的大力呼吁与推动下，厦门大学开始复办曾被取消的财政金融专业。他主编的《财政与信贷》，对财政金融学和财政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邓子基作为经济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点，并支持、帮助建立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和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邓子基还在全国最早办大学助教班、研究生班、国际税收班和国际会计班，这一经验为当时国家教委推广。邓子基从198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他已经培养了一百多名博士。为了资助更多学子，邓子基还于2007年发起建立了“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并在厦门大学设立了邓子基奖教、奖学金。
黄达(1925—)是一位教育家，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他作为教师、学者、领导者，与中国人民大学65年的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始终相伴相随。他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准则。黄达编写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教材影响很大，特别是《金融学》这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中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是黄达花费数年心血研究界定的宽口径“金融”为范畴，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同步，充分吸收国内外金融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同期中国金融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最高水平。
谷书堂(1925—2016)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家。他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他始终是一边作管理工作，一边又亲自组织教学研究队伍，亲自主编教材，亲自为学生授课，传授知识，释疑解惑。谷书堂认为，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发展来说，花费更多时间培养学生，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是开放性的，重视引进国外的专家学者，广聘国际人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促成南开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为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他全力扩展经济学院的学科体系，使其由原来的一系一所，发展成为几乎包括了全部经济与管理的专业学科，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站到全国最前列。谷书堂对经济学教学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多，影响深。
刘诗白(1925—)是优秀的教育家和忠诚的教育工作者。作为“经济学界的西南王”，他从教数十载，成就卓著。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军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刘诗白心系高校学科建设，努力提携年轻后辈，为经济学教育事业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国家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炼成(1928—)一生未离开过西北大学的讲坛，从事经济学教学60多年，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西北大学的学子们。他在担任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20多年，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逾万人，尤其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勇于创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家。如张维迎、魏杰、刘世锦、邹东涛，均出自他的门下。正因为这么多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所以有人把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西北王”。
以上20位经济学家是德厚流光的大师，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风云人物。此外，樊弘(1900—1988)、漆琪生(1904—1986)、季陶达(1904—1989)、袁孟超(1905—1991)、王赣愚(1906—1997)、杨敬年(1908—2016)、陈振汉(1912—2008)、周守正(1914—2006)、易梦虹(1916—1991)、朱景尧(1916—2013)、吴大琨(1916—2007)、李崇淮(1916—2008)、钱荣堃(1917—2003)、闵庆全(1918—2011)、胡代光(1919—2012)、宋承先(1921—1999)、高鸿业(1921—2007)、赵靖(1922—2007)、王叔云(1923—2002)、甘培根(1925—2006)、钱伯海(1928—2004)等人对经济学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比较大。他们积累的许多教育经验，特别是在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培养方法，并由此形成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守得一身清风傲骨，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们的贡献将永远被人民铭记。
总体看，除了在国家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及智囊智库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高校任教或有过任教的经历。有的虽然不在高校，也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欣然担任“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特聘教授”。这种风气应该鼓励，但不能徒有虚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