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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 段学慧
第三，应在土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合作经济。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以“三权分置”为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内容就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土地经营权，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和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应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积极组织村或联村的合作经济，学习借鉴目前贵州等多省市广泛推行的“塘约合作经济模式”。防止盲目以扩大私人家庭农场为改革最终目标的土地变相私有化和“私地悲剧”，防止私人资本下乡对农业的破坏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简言之，应在家庭经营的同时，大力组织村或若干联村的集体层经营、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高度重视贯彻邓小平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这无疑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农民的培育，对缓解“三农”困境、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起到深远影响。
十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
(一)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是所有制的“背面”和收益实现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时指出：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
资本家之所以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工资之所以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而获得了索取剩余为私有的经济权力。
然而，“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指较多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消费品，较少工人为自己生产消费品——编者注)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
显然，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劳动时间将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成员用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产品在成员之间共同分配。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生产，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和货币都将消失，但是作为价值决定的物质内容的劳动时间，仍在生产和分配中起着计量尺度的作用。
“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时间是衡量个人在共同劳动中贡献大小的尺度，依据劳动贡献的大小确定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品份额，即按劳分配。
(三)社会公有的生产将通过不流通的“纸的凭证”来实现按劳动时间分配
在马克思设想的全社会公有制和无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中，随着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分配不再通过价值形式，而是通过“纸的凭证”来进行。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这个“纸的凭证”，就是每个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少的证明。
诚然，我国现阶段实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社会主义，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需要采取货币和市场的形式，而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和我国目前设定或划分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因而不存在二选一的对错问题，而应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
(四)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指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
首先，未来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可能使物质极大富有，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
其次，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实行全社会所有，还会存在较低级的公有制形式，如合作制、集体所有制;旧的分工还存在，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当公有制发展成熟为全社会占有和完全计划经济时，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公有制的形式还不成熟，且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与此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设想的“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还有很大差距。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逐步实现共富共享。针对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仍较大的现状，应从所有制状况寻找根源，才能从根本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十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一)工作日缩短是在必然王国基础上建立的自由王国繁荣起来的根本条件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自由王国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自由时间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并不是说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是自由王国，只有当人类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时，才有真正的自由王国。在那里，劳动不是为了谋生，而是超越生存和个人物质需求的自觉进行的劳动。物质生产活动的“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实质上是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自由王国的实现是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对立的扬弃，其直接表现是工作日的缩短和劳动的普遍化。
所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费用的尺度，自由时间则是财富本身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的费用尺度，依然存在。不过，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性质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劳动的特点是“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自由”劳动，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强迫性和剥削性：资产阶级享有的自由时间，是以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为条件的。即使在正常工作日确立以后，资本还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的劳动时间依然受资本支配。只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劳动，才能使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因为，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小的总工作日中显得大，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相对地显得小。”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时间支配上的体现是：工作日缩短，劳动时间较显著地缩短，自由时间显著增加。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
人真正成为自己、社会和自然的主人。一方面，“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因为“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另一方面，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三)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普遍化是工作日缩短从而自由时间增加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实行，消灭了剥削，“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劳动的特征之一是“劳动的普遍化”，除了老病残幼等特殊情况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劳动。
劳动普遍化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失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力的结果。”
“如果资本不再存在，那么工人将只劳动6小时，有闲者也必须劳动同样多的时间。这样，所有的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
资本主义消灭后，大多数“非生产”工人都会因劳动状况变化而转化为“生产”工人。
“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级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只有劳动实现了普遍化，工作日的缩短才能成为可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
只有所有人都劳动，才能使所有人都有更多的用于发展才能等的自由支配时间。
(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缩短工作日、实现劳动普遍化的技术条件
“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作为自然必然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时间不断缩短，为共产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时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是，纵观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劳动力参与率普遍比社会主义国家低，而且法定工作日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变相延长工作日的情况属于常态。
因此，要真正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实质性地主动缩短劳动时间，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在公有制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提升全体劳动者的自由时间。
十三、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人的发展和家庭
(一)机器大工业在对劳动力摧残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变为人类教育发展的源泉
“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把童工和妇女卷入劳动之中，儿童由于学不到知识和技能而“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这种“过火现象”被社会进步阶级所反对，从而使儿童、妇女被纳入工厂法的保护范围。
“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机器大工业在大量使用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重视妇女儿童的教育，以便把这些劳动力也纳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轨道，目的在于资本和利润，而被迫重视雇佣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势必会促进人类的发展。
(二)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和劳动生产率、“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使工人的子女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学校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廉价工具，他们不仅智力被荒废，而且道德堕落。而成年工人也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工人，智力得不到提高。这种忽视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教育的不平等，根源于旧的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分析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教育状况。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利润，满足赚钱的欲望，资本家也会培训工人、发展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但从中出现了现代教育的萌芽。
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三)共产主义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前时期，教育主要以家庭的父传子和行会师傅带学工的方式进行，教育内容取决于他们的特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随着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要求劳动力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促进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的互相结合。
“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是劳动者谋生的需要，是资本家为利润所驱使。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变动和工人的流动性，而职业变换和劳动力流动的频繁，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适应现代生产的客观要求。因此，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教育预示着未来教育的萌芽。
“‘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
共产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教育和教育上的重要阶级差别。
(四)大工业使用女工和童工，为共产主义家庭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把妇女儿童卷入劳动者队伍，必然伴随野蛮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对人本性的摧残和蹂瞒。然而，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丈夫不得不让妻子、父母不得不让子女进工厂劳动，于是妻子、子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上来;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催生的未来教育的萌芽以及对儿童教育和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视，提高了妇女儿童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工厂制度，这种新的工厂制度当然同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只要废除资本主义这个“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公有工厂制度必然会反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型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发展的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完全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遵循马克思的教育理论。首先，加大教育投入，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其次，保证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着力解决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问题。再次，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尊重和激发个性潜能，克服过度突出应试教育的弊端，处理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人才。最后，特别重视女性和儿童的教育，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并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各类劳动的良好习惯。
结语
《资本论》中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是丰富和科学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设计具体模式。在他们看来，这是要靠共产主义建设者们去解决的问题。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在未来才实现的东西，不应只停留在“理想”层面，而是体现为现实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为全社会掌握，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可能，最终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各种有利因素。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经济目标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信念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公有制主体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实践，就是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实运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马克思论证的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质上具有二重性，所以对于生产方式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需要联系一定的历史条件做全面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更需要科学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实际上，现阶段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化，导致调节手段的二元化(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经济规律的二元化(市场调节规律与国家调节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等等。要处理好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二元化矛盾，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主要经济制度。既要考虑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也不能搞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而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坚决抵制与《资本论》原理相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而且要学好用好《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西方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危机和巨大风险依然存在，这再次验证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得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一百多年前，危机“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如今，危机又一次把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头脑里，更加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