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福德
在英国退欧问题上，经济学家意见空前一致，却无力回天。但公共生活太过宝贵，不能完全交托给政客。
你可能听过有关经济学家含糊其辞和争吵不休的笑话。其中最妙的一个笑话来自罗纳德·里根，他说：给经济学家玩的“棋盘问答”游戏，“有100个问题，3000个答案”。
但在英国退欧公投的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没有分歧。在英国举行公投（投票结果以微弱但确凿的优势决定退欧）两个星期前，研究集团宏观经济学中心对一组经济学专家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认为英国投票退欧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何种后果。回答是一致的，唯一的分歧在于，有些人认为会造成比较糟糕的后果，还有些人则认为会造成极其糟糕的后果。
退欧派选民似乎没有把这个前所未有的警告放在心上；在近200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泰晤士报》的时候，他们也不为所动；在英国三家主要经济机构发布联合声明，出具一份严肃的分析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回心转意。这些都是独立的观点，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英国财政部影响（这两个机构有时具有政治倾向）。然而这些看法都被无视了。
简而言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英国公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且是在不顾专家建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经济学家是否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呢？抑或即便专家当初发表了更多观点，是否依然会被媒体的洪流所淹没？
大多数报纸都有很强的先入之见，或是支持，或是反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试图保持中立，但很多批评者抱怨，BBC给少数支持退欧的经济学家的非主流观点提供了太多播出时间，未能质疑一些明显的错误。（在此声明，我本人也上了BBC节目：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系列节目，澄清了一些有关公投造势运动的事实。）但业界声望很高的英国财政研究所的所长保罗·约翰逊认为，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只把媒体看成替罪羊永远都是一个错误。真正的过错在经济学家。”
也许是这样。但公投造势运动没有留下多少空间，让我们精细地分析单一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别，或是认为每一个移民都会从当地人手中夺走一个工作的“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ur)”。即使是最赤裸裸的错误都未能得到澄清。
退欧运动最著名的说法是，“我们每个星期给欧盟3.5亿英镑，让我们把这笔钱花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上吧”。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已被英国国家统计局多次戳穿。然而，如果益普索-莫里最近的一次民调结果可信，47%的人相信了这个说法。
即将离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表现中心(CEP)主任约翰·范里宁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过于自责。他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如果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进去，）坦白来说，我认为结果不会有丝毫不同。”
范里宁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只靠陈述事实，专家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卡亨研究我们辩论争议性政治话题（比如气候变化和控枪）的方式。他指出，激烈的感情和笃信的价值观往往会制约我们对这类话题的思考。比如，反对政府监管的人往往本能地怀疑气候变化，担心国家想利用这个问题增强控制；那些不信任大企业的人会本能地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然而却倾向于不相信声称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科学家。向人们展示会威胁他们笃信的信念的证据，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我们会从自身的情感出发，选择性地接受符合这些情感的事实。
卡亨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招募能够混淆人们的刻板印象的专家（或许像这样：一个西装笔挺的伦敦金融城(City)经济学家向人们解释欧盟的法律保护劳工权利）。另一个可能做法是，在陈述事实之前，先认可人们的价值观——比如，在移民面前保全社会特色的意愿。卡亨和他的同事也发现，当证据由一群彼此差异较大的专家提出的时候，人们会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问题可能在于，经济学家看起来彼此差异不那么大。
最终，没有什么能替代对公众生活的持续参与——科学家们艰难地得到了这个教训。多年的反科学舆论让科学家大为受挫，之后他们意识到，公众之所以在转基因作物或者疫苗这样的问题上无视他们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回避在媒体上露面。冒牌货和活动人士乘虚而入。
因此，在2002年，科学媒体中心成立，其使命是确保当科学或者伪科学登上报纸头条时，能够有在业界有一定声望的科学家对记者发声。“任重道远，”剑桥大学的统计学家和风险沟通专家戴维·施皮格尔霍尔特说。但他表示，科学媒体中心的确使科学报道的质量提高了。
经济学家是否也应该效仿这个做法？可能。但造势运动的行事方式不会让这个做法容易实施。当初那些站出来解释问题的经济学家，被人用最粗俗的语言斥为腐败或者无能。如果有人想要躲开这样的恶意中伤，我们不应责怪。但如果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现出了什么，那就是公共生活太过宝贵，不能完全交托给政客。
（作者著有《卧底经济学家反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