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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却没有这样做，直到他1883年逝世，他没有再动笔去修改他自己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书稿，而去研究俄国公社，并研读历史学和人类学去了，从而留下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这到底为什么?根据那段时间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经历，我当时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规划与憧憬，是在他30岁之前青年时期做的，到他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憧憬就变成在他晚年思想中一个“思想沉淀”了。对于这一点，我曾在1985年左右与周其仁教授口头说过，其仁兄当时就对我说：“这可不能说”!到1992年在悉尼大学做经济学博士论文时，我才在“导言”部分用英文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并且在1993年8月号香港《世纪双月刊》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一文中表述了出来。
问：当代中国学人的成长史大都不能绕开马克思，甚至所谓80后学人最初的学业均起步于对马克思及其思想来源的研读，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而且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今天仍鲜为人知的重要问题，还有点您最初居然是我们编辑同行。那您又是如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入一度红极学界的制度经济学(您可能更愿意译作制序经济学)?
韦森教授：是啊，当时读马恩全集，我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在大学本科毕业时所关注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机体”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概念了，而是主要想从头到尾弄清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论述和预期未来社会的。这次通读过程中所记下来的几箱卡片，大都与这个主题有关。那时，中国现实的改革进程又到了一个城市改革和国有制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东岳论丛》的编辑，我参加了许多经济学的学术会议，包括几次“中青年经济学人理论讨论会”，也随即撰写了关于所有制改革的几篇文章，包括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11期上发表的《对于建立劳动者个人实所有制的初步构想》，《从所有制与经营方式看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以及《“硬化”企业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的先决条件》。这时期自己所提出的些基本改革设想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管一个企业的原初资本从何而来，经过若干个生产过程之后，都会变成该企业员工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物，由此我提出可以考虑通过以按劳折股的方式迅速实现国有存量资产的股份化，建立起种像西班牙的蒙德雷根和美国ESOP的之类的员工股份制合作企业那样种“实所有制”。近些年来，还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过类似的改革方案，像华为的资产运作模式，实际上也部分包含着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形式。直到2006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等待送审答辩期间，我从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主编的一本企业性质的文集中读到一篇文章，才明白这一改革方案的问题。在那篇文章中，一位西方经济学家通过所做模型和经济学推理，并加上了一些现实的验证，证明这种工人股份制企业在长时期是无效率的。到那时我才明白，即使1987年这种我提出的以按劳折股的形式实现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股份化，即使这种改革思路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工人自我管理模式在经济学上乃至在现实运作中的合理性仍然是有问题的。
1985年，我受邀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国青年经济学理论讨论会，发言被安排在第一个“基本理论”分论坛。在我们这个分组会上，记得华生讲了他对未来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框架的基本设想，复旦大学的朱民那时也讲了他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记得那天郭树清好像也讲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些基本设想。那次会议虽然我没有讲我当时所初步形成的基本理论框架，讲了一个所有制改革的话题，但那时我却确实在思考一个重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三段结构的“逻辑框架”，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理论、社会主义机制论和社会主义体制论。这框架围绕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增长缺乏增长动力这基本问题，以社会生产目的为轴心，设想如何改革体制，使这种经济制度有增长的动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西方比较经济学领域中“激励经济学”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最后演变为主流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这新的研究领域)。当时我曾设想，一个社会经济增长动力的发挥，即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而机制在现实中的显影，就为体制。这样我当时设想通过一个黑格尔逻辑哲学是三段式的演变过程，撰写一部有新的经济学范畴逻辑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现在看来，这设想是非常天真的。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央计划经济的整体上的非可行性问题，也就是米塞斯、哈耶克为方及其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为另方的社会主义大论战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时，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以及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一些重大理论发现还没有进入自己的视野，自己还沉迷在黑格尔、马克思的思辨经济学的理论迷梦中，尽管发现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运行有问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可行的经济体制模式。
尽管我当时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与社会理论还不熟悉，但是在1986年已经知道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和勒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了，也知道了哈耶克出版过《通向奴隶之路》这本著作，并从图书馆借阅有滕维藻先生的一个内部译本。我还记得，尽管那时我英语差得一塌糊涂，但还曾一度与好友冯克利商量，要全译哈耶克的这本小册子，并且还着手开始翻译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但是这两项翻译还没真正开始，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就落到了我头上，导致我走向了另一条学术道路。
问：看来规范的学术之路均不能离开对包含马克思著作在内的西方学术经典的研读，那个年代西学经典译著十分畅销，这似乎与当时的学术重建与社会启蒙有关，许多后学人至今致力于此，您近年在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也组织了多套西学著作的译事。您随后在海外留学期间的学业秘辛与学术思考也是读者陌生的，请详细谈谈。
韦森教授：198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分配给中国社科院系统一个出国留学奖学金名额，一个给了我们山东社科院。于是我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人口学的机会，读硕士的机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NCDS)。那时，我虽然选的是人口学项目，但多听的是经济学的课，硕士论文做的也是经济学的：《四十年来中国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而这一硕士论文的第一章的文献回顾曾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国内《经济研究》1988年第7期上。
1989年7月，我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获得了国立大学人口学的硕士学位。可是毕业之后，因故无法回国。我就写信给杨小凯，看能否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土学位。在小凯的帮助下，我们家人到了墨尔本，在莫纳什经济学系的博士预备班中注了册，并开始了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学习。但是由于注册上课学期后，申请不到奖学金，我就休学了。这期间我开始阅读马克斯韦伯的大量作品，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等，并读了美国和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东西方现代化的许多著作，并开始研读《圣经》大量接触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会史的著作。这段时间，我读得较多的基督教神学的著作是保罗-蒂利希、卡尔巴特尔、弗兰西斯-薛华等的著作，也曾翻译过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卡尔亨利的《基督教的私有财产观》。这时期，影响我最大的一本著作是华人基督教徐松石牧师的一本《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香港浸信出版社)。通过读韦伯、墨子刻、狄百瑞、罗伯特贝拉等汉学家的文著，尤其是大量阅读了牟宗三、唐君毅，以及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几位先生的著作，加上对基督教神学文献的阅读，并且结合对那时刚出版不久的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对东亚文化与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我这时写出了《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章，谈出了些与好友杨小凯以及《河殇》作者的一些不同的对东西方文化的判断，记得曾与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文章同一期发表在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杂志上。
这时对我思想冲击最大的，还不是因暂时拿不到奖学金而休学，而是东欧和苏联的巨变。从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里，我一直相信中央计划经济是一个可行或经改革后仍可行的种制度模式，因而，一直抱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写一部“有逻辑体系的”且反映其现实运行的经济学教科书，来理论化之。然而，到澳大利亚留学之后，随着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自己逐渐觉得这只是个天真的空想。尤其是看到了苏联和东欧1989年巨变，才觉得整体框架全垮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己十几年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一个清晨起来就完全倒塌了。这对一个思想者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开始反思，自己一生所学的理论、所信的东西，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否自己一直在追求一个虚幻的理论气泡?虽然此时，我工作和生活皆还好，物质条件也比当时国内好很多，但精神的苦闷却无法排遣。我开始思考，难道自己十几年忘我奋斗学术研究，就毫无意义吗?在此情况下，我曾一度有去美国读神学，将来做个传道人的想法。然而，最后还是放不下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于1992年在黄有光和杨小凯的强力推荐下，我转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问：黄有光、杨小凯两位目前已是公认的华人经济学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除了当时他们对您学业上的助益，想必大约也会影响到您后来经济学研究旨趣的转变。
韦森教授：是的。还在莫纳什期间，受杨小凯的影响，我就开始关注起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和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思想来。在莫纳什和悉尼大学开始写博士论文前，我几乎读了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所有能搜罗到的文献，尤其喜欢道格拉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真正在这段时间，我慢慢完成了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结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脱骨换胎似的艰难转变。
我在悉尼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亚厂商理论》。之所以选了这样一个题目做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没有刚性的私有产权制度，或者说还没有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 rights)结构，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厂商，即英文的 firm。这实际上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的国家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实际上不存在厂商，因而所有工厂只是一个个单位，而不是一个个厂商。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和张五常所认为的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就是“firm”观点完全一致。为此我当时还发明了个“Quasi-firm”，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亚厂商”或“准厂商”。在博士论文中，我假定在一个完全的“全民所有制”即无私有产权的条件下，一个工厂单位是如何运行的，通过一些分析推理，论证其问题在哪里。通过这样一种纯学术的推理，我至少证明了这样一点：只要所有人都是自利的，那么无论实行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还是两者的结合形式，社会主义经济都是没有最优解的。这就从基本理论推理上证否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
这样的博士论文，现在想来还是我早年研究思路的一个延续和脱变。我当时想，先在博士论文阶段做一个没有市场、没有产权结构下中央计划经济微观单元的纯理想运作模型，看下这种体制从根本上的非合理性和非可行性，然后再用几年时间，继续这个研究，写一本“The Quasi-Firm in the Semi-Market”(我当时和现在仍然相信，没有良序运作的产权制度， 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就有点像为现在的原计划经济的转型国家的改革过程做理论描述了。当时， 我还设想，若再有时间，再写一本“From the Quasi-Firm to the Firm”。这样就可以把中央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加以理论化了。对于这宏大理论研究框架的设想，我曾在香港《21世纪双月刊》1993年8月号发表的那篇《社会主义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文的结论中明确表达了出来。
然而，现实却不像纯理论思考那样简单，也不等人。在苏联、东欧各国的制度发生剧变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迅速推进，也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使我们这些做思辨经济学的学人总是觉得现实变化太迅速，而理论总是滞后。1989年左右的苏东剧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中国加入后迅速加入世界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导致了比较经济学这门学科在国际范围内的几乎全军覆灭，几乎使任何想理论化改革进程的比较经济学家都感到茫然不知道做什么了。于是，我在澳大利亚所大学短暂教了点课，就急匆匆地回国加盟复旦了。回复旦后，我被安排教起比较经济学”的课程来了，但所教的是自己所思考的“比较制度分析”(简称CIA)框架，而不是再教传统的“比较经济体制”(简称CES)。讲授的内容，也主要是研究哈耶克与诺思等新制度学派的经济社会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完全从一个试图为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解释者，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人了。于是，就有了我近十几年来回国后十几本专著和文集的出版。
问：我们通常讲学术转型有学科拓展、研究视角或领域的变化，但最具特征的还是学术理念或方法论的转向，您曾出版有多部经济学与哲学或文化等学科交错研究的导论性著作，甚至您还曾十分关注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转向问题，似乎意在表述思想方法论的确立在整个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请您最后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韦森教授：这点是要特别指出来的。在我完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思维到现代经济学的知识结构的艰难转变的同时，我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思想方法论上的转变，那就是我突然接触并接着几乎着迷样地研究起维特根斯坦哲学来了。记得大致是在1994年上半年，我在一个周末开车带女儿到我们悉尼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去学汉语，因为离家太远，开车回去再回来接女儿“不经济”，我把女儿送到学校后，就在Dulwich Hill区的家很小的社区图书馆里找个座位坐下来读书。在那家可能最多只有上千本书的小小图书馆中，我竟然发现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用中文写的《维特根斯坦》(香港版)一口气读了下来，觉得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接着我又尽一切可能地收罗和研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包括他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文化与价值》等等。读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反思自己经济学理论探索的道路，才突然感到几十年理论探索的困惑的原因和问题到底在哪里，哪些理论探索是无用的和纯属工作和时间浪费，哪些是有意义的和值得进步研究和思考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中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语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他社会科学中。最早开启这当代语言转向的，应该说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而主要推动或者说引致这一转向的哲学家，则主要是维特根斯坦，以及牛津日常哲学学派的领袖人物奥斯汀等。萌发于19世纪下半叶而到20世纪中才基本完成的这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及其进展有关。从哲学史的沿革来看，哲学家们首先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媒介和工具来。于是乎，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对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在当代哲学中发生的这一语言转向，也与伴随着近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的人们在各学科、各领域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向深层推进的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感觉到语言的束缚以及对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不约而同地从各个学科和各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探及到了语言问题。后来我还发现，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就构成了这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自马歇尔(Alfred Marsshall)和凯恩斯(John M.Keynes)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和计量模型的建构，并相对自我封闭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风格凸显(理性最大化推理)和自成一体的理论世界。而另一方面，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多年来则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全困顿在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一套政治经济语言的“思想牢笼”之中。结果，与当代哲学和其他多门社会科学以语言反思为主旋律的宏大理论交响曲不相和谐的是，直到如今，当代经济学家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
从自己大学本科毕业所撰写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到1996年在悉尼大学做的博士论文，实际上都是在思考形而上的经济学问题，这里面都牵涉到一个经济学范畴、新范畴与经济学对象和社会现实运行之间的关系问题。当自己早年苦苦辨析什么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效用、边际效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抽象的思辨概念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生创出来的一些抽象思维的理论建构，理论家们还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套语言(理论)体系，信它而用它来描述甚至建构人类社会的体制。你要用这些概念和范畴，这一个范畴好像就有所指，你不用它们，或用其他的概念来涵指差不多同社会现实对象性如后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可能性边界”现代制度经济学中的“institutions”那样，人们仍然可以进行理论分析，却会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人类“社会科学”的困境就在于不运用语言不用定的经济学概念或言“范畴”，经济学家们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无法进行理论“建模”。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社会的现实经济运行?如何像维特根斯坦哲学所说的那样在逃脱不了的“语言牢笼”中能尽量意识到靠这一经济学话语共同体所共同使用的“词汇”和“语言”所认识和描述的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理的有限性，有些概念可能就有问题，又如何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尽量不生造和多加经济学的新概念?这都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所仍然面对的根本问题。
我之所以重新关注这一点，部分是受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最近的一次提醒。2013年10月在深圳召开的当代最伟大的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追思会上张五常教授说，他一生从来不用“效用”(utility)这个概念，说这个概念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界定。当然，你可以认为任何商品和劳务都有其“效用”，或者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那样有“使用价值”，从消费某一商品和劳务的多寡来分析，你也可以说存在着现代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是，作为由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所正宗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坚持不用“效用”这个词那又怎样?张五常自己解释说，“我不用这个概念，就是怕如香港人常说的那样：‘一个香炉一个鬼’。”一个香炉一个鬼，多么深刻的见解呀!在当代经济学的各流派中，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中，人们上百年来设了多少不必要的“香炉”呀!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又多大程度上是在过去人们所不断地摆出来的一个个“香炉”所构造起来的语言的鬼魔牢笼中转不出来呀!这难道不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困难、改革张力巨大的根本原因?
2001年，我回国执教于复旦经济学院。回国后这几年所做的工作，可能国内经济学界和其他邻近学科的朋友们都比较熟悉了。故此，最近十几年自己的阅读和问学经历，今天就不谈了吧!
[源自：《学术月刊》(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