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国强
(上接6月23日04版)
正是由于机制设计理论具有足够的一般性，使得其应用也非常广泛。不仅从国家层面上的制度选择上具有明道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优术的作用，既可用来研究大到整个国家层面上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也可用来研究小到企业或家庭的机制设计问题，设计出可执行既定目标的机制或过渡性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理论既重视目标，更重视执行问题和过程。比如，市场设计研究就是经济学家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等工具，对许多传统市场失灵情形下(如不可分商品的配置和公共品的提供)，主动地去设计新的市场制度(如对拍卖、匹配机制的设计)，扩展市场的各种功能而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在通讯频谱拍卖、排污权交易、公交线路运营权拍卖、汽车牌照拍卖、网络拍卖、择校系统、器官捐献分配系统等中有很多应用，并起到很好的效果。
从上面两点的讨论，可以看出哈耶克对赫维茨的影响更多还是思想倾向和哲学层面的，不过赫维茨所推崇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基本还是新古典和当前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数理演绎推理式的，而非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学派基于个体主义的描述性方法。
哈耶克和赫维茨在高等教育阶段都曾经历过跨学科的学术训练。赫维茨本科期间在波兰华沙大学主修的是法律，因为偶然机会选修了经济学课程，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随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但是他一生并没有任何经济学的正式学位，除了后来的一些荣誉学位。哈耶克1921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的学位也是法学学位，大学期间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最终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当然，哈耶克著述所涉及的学科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毫无疑问，求学过程中的多学科学术训练，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观察视野，为他们后来在经济学上的学术创新创造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实，经济学家中这样的经历过学科转向或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在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丁伯根、麦克法登是学物理出身的，希克斯、德布鲁、纳什、阿罗、莫里斯、赫克曼等都是学数学出身的，萨缪尔森是学文学出身的，卢卡斯是学历史出身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托马斯·萨金特是学工程学出身的，他们都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是跨学科训练的受益者，并且很多是理科出身，如钱颖一、陈志武、白重恩、笔者本人等许多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原来都是学数学的，黄明、王江、洪永淼等是学物理出身的。之所以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提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在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引入研究的学科交叉方法创新上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其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其工具也适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和社会学。
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也要非常强调跨学科的训练，强调理论、历史和统计对于经济科学素养形成的重要性。由于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往往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及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经济学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同时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进行学理性分析，既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有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同时还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加以检验和考察。的确，在最终的分析中，所有知识皆为历史，所有科学皆为逻辑，所有判断皆为统计。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