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济学家南汉宸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尽管没有“龙潭三杰”那样辉煌，但他们的红色情报工作非常出彩，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默默无闻、丹心素裹的背后，却是一幕幕惊心动魄、鲜活生动的历史传奇。
(一)南汉宸——在华北地区建立地下情报网
说到杨虎城、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关系，南汉宸(1895—1967)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南汉宸还有鲜为人知的身份——豫皖党的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杨虎城主政陕西的得力助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参与者、晋察绥抗日统一战线的推动者。可以说，南汉宸的这些身份在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汉宸曾任中共中央特科平津地区分支机构负责人、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地下情报网，为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情报，并从事惩治叛徒、审查干部、营救被捕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策反和组织武装暴动等大量工作。
1923年，南汉宸抵津，重新投入到反封建斗争之中。1926年9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回国，奉行亲苏政策，在国民联军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1921年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6月，南汉宸到潼关找到刘伯坚，一起交换了对大革命失败和北方时局的看法，刘伯坚嘱咐他一定要想办法继续留在西北军中工作。之后，南汉宸按照刘的指示随鹿钟麟(西北军著名将领，国民党二级上将，是冯玉祥的主要助手，曾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到达河南开封，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党内受河南省负责人任作民领导。此时，党的工作处于隐蔽战线，环境非常险恶，但南汉宸在隐蔽战线上仍干得有声有色。不久，为加强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让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开展工作。南汉宸接到通知后，直往皖北。他首先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然后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在当地驻军杨虎城部发展力量。杨虎城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任命南汉宸为校长。1928年春，为隐蔽力量，南汉宸和魏野畴等分头行动发动武装暴动，不料有人告密，起义虽于4月8日如期举行，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日，最终失败，魏野畴等中共党员壮烈牺牲。1928年10月，山东军阀韩复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钟麟举荐，南汉宸作了信阳县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多次掩护革命同志转移。1930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南汉宸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根据杨虎城的命令，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包括潘自力等共产党员。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最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1932年夏，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但杨虎城与共产党关系亲近，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加之夫人谢葆真、警卫团长张汉民，都是秘密共产党员，于是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红军长征初到陕北不久，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遂派人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根据周恩来指示，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部处理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公务，他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复杂局面的左右手，对稳定十七路军的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说，经过南汉宸、王世英、汪锋等人工作，杨虎城从而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傅作义与南汉宸都是山西人，关系比较深。南汉宸又是毛泽东与傅作义的秘密信使。在华北和绥远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傅作义将军抗日，1936年8月，中央派南汉宸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信中指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1937年底，傅作义部移防晋西北柳林镇，和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往来不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程子华、南汉宸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抗战经验。南汉宸与傅作义的友谊为1949年傅将军率部和平起义奠定了“信任”基础。傅作义让傅冬菊替他致电毛泽东说：“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60万军队、200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这封电报足以看出南汉宸在傅作义心中的分量。当时作为傅作义副手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单独约傅作义在“全聚德”吃饭时，邓宝珊取出南汉宸的信，傅作义阅后首肯心折。
(二)陈翰笙——左尔格的主要助手
理查德·左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二十世纪间谍巨星”。他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苏联，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不久，苏军情报部部长别尔津招用左尔格，在接受严格的特种训练后，左尔格加入红军总司令部四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后他终生服务于这一部门。后来，左尔格回到德国加入了纳粹党，并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纳粹党+记者”很好地掩藏了左尔格的间谍活动。而这位“世界间谍史上最了不起的谍报人员”却是经济学家陈翰笙的亲密战友。
1930年，左尔格来到上海建立情报网——“拉姆扎小组”，任务是收集国民党政府武装力量的资料，观察最高指挥部的人事变化，同时奉共产国际之命想方设法支持红军。左尔格到上海后，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陈翰笙。陈翰笙协助左尔格在中国迅速地开展了工作，陪同左尔格前往西安、广州等地发展情报组织。陈翰笙那时化名王如卿，伪装身份是新加坡商人。很快，陈翰笙成了“拉姆扎小组”之中国组的第二号人物——左尔格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最主要助手。以至于后来左尔格在东京被捕后写的经历中，对陈翰笙的工作还是推崇有加。他说：“在上海，我主要是和王(即陈翰笙)一起工作，只有在例外的情况才找其他成员。王把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和情报带来，我们便一道讨论。如果交来的情报和资料有必须加以说明或是补充报告的，便由他和我一起同提供者谈。我有关于情报收集的指令和要求则通过他转达。”1931和1932年整整二年，左尔格的中国小组每周总有一个下午在上海的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676号一位叫鲁特·维尔纳(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的德国女士家中开会。据维尔纳女士在她晚年所著《谍海忆旧》中回忆，当时来开会的几个人中总有左尔格和陈翰笙。
左尔格的中国小组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的情报不仅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同时还给了中国共产党的红军。1932年夏，左尔格小组搞到了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军事计划，包括部队集结日期、攻击方向、兵力、战略战术，陈翰笙把情报迅速交给宋庆龄(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左尔格小组通过潘汉年把情报传递给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进行了转移，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打击。总指挥徐向前率领这支部队进入了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1933年秋，左尔格前往日本，次年陈翰笙也抵达日本，他们建立了“拉姆扎小组”的东京小组。陈翰笙负责在满铁株式会社中收集情报。同时，他还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在东洋文库研究经济，以英文写下了两本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翰笙在1935年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接头未成，遂从日本逃回上海，在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掩护下从上海吴淞口上船亡命苏联。
实际上，陈翰笙的情报生涯很早。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陈翰笙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后来，陈翰笙又去找李大钊，李大钊将陈翰笙带到苏联大使馆，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相识。加拉罕希望陈翰笙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正是因较早从事情报的经历，为他后来在美国太平洋学会发挥更大作用准备了基础。1935年，美国太平洋学会要求太平洋学会苏联分会推荐一位学者去美国和欧文·拉铁摩尔一起编辑英文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苏联分会派不出人，在和当时中国驻第三国际领导商量后，决定派陈翰笙前往美国。拉铁摩尔与陈翰笙关系极好，他曾说：“我在中国会员里最亲密的朋友是陈翰笙和冀朝鼎，陈翰笙是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书记处成员，1933年我在班夫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上首次见到他。我们马上觉得彼此意气相投。他是个非常有趣而聪颖的人。”拉铁摩尔对中国的看法是受陈翰笙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样，当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顾问后，他反映的情况就可能直接影响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受陈翰笙影响的还有一位是1941年罗斯福派往中国的特使——劳克林·柯里，他无论是前往中国还是离开中国，陈翰笙都要同他进行长时间的面谈。罗斯福对宋子文、蒋夫人和蒋介石日益失去信任是从劳克林·柯里(和陈翰笙的影响)开始的。这样，陈翰笙通过拉铁摩尔这一蒋介石顾问和柯里这一罗斯福总统助理，加上太平洋学会的各种出版物等舆论宣传，陈翰笙实际上对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3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新德里，进英国情报部设在那里的远东情报局工作。陈翰笙的这一段经历更是鲜为人知。
(三)王学文——中央特科成员
王学文有十年的情报生涯，与左尔格有过合作。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成功地渗透到日本高层和日本情报机构，直到1942年“中共谍报团”案发，才知道中共的情报工作如此厉害，竟然渗透到日本首相身边……
“中共谍报团”案是苏联情报人员左尔格等在东京被捕后牵连到上海中共情报组的案件。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等在东京被捕后，上海的中共情报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受到牵连被捕。这些中共党员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成员，属于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中共党员能够打人日本的情报机构，是因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在1930年代初担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期间，发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文书院由日本外务省创办，初衷是为了培养精通中文的日本间谍，没想到同文书院里却有一批学生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共党员。这都归功于王学文的成功“策划”。
1930年，王学文与宋庆龄、鲁迅、潘汉年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担任执行委员。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随后他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担任研究会的第一任党团书记。1932年冬,王学文任中央文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分析中国大陆经济，研究台湾和香港经济，剖析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33年后，他在上海坚持了复杂而艰巨的隐蔽斗争，为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壮大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于上海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大部分毕业生都留在了中国，进入日本在华的军政外交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各地的伪政权。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1930年3月，书院的一批日本进步青年学生,请王学文为他们举办政治经济学讲座。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的道路。很快，中西功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西里龙夫等一起建立了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中西功、西里龙夫后来均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以他们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形成。中西功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括大量中共情报人员。在随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他们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在中共中央特科或上海情报科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或以日本记者,或以日军顾问的身份收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作为历史的佐证,中西功著有《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西里龙夫著有《在革命的上海——一个日籍中共党员的记录》等回忆录。
西里龙夫回忆道:“……领导核心是王学文。”“王学文是河上肇的弟子,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起初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他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尤其熟悉经济问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我与他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他在抗日战争时从延安,在革命胜利后从北京,经常给我带来口信。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是王学文。”“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这样,我们便开始做在华日本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对日本军队的工作。”西里龙夫的话，道出了王学文在情报战线上的卓越才能。
王学文的另一亮点就是把沈安娜发展为特科成员。沈安娜曾在国民党内部担任中央党部高级速记员，在蒋介石以及各种高官要员出席的会议上做速记，与丈夫华明之相互配合，潜伏长达14年，是蒋介石身边红色女间谍，被人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1934年11月，浙江省政府招收速记员。王学文知道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便让华明之以及沈安娜的姐姐姐夫对其进行启发教育。沈安娜谨记党组织嘱托，独自一人去了杭州，刻苦学习，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毛笔字被正式录用，成为议事科唯一的一名女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一员，走上革命道路，为我党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
(四)徐雪寒——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1933年5月，走出国民党监狱的徐雪寒去南昌投奔表妹夫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特务，徐雪寒利用这一关系及其姐夫(蒋介石副卫侍长)等亲戚关系，为中共获取不少重要情报。这是徐雪寒情报工作的开始。
1935年8月，徐雪寒受党委托，承办新知书店，任经理、总经理等职。新知书店在编辑出版图书的同时，还担负地下党活动机构运行等政治和经济的功能任务。从此，作为出版家的徐雪寒，充分利用书店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设立长江局，建立中国出版社，完全委托新知书店办理。1940年夏，徐雪寒作为新知书店负责人，和生活书店的徐伯听、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到红岩咀13号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决策和周恩来指示，三家书店携带纸型、书籍和资金分两路赴太行和延安等地开设华北书店。1940年冬，周恩来交给徐雪寒一项特殊任务。从新知书店挑选一批能做买卖的可靠的党员干部，到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开设四五个灰色书店、文具店等，隐蔽待命，准备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1940年初至皖南事变前，新知与生活、读书三家书店在各地的分店陆续遭遇查封。徐雪寒采取分散经营策略，从桂林撤退，从事地下工作，向根据地输送书籍、药品、医疗器材及至军用物资。1943年3月，徐雪寒辗转到达苏北根据地，协助潘汉年工作。这段时间，潘汉年与徐雪寒形影不离，潘汉年多次委派徐雪寒去南京接关系，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徐雪寒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潘汉年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工作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著名的红色女特工朱枫是徐雪寒曾经的属下，是徐雪寒介绍她入党并调遣她做贸易，为隐蔽战线管理经济事务。徐雪寒在回忆朱枫时这样说：“她将变卖家产所得，向新知书店投入了一笔数额较大的资金。说投资，这是门面话，实则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对于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大大鼓舞了我们在艰苦生活中坚守岗位工作的士气。”“她有交际能力，轮到在门市部站柜台时，逢到官方检查人员，能应付自如，对进步读者，能很好照顾，千方百计满足他们对书籍的要求……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党组织对她的理解和期望。”“朱枫不仅要搞好经济工作，还要负责秘密联系和掩护一些党的领导同志以及保护他们的安全。那时候我和陈明同志要去香港，时而回根据地，时而来上海，朱枫对我们的安全照顾得非常细心和周到。”徐雪寒的回忆，使地下情报工作的危险性复杂性跃然纸上。
潘汉年领导的对日情报战，堪称世界情报战史的辉煌篇章。徐雪寒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晚年的徐雪寒在与他的儿子徐淮谈到情报工作时，徐淮说，“地下工作可以做，情报工作要是我，绝不做!不然出了事，谁能为我证明?”是啊，没有人能为徐雪寒证明。即便如此，假如历史重演，徐雪寒还会坚持做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
(五)冀朝鼎——最成功的战略潜伏者
冀朝鼎与上述四个人不同，他是直接打入国民党决策层的“卧底”。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1963年8月，冀朝鼎逝世后的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要在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悼词中的“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这既是党和人民对冀朝鼎同志的崇高评价，也反映冀朝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战略潜伏”者。
1927年春，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学生“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介绍，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冀朝鼎参加了最初的领导工作。嗣后，冀朝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结识了周恩来并使他很快成为周恩来的翻译。他后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或许是组织授意，也或是处心积虑，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季刊的负责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亚问题著作等身的学术权威，第二次大战期间被罗斯福总统推荐给蒋介石做私人顾问。拉铁摩尔与冀朝鼎关系极好，他曾说中国会员里最亲密的朋友是陈翰笙和冀朝鼎。
1939年，著名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陈光甫(1881—1976)要物色得力助手，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美共关系人把当时已享有声誉的冀朝鼎介绍给陈光甫。宋子文、孔祥熙访美期间，陈光甫把冀朝鼎介绍给宋孔二人。鉴于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自然而然博得了孔祥熙的厚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贸易中断。陈光甫与冀朝鼎回国。借此机会，冀朝鼎被中共秘密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潜伏”生涯。
冀朝鼎借助已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爱德华的帮助和孔祥熙的赏识，他经常出入孔府，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宾。此时，蒋介石正迫切需要一位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以随时顾问左右。于是，经过孔氏夫妇推荐，冀朝鼎得以谒见蒋介石，被任命为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方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逐渐成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正是因为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并受其指示的冀朝鼎趁机向宋子文、孔祥熙建议，以金圆券替代法币，整顿金融市场，使货币重归统一。宋孔大喜，自以为良策，决心采纳这位著名经济学博士的建议。事发不到一年，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当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战略失败，但金融市场的破坏加速了这种灭亡，则是不争的事实。
1948年，冀朝鼎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周恩来获悉后，于1948年12月3日致电潘汉年，指示可请冀朝鼎应傅之邀北上任“华北经委会”副主任，以便做傅的工作，“动摇傅之抵抗决心”，并影响华北产业界人士乃至某些外资代表“坚留华北”，“反对南迁”，“尽一切努力保全华北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生产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入城后的接收”。因此，冀朝鼎此行也是专门受周恩来派遣，意在与其父冀贡泉一起策反傅作义。因为冀贡泉和傅作义私人关系很好，傅就是在冀贡泉的住处同中共秘密谈判决定起义的。
北平刚解放，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军高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可以说，冀朝鼎先后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合法身份，费尽心机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战略情报。冀朝鼎的“战略潜伏”意义和作用正在于此。
冀朝鼎“潜伏”的精彩之处就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忠不避危，全身而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