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恩富 段学慧
[上接6月9日04版]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以个人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2007年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说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资本主义不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竭力维护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社会。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其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在曲折和反复中最终成功。
二、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一)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会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其中，每个国家和地区不一定都会经历完整和充分发展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整个人类社会时间最长的必经社会，剥削社会只是短暂的历史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的一个过渡形态。
因而马克思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
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五种形态呢?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事实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错误?当然不是。
其一，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某个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跳跃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预言，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俄国农村公社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在“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第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扬弃同时代别的国家或民族制度的优缺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跨越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反，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长期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宗主国、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处一个时代的同时，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抛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如生产的盲目性、两极化、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机，企图走私有化或民营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观和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共产主义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
从近现代私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看，它不顾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底线，无疑是残酷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然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1、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
“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靠牺牲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时间，而使自己成为不劳动的阶级。“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同样“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但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
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方式会遭到工人的反对。于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工人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增多，工作日之外的自我发展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劳动者可以利用工作日之外的时间发展多种技能，从而逐步摆脱“局部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同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当社会财富扩大到一定程度，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就到来了。
2、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
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必须以工厂(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最初主要采取个人出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工厂和股份制企业产生了。
合作工厂是工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和被雇佣地位，由劳动者出资、自愿结合劳动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资本主义的合作工厂，“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殖”。但是，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它把资本的联合与劳动的联合结合起来，节约了监督劳动的费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这种形式。”“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
因此，马克思把合作工厂称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积极扬弃”，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合作工厂同资本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作企业有着较广泛的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主体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作制依然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充分利用供销合作联合社、联社加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工厂以及农业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利用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等途径发展了一批合作工厂，后来在企业改革中，把原来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提高了企业活力。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贵州塘约合作模式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模式，也应大有作为。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股份制的出现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股份制使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私有者的企业转变成社会的企业，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社会集资)的形式，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增殖的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更大规模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企业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消极扬弃。然而，股份制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着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强公私资本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绝不可以妄断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控股权决定的。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确保公有资本的控制权，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3、信用和银行制度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有力杠杆。
“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会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
首先，“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生产者。”
其次，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缩短了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加速了消费，调节了生产资本的分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
信用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联合，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而且为社会主义生产准备了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合作工厂、股份公司以及银行制度所造成的公共分配的形式，尽管它们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私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要当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会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础上，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因而信用还大有作为。
但必须注意到，信用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愈来愈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信用制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持信用工具适度创新的原则，限制信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预防脱实向虚、信用欺诈和金融危机等。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共产主义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因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建立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条件。只有把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证。那时，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高，自然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不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自觉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他(指资本家——作者注)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广泛利用，从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到绿色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历的四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提高到资本主义的外壳所不能包容的程度，就必须通过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来解决。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就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公有制，否则就要通过美元霸权和贸易战等不良政策来维持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欧盟便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区域紧密合作。
(三)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要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通过革命来实现
虽然以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前提，已经具备了实现公有制的基础，但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然，一般说来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发生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
马克思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指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而且为自身的灭亡准备好了掘墓人——无产阶级。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所说，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为了自身利益培养了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却反过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哪里有资本主义生产，哪里就有产业工人，就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观力量。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长起来的最进步、最有远见和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利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主张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自发性和平稳过渡，纯属幻想。纵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胜利。这一革命形式或手段包括直接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议会斗争和街头政治等一切灵活有效行为。当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早已成熟，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这一主观条件。
四、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及生产目的
(一)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共同所有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资本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的必然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两种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资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小生产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小生产者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者。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资本积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改变。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其次，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指导功能，表现为大规模地将邮政、电报和铁路等部分收归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各种危机依然不可避免，贫富对立依然存在甚至激化。
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
虽然国家所有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表明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线索：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将是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个在否定的否定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来实现的。
通过对剥夺者的合理剥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基础。既然生产资料成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产品自然也成为共同的产品。“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
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才能消失，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物化性质、资本对人的统治才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劳动条件和实际日常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才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才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人才能彻底得到解放。
(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工人，使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生产资料一样都是资本家的生产条件。不仅如此，工人作为主观的生产条件，与生产资料这个客观条件相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极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为资本雇佣劳动辩护。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么，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是革命性进步，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却强化了工场手工业的旧式分工，使雇佣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雇佣工人对资本的隶属从形式上转化为实际上的隶属。所以，机器的使用从资本家主观角度来看，它只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条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作为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节省社会劳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休闲、提高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当机器的价值小于所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时，资本家才会使用机器。“只有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而不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工人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是说生产条件属于社会化的工人，工人作为社会化的工人进行生产，并把他们自己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如果生产过程可能会对工人的身体造成危害或劳动强度太大，即使采用机器比使用人更贵，也要采用机器，即消除了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限制。
其次，劳动力同样作为资本家生产的条件，被资本家占有和使用，从而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取得了与普通商品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他们的劳动不属于自己，属于资本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不再是被雇佣，不再作为资本家的客体，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是自己的主人，“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只有当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劳动才能成为第一需要。这时，资本家强加的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分工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异化，劳动与劳动成果相异化，劳动者与自己相异化，产生人对物的依赖，人们奴隶般地服从于旧的分工，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固定且强迫的分工”——旧的分工，才能建立起“自愿而全面发展的分工”——新的分工。马克思要消灭的分工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私有制属性和阶级对抗性;消灭的并不是生产力维度的“分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劳动条件不属于资本家，如果劳动条件作为客观条件不消费劳动者，分工就会消失。显然，这是把生产力维度的分工与生产关系维度的分工混为一谈，目的是为私有制及其剥削辩护。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生产和交换
(一)没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是直接明了的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就其占支配地位的劳动交换方式而言，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生产者个人、家庭或生产单位的需要，劳动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不具有社会化特征，因而不存在劳动的交换。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劳动，都是给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或财富。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需要通过市场交换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劳动交换是通过商品交换或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的;而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采取商品形式，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而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的。劳动交换方式的更替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自然经济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产品经济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商品经济处于由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的中间阶段，是生产力既有一定发展、又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准备条件的阶段。
商品经济的神秘性以各种形式的拜物教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存在矛盾。《资本论》第一篇对商品和商品经济的一般分析表明，生产商品的劳动首先表现为私人劳动，私人劳动生产“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私人生产者之间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把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私人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商品交换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商品交换表面上是交换商品，其实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的交换，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却被物的关系所掩盖，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成为价值形式的完成形态，成为价值的代表，成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成为“物的神经”和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于是出现了货币拜物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自行增殖”的魔力产生了资本拜物教，并衍生出利息拜物教、地租拜物教。各种形式的拜物教，都是以物的外在形式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根源于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和商品生产的私人性质，具有客观属性和主观表现的双重性质，体现的生产关系复杂且会颠倒地表现出来。
要消灭社会物质关系的神秘性或拜物教性质，消灭物对人的控制，就必须消灭商品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货币、资本关系，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代之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从而使生产关系简单明了。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劳动的交换不需要通过市场，不需要采取商品、货币形式，“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
那时，各种拜物教及观念将成为历史，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随之消除。可以看出，马克思立足对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的分析，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这个手术刀，科学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正确阐释和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正在发生的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从而为那个尚未充分实现的、以潜在形成存在于旧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产”。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或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虽然生产社会使用价值，但其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而共产主义消耗劳动的生产目的不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生产使用价值，生产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
因此，“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劳动产品商品性质的消失，价值概念也就消失了。于是，“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货币消失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代之以“劳动券”这种纸的凭证，作为衡量劳动量多少的依据，作为劳动者与他人进行劳动交换、获取消费资料的依据，即成为按劳取酬的表现形式和途径，这比市场化按资分配和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要简单明了得多。
(二)共产主义通过有计划地控制生产过剩，来满足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
当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以后，买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卖了不立即买或买了不立即卖，就会造成买卖的不平衡或供求失衡。这种不平衡在小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会给经济带来经济危机似的剧烈震荡，而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货币的“独特作用”潜藏着给经济带来剧烈震荡的可能性。货币使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变成一种单方面的交易，即“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却往往使买和卖不能抵消。
“就像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在固定资产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