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兴昌
结构主义理论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劳尔·普雷维什于1950年通过提出中心—外围概念和贸易条件恶化理论而创立，是由拉美经委会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共同组成的学术团体或思想流派。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结构失衡和外部制约以及批判西方正统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过程中，首先获得了通货膨胀结构主义论点的称号，之后整个学派便以结构主义著称。
普雷维什的代表作《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原文于1980年出版，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2015年年底再版之后，我又翻阅了部分章节，不得不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发展问题的深刻性、前瞻性和预见性表示赞叹。许多观点在36年之后，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仍有现实意义，这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力。
结构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在研究中心与外围之间结构性差异和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时，结构主义理论既发现了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找到了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创立了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播机制的分析模式。之后又研究了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和对市场机制的扰乱作用，揭示了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向心性和排斥性两大特点，肯定了市场在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消除了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失衡之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这两大功能。强调了国家在消除经济社会重大失衡方面作为市场最高调节者的作用。
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最初作为研究通货膨胀加速现象的一种理论，90年代起研究发展问题的结构主义学派整体转变为新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继承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肯定结构主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解释了结构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通货膨胀加速现象，深化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市场背后各种权力因素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扰乱因素对通货膨胀长期持续和加速所起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创新是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主要动力。在不断批判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用简单化、公式化的分析模式和以理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确立其普遍真理地位的企图之后，指出了这种理论因排除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文化现实和历史发展因素而存在的科学谬误，揭示了真正的市场规律是，在结构失衡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作用不是自发地导致体系的平衡、效益和公正，而是将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将大多数人排斥到市场之外，一极是繁荣以致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认为市场既是一个吸收性的体系，又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向心性、垄断性和排斥性所决定的，不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国内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
结构主义理论批判了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把经济的最高调节作用归于市场。认为经济理论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是坚持科学地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一是寻找并拥护某些符合特定利益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理论中科学的一面往往被抛弃，而符合某种特定利益的原则常常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结构主义理论在分析了高消费现象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之后，还深刻揭示了国内高收入阶层在消费方式、思想感情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与中心国家关系日益密切和与本国大多数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的趋势，指出了外围与中心在经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依附现象。认为外围国家只有创造自身的动力和打破过去的格局，才能真正获得发展。为此，我们需要自己努力来进行理论创造。
1949年普雷维什进入拉美经委会工作后，于1950年发表了《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它的主要问题》的文章，被视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文章，文章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概念奠定了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分析框架或分析模式。
在文章中，普雷维什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往往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均匀分布”的论点，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关于这种均匀分布“是通过降低价格或是通过收入的相应提高”来实现的说法。
普雷维什认为，关于比较优势原则的作用和国际投资进程的静态描述未能恰如其分地在时间上反映工业发达的国家(即“中心”)和提供食品和原料的国家(即“外围”)之间正在发生的情况。
根据实证研究，普雷维什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日益增长的寡头垄断条件下生产的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日益倾向于超过外围国家提供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中心国家承诺的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不利的贸易条件不仅剥夺了不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应该得到的稳定的份额，而且还剥夺了它们推动内部变革和经济增长的资金和技术手段。
在《外围资本主义》中，普雷维什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结构是如何制约经济发展和引起通货膨胀的：
收入分配不公。一部分人占有发展成果的一大部分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那种对发展成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
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倾向。“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
社会边缘化趋势。“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长，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高收入阶层的离心倾向。高收入阶层在利益关系上和思想文化方面日益与发达国家更加密切，而与本国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意识形态依附的现象。一旦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结，甚至形成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依附现象，这些发达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除了施加种种限制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普雷维什指出，“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协调而加剧”。
这就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如此向往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和将资金转向国外，而不用于国内的积累和发展。普雷维什认为，“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