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陈启修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也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经济学家。他早年认识李大钊，在其指引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陈启修受聘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担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导师，与李大钊一起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早期学术派别。1923年赴苏联和西欧考察，在柏林认识了朱德。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1925年春由朱德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在北大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又南下广州在毛主席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讲授中国财政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现状等课程。之后，他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作为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译者，把《资本论》介绍给中国人，又翻译了日本河上肇所著《经济学大纲》，许多革命者正是从此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陈翰笙是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结交苏联友人，研读《资本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大钊同志遭奉系军阀杀害后，陈翰笙被迫前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创办的国际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1933年他参与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说明农村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论证改革封建制度的必要性，有力地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陈翰笙不仅是最长寿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经济学家的引领者，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成就了经济学界的“无锡现象”。陈翰笙的另一贡献是后来他长期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做秘密工作。他经宋庆龄介绍结识了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进而与德国情报专家佐尔格成为知己，并且从佐尔格处得到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机密文件后立即通过宋庆龄转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他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经济学家之一。
沈志远1925年加入中共，次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社联常委。1933年夏，因患伤寒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应李达邀请去北平大学商学院讲授近代经济学。这一时期，沈先生撰写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著作，以《新经济学大纲》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最著名。抗战时期在重庆，沈志远多次和周恩来接触，曾当面提出恢复党籍，周恩来说：“你留在党外影响更大。”沈志远同志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始终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袁孟超1926年于东南大学地学系毕业，1927年1月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71团政治指导员，10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英文班学习。1930年任伯力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主任兼副教授，1932年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会工作进修班学习，1933年回国在上海中央局工作，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任上海全总筹备处书记兼秘书长，1934年6月被捕后，虽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苏联大使馆有过许多往来，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袁孟超于1949年9年重新入党。袁孟超在“五卅”运动中激流勇进，在北伐战争中投笔从戎，在苏联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践，在江苏省委呕心沥血，袁孟超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南汉宸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1926年10月，在冯玉祥组织的国民联军中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南汉宸，由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冬，他受党的派遣赴皖北组织特委，帮助杨虎城改组第十军，策划武装暴动。1929年，他任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近百名共产党员营救了出来。1930年，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人请他出山襄助，他经党组织批准后接受杨虎城邀请，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成为杨虎城主政陕西的得力助手。1932年夏，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并下令通缉他。在杨虎城的安排下，南汉宸携妻王友兰东渡日本避难。1933年，南汉宸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成为周恩来与杨虎城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牵线搭桥。1941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边区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毛泽东对南汉宸说，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
徐雪寒是我党优秀的情报人员，三联书店前身之一——新知书店主要创始人、出版家。徐雪寒入党时才15岁，先后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成为大革命后期杭州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徐雪寒在宁波被捕。在狱中，徐雪寒与薛暮桥等共产党员形成了一个战斗群体。期间，他经难友中的教师和留学生辅导，潜心研读亲友送入的中外名著，学会了日语和世界语，被难友称为“翻译家”。1933年5月，徐雪寒被保释出狱。继母见他在狱中苦读成才，便让他去南昌投奔表妹夫王新衡(军统特务)，徐雪寒利用这一关系及其姐夫(蒋介石副卫侍长)等亲戚关系，为中共获取不少重要情报。1934年春，徐雪寒到上海寻找组织，经先他出狱的薛暮桥介绍，参加了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8月，徐雪寒受党委托，承办新知书店，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1943年春，潘汉年出任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便点名调徐雪寒担任部务秘书，成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他具体负责三方面工作：一是情报分析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战略参考，为新四军和华中局提供重要信息;二是巡视上海南京情报系统工作;三是应对突发或特殊事件。抗战胜利后，徐雪寒在上海、香港一带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建立银行、钱庄和外贸机构，为党筹集地下革命活动资金，成为中外闻名的“大老板”。他被周恩来称为是党内一位适应岗位转换频繁和领域交叉跨越的优秀专家同志，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多行做出优异成绩。
王学文于1921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等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他与冯雪峰主持创办上海文艺暑假补习班和现代学术研究所，培养具有进步的文艺、理论知识青年和党团员。1937年春奉调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实际主持院务和日常工作，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为全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培养党的财经干部。王学文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与佐尔格有过合作，把日本人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把沈安娜(成功潜伏国民党高层，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发展为特科成员。
冀朝鼎是我小时候听先父讲述民国时期金融界的趣闻佚事才知道的，是被周恩来赞为“出污泥而不染”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在中共“一大”前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曾有幸拜访过李大钊。1927年春，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学生“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作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冀朝鼎参加了最初的领导工作。嗣后，冀朝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结识了周恩来并使他很快成为周恩来的翻译。鉴于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自然而然博得了孔祥熙的厚爱。借此机会，冀朝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潜伏”生涯，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可以说，冀朝鼎先后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合法身份，费尽心机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战略情报，并秘密参与策反傅作义起义。
薛暮桥于1927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强不屈，与难友一道和敌人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斗争。他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张秋人说，“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这对薛暮桥触动很大。从此，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他把监牢当做学校和课堂，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历史等。出狱后，薛暮桥在陈翰笙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孙冶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由此形成了他严谨的学风。抗日战争开始后，薛暮桥投笔从戎。在三个月反扫荡战争的行军途中，编写出一部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从1943年开始，他担负起财经部门的领导工作，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新的“货币反击战”。
秦柳方于大革命时期在无锡农村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任组长。随后又参加了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等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调查，从此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潜心研究农村问题。1933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1935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委会委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曾任私立西南商专、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广西省政府财政厅秘书，广西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专员等。
朱剑农于1927年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在武汉遇到共产党人恽代英等，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由于革命形势恶化，朱剑农转移至上海，考入大陆大学经济系，后转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一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担任学院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二八”事变后，朱剑农积极发动捐款，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学毕业后，朱剑农回旌德筹集准备赴日费用，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关押进浙江军人监狱。狱中三年，他认真研读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狱后留学日本，大量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受到河上肇的思想影响，决心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七七”事变后，朱剑农归国抗日，在郭沫若主持下，积极从事战地文化服务工作。
狄超白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任中共溧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创办《溧阳日报》。同年3月被县政府逮捕送南京警备司令部，判10年徒刑。1934年7月在党的营救下被保释出狱。1935—1936年在无锡、南京等地从事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任沈钧儒创办的《抗战周刊》主编。1938年任安徽省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39年春创办《文化月报》。1940年1月转移到重庆，从事文化宣传与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派往广州。1946年转移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学术小组组长。1947年兼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主编《中国经济年鉴》。
许涤新于1925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科预科班，并参与校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7月考上厦门大学，因无钱交学费，回故乡自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对政治经济学开始产生浓厚兴趣。1928—1932年，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和上海劳动大学，研究《资本论》。1931年冬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研究部副部长、宣传部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编《社会现象》周刊。同年夏，担任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后参加“文总”机关刊物《正路》的编辑工作。1935年许涤新被捕，关进苏州陆军监狱，1937年获释。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参与创办《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新华日报》迁往重庆后，他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组长，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参与制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贯彻和团结工商界人士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坚白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结识了李兆麟，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党的特委从事宣传活动，后被捕入狱，与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关在一起。1938年6月，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后，历尽艰辛，到达重庆。1940年，杨坚白几经周折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先后担任科长、厂长等职，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经过了革命战争的考验。
顾准从1933年开始，就在写作和教授会计学的同时，积极参加了抗日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起初，他与友人组织秘密社团，制定纲领，出版刊物，介入工人运动，并且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2月，顾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在上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1940年8月他离开上海，到苏南、苏北的抗日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抗战胜利后回华东。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作为负责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的队长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些领导岗位上，顾准以他的专业特长，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稳定，为支援全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钱俊瑞真正走上探索人生、研究经济的道路，也是从1929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开始的。他在掌握了大量农村经济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进行了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1935年9月，钱俊瑞加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着把被打散了的中共党员、左翼进步人士的力量积聚起来的联络组织工作。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文化、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钱俊瑞离开了日军侵占下的上海，先后任新四军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
杜润生于1927年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杜润生组织了“九·一八”读书会，抵制日货，宣传抗日。1932年，杜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反帝同盟、太原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春，杜润生接到李雪峰来信后直奔北平，后因与组织关系中断，就申请助学金，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期间经同学、同乡介绍，参加文委工作，后与裴丽生一起创办《北晨副刊》，自发组织青年小组，与李雪峰组织《书报社》，继续从事学生运动。1934年，因叛徒告密遭逮捕，被关押数月，因他不是共产党员而当局又未能查出实证，被释放出狱。次年冬参加武装自卫委员会，按照姚依林同志的部署，以山东水灾救济会名义赴灾区宣传抗日。其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任学联成员。后来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党组织委派，杜润生到太行山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入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1947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伟大的解放战争。
张锡昌早年学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研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方法。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参与无锡旅外学生暑期服务社的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领教育学院部分师生撤至武汉，遵照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指示，他又返回抗战前线。1938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协助台湾抗日义勇队开展救亡运动，协助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浙西开展工业合作社化运动。1941年2月，他接办《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并负责主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10月，中共南方局在桂林建立文化小组，他为负责人之一。民国31年1月，他发起创办《中国工业》杂志，任主编，支持大后方的工业合作化运动。1946年9月，张锡昌到上海，主持海新公司的经济研究室，兼任《文汇报》的社论委员和《经济周报》的编委。
姜君辰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政经专修班学习，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任教员。30年代初，他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7年7月，姜君辰参与筹建上海编辑人协会。8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他担任该委员会委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1941年6月离开香港经上海抵达苏北新四军驻地，任中共华中局调查研究室研究员。1943年赴延安，后任延安大学财政系副主任。1945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于光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锋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者。他在延安讲授社会科学课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研究社会科学之路。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调查局研究员期间，于光远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的减租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在延安，他因研究哲学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重新翻译和发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名文。他一边学习经典著作，一边深入调查研究，构成他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研究特色以及不受框架制约的思维方式。
今年已经101岁的袁宝华，是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学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唯一健在的早期入党的经济学家。“九·一八”事变后，袁宝华开始关注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危亡问题，坚定了他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年仅15岁的袁宝华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并率先参加了河南大学抗日救国会，成为救国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袁宝华带头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慰劳十九路军抗战将士。1934年，袁宝华在北平大学学习时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11月，已经回到河大的袁宝华组织“南召抗敌自卫团”战地服务团成立，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从此，袁宝华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1940年至1945年，袁宝华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任党支部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宝华赴东北，续写革命人生新篇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