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 《经济学家周报》中国国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战略重点，是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抓准、抓住、抓好这个战略重点，是保证“十三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的拼搏意志、只争朝夕的紧迫劲头，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
刚才各位专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了“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我侧重讲“谁来干”的问题。也就是推进供给侧改革急需动力机制的创新。这是针对“光说不做”、“雷声大雨点小”、“上面急下面不急”现象来说的。
目前，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去产能、去库存、处置“僵尸企业”等热点议题引人注目。这般“热”可能在全国两会形成高潮。日前，我与新华社记者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化解过剩产能的基本原则：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现在出现“主体不主动”、“组织者组织慢”的状态。主要问题出在地方政府与企业自身的动力不够，有时甚至出现阻力很大的状况。为供给侧改革构建科学完备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影响全局的突出问题。怎么建立科学完备的动力机制，是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进入实施阶段与成败与否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的焦点。
显然，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来自三方面。一是市场倒逼动力，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政府、企业与银行的联动力，三是企业利益调整的自身动力，这也包括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其中，利益调整是供给侧改革的内生型动力，政府、企业、银行是改革的联动型动力，国内外市场问题是改革的外生型动力。当然也包括思想动力、组织动力、经济动力、社会动力等等，多维力场的要素应当配置优化，要逐步推进、不断深化与完善。
供给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战略重点，是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抓准、抓住、抓好这个战略重点，是保证“十三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现在不仅需要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解决“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而且要拿出一个动力机制，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形成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的拼搏意志、只争朝夕的紧迫劲头，通过抓好结构改革带动发展全局。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供给侧改革需要提供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事”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总方案，一个是“人”的顶层设计，供给侧经济改革动力机制的方案。
一、比拿出供给侧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形成改革动力机制
进入元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表明这项改革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从会议释放信息看,重点是部署“干什么”和“怎么干”这两个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总方案，似乎是呼之欲出。然而，似乎缺乏动力机制的声音。
任何一项改革，只有针对时弊、破解难题，才会有动力。我国改革开放实施了30多年，改革的动力主要源于体制之内，体现出“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性。当然，并不否认改革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不否认外部压力是改革的原初动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需求或市场外部压力如何转变为改革的“直接动力”，进而转化为改革行动和国家期望的效果？理论上，可以把原初动力到改革行动之间的反应链条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一是国家需求转化为企业改革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二是企业改革意志转化为改革行动和效果的自下而上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目前是国家需求转化为企业改革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提出三个转变的任务，上层动力转化为中下层动力，理论动力转化为实际动力，政府动力转化为企业动力。
近年来，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党中央找准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病根——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供需错配等结构性问题突出。把脉现实、对症下药，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正是为了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需求；正是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国利民，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更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这是为建成小康社会寻找与造成新动力的战略选择。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三个月以来，不仅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的路径与目标，而且明确了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原则。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路径，“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方针，中央大力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目标是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因此国资委也相应提出三年完成任务的计划。
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去产能的支持政策。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同时，将支持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相关产权交易市场。“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都在一个个解决。但是，“谁来干”问题并没有得到落实。“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刚刚提出五项要求，系统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定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看来，拿出一个供给侧改革总方案已经为时不远，而“谁来干”的问题，焦点是动力机制建设问题，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注意到，近来全国各地的两会有些方案对目标的描述过于宽泛，有些则充斥谓语和宾语，而主语却没有出现。比如人们经常说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就涉及主语缺失的问题：谁来提供供给？政府提供供给吗？谁来决定僵尸企业？上级政府替下级政府清理退出吗？这些要明确。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主语比较明确的改革，一般进行得都比较顺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主语是中央，决心一定，一令风行。但是，提供结构清理僵尸企业，谁来干？是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如果企业主体不主动、地方不肯组织，怎么办？
有些方案有明确的主语，但问题在于如若主语不作为，有静守等待的手段。现在中央所吁求的“壮士断腕”，则遭遇不少阻力，各“壮士”缩手亦不愿为，遑论“断腕”？目前，自上而下的推进可能会出现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和控制的方式贯彻其改革意志，容易形成以“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为特征的所谓“压力型体制”。与“压力型体制”相对应的就是“表现型政治”，面对上级政府确定的目标，下级政府甚至可能会层层加码、层层拔高，呈现出某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特征。结果是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产生“形似而神异”的效果。2011年两会前，全国搞混和所有制便是反映。当然，这一次与混和所有制不一样，这次是中央决定了、明确了的。但是我们仍然担心大哄大嗡式的表态，而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干。
看起来，比推出供给侧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衣领子工程”。越是这样，就越要抓住关键来谋篇布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关系到“十三五”开局，必须牢牢抓在手上、抓出成效。从化解过剩产能到处置“僵尸企业”，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到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既要摆脱“速度情结”、消除“换挡焦虑”，更可怕的是消极等待，这件事做不起来，供给侧顶层设计还没出来，顶层设计要注重发动机建设。只有内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可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毅力，讲大局、算大账、干实事的本领，才能将供给侧改革抓紧抓好抓实，切实取得实效。
二、深化供给侧改革面临的动力困境
2016年去产能，对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经济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也有几年时间了，深入分析与把握前期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目前顺利推进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去产能形势的严峻是不用说的了，目前我国煤炭、钢铁、有色、矿业、石化等行业僵尸企业数量众多，那些高度资源依赖的地区僵尸企业问题尤为突出。作为我国优秀企业的代表，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也不在少数。据统计，2012年以来沪深两市有多达266家上市公司扣除非正常损益后连续三年亏损，完全依赖政府补助或出售资产粉饰报表，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0%左右。
梳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有些省缺少去产能具体的化解方案和措施，更多地是方向性的态度、决心与原则。中央在施加压力，地方政府主动去产能意愿却不强。什么原因？无利可图，企业何来动力。也就是说，在这场利益整合中，供给侧改革主体的内生型动力不足。
我们知道，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型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曾说过，“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实质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优化整合，是旧的利益格局瓦解和新的利益格局重建的过程。因为利益主体不同，便出现动力强弱的区别。
现在，市场有压力，中央有压力。供给侧在社会高度复杂化、利益多元化的“矛盾凸现期”，改革进入的是一个“深水区”。压力怎么转化为动力，首先要研究动力困境问题。当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着什么样的动力困境？
第一，推进供给侧改革首先来自政府进行自我革命的阻力。在长期的政府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我国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多重角色，由此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强化社会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但看不见的手却要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创造。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标志之一是政府日益成为改革的对象，改革更多具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成分，其艰巨性可想而知。这里所说的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清经济下行困境的原因，找到转型的道路。而各部委能不能转型，不一定。因为经济下行的局面与各部委有很大关系，有时候要他们改正错误，换一个相反的做法，并非易事。
第二，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中央意志转化为改革行动的“自上而下”的阻力。由于政府层级较多，中央的改革意志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动力传导链条。需要打破这种关系，将消灭“僵尸企业”的重心从中央下移到地方，到每一个企业。为了保护其权力和利益，下级政府通常会存在规避或扭曲改革的主观意图，其表现如选择性执行、消极抵制等。退一步说，即使各级官员具有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意志的主观愿望，也可能由于对中央核心精神把握不准或忽视因地制宜，出现改革的失真和扭曲。从中央到部委、到省、市、县政府再到企业，这个传导链很长，中间有一节软弱不振，下面感受这种压力便弱了。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阻力。僵尸企业很多是地方政府一手造成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纳税大户主要是资源型的钢铁煤炭等企业。这些企业产能过剩，但“权重”放在那，税收与“权重”是成比例的。加上近些年房地产对税收的支柱地位正在丧失。地方政府没有去产能的动力。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破产退出现象的发生，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减少、财政收入的下降、区域产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压力的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此，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维持僵尸企业的持续经营，而不是推动企业破产退出，甚至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与信贷，以避免因为司法与信贷行为导致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第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各地方政府攀比等待的阻力。近日公布在近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1.5亿吨；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的各项情况是掌握的，但地方政府、银行和僵尸企业很多时候是利益共同体。你产能压下去了，我们的产能便保住了，压产能后，每吨钢可能由2000元上升到2500、3000，后年也可能上升到3500一吨，谁保住谁就有希望。这个1.5亿吨，各个省是多少，没有分配指标。
第五，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来自企业、银行与地方政府联动的阻力。从企业来说，破产退出的机制尚未完全理顺，阻碍了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渠道实现退出，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企业破产后，原有企业人员如何安置，国有破产企业的资产如何处置，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处置机制，这无疑构成了企业破产退出的严重羁绊。
而从银行来说，僵尸企业债权方，并不愿意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银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业最主要的债权人，尤其是对那些大型僵尸企业来说，其负债基本上都是来自银行，这些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退出，银行负债将彻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僵尸企业的继续生存，部分债权银行甚至不惜继续为原本已经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融资，以临时性解决其持续运行问题。
第六，推进僵尸企业难以破产退出，来自兼并主体与被兼并者的联合反对的阻力。为什么不想兼并，因为僵尸企业难以给企业带来有价值的新资产，僵尸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非常差，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资源的僵尸企业来说，并购的价值更低。再说，对僵尸企业的兼并相对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组却困难重重。 历史上，大量并购失败案例的存在，显然进一步削弱了并购主体的并购动力。
从僵尸企业来说 ，自己不想被兼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旦被并购，不仅会丧失经营自主权，而且会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特定行政级别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临近退休的特困国企负责人，其维持独立运营、反对兼并重组的动力最为明显。对国有僵尸企业来说，员工主要担心的是随着并购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员工身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待遇的可预期性，特困民企的员工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反并购倾向。
第七，推进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在操作上有来自无法注销的阻力。目前在各地仍存在部分长期无实质性经营活动、并且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无法依法注销，被迫在名义上继续存续。这类企业往往都是因陷入经营困境而被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托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应该依法破产，然后进行注销。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欠税问题，以及难以厘清的债权债务问题，尽管托管方一直努力采取措施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处理，但往往难以满足公司注销的法律要求，无法完整提供公司注销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导致被迫勉强继续维持这些被长期托管、无实质性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僵尸企业继续在名义上存活运行。
第八，僵尸企业存在“僵而不死”的寻租空间，上市公司难以退出的阻力。在当前IPO制度及并购重组炒作热潮的推动下，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的壳价值，一些具有较好盈利能力与发展前景的企业由于短期内难以自己通过直接IPO上市，往往转向寻求借助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来完成上市；这时候，那些长期亏损却又能够借助现行退市制度不健全而占据上市资源的企业，也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企业的并购首选目标：付出相对较低的并购成本，就能够快速实现上市。
第九，政府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倾向明显，企业退出有心理阻力。当前政府及金融机构的部分帮扶措施的着力点存在偏差，一些救助举措往往都是致力于临时性地解决某一特定问题。如当前政府出台的一些稳岗补贴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企业经营压力，减少了困难企业的人员裁减规模，短期内实现了社会就业的稳定；但从长期看并不利于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压力、提高劳动产出效率。稳岗措施如果不与其他举措相配合，他只会延缓企业裁员或破产退出时间，而不会对重新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不加区别地为困难企业办理转贷续贷甚至增加新贷款，可以在短时间内继续维持无活力、无前景企业的生产运营，但在吞噬完大量金融资源后，一旦信贷支持无以为继，这些僵尸企业依然会走上破产倒闭的归宿。
第十，不适应、不适合去产能的发展理念，形成思想上的阻力。近来，清理“僵尸企业”的鼓声如雷鸣般轰响，然而有些地方很冷静，仍是按兵不动。有一些说法在流行，事情太复杂，“先看看，等一等，别给自己惹麻烦”；有人解释，不是不想清理“僵尸企业”，而是拿不准，怕被指责国资流失；也有的怕得罪人，落个败家子的名声音，特别企业负责人中相当一批临近退休的，有硬拖到底的想法，把清理“僵尸企业”的难题留给下一届。因而不少企业对清理“僵尸企业”持拖延观望的态度。应当说，这些议论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清理“僵尸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对立起来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担心“扣帽子”，担心“用了正确的方法，没干正确的事”，担心“得罪人”，“等一等”、“拖一拖”的思想，这些多是应该清理的“僵尸”思想。因此，清理“僵尸”企业，有时要从清理“僵尸”思想开始。
诸此种种，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发性和自上而下主动性不足的主观层面的问题，也有为上者“敦促”相关部门推进改革的手段匮乏和为下者利用群众热情借势推进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观层面的问题。也有操作上困难的问题。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是如何让顶层设计与企业自发形成合力。这既需要给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首创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和弹性，更又需要一俟时机成熟，顶层应有排除阻力、锐意革新的决心和能力。有化阻力为动力的神奇力量。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供给侧结构的动力机制。这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凝聚社会各阶层关于改革的主流共识，如何形成朝野上下的改革合力，如何形成有效的试错和纠偏机制，如何建立对不改革者的问责机制，如何在后帕累托改进阶段，让各利益相关方公平公开良性博弈，进而主动推进改革，等等。如此方可形成可持续的内生驱动的改革动力。
三、构建科学完备的动力机制的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把发展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操作方法创新多要素相结合，而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释放。供给侧改革，是一个以发展理念创新为前提、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
从五中全会以来，人们对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开始高涨，各种版本的方案也应时而生，人们希望在一些事关改革的深水区议题或敏感议题上出现“突破”，是因为对某些领域的改革长期裹足不前的失望。然而，这种对于顶层设计的热盼，可能一方面会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好的蓝图并非第一次被写就；另一方面则会令人们忽视构建改革可持续动力机制的扎实努力。国企改革那么多方案出来，而实质上推动力极为有限，是一个明摆的事实。深究原因，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尤其是方案落地的上下合力。供给侧改革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通过这种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为此，就做好供给侧动力机制建设提出10条建议。前面讲的10大阻力，这里讲10大动力，当然不完全对应。加起来是双10条。
——思想教育要到位，让下面认清趋势，看到希望，发自内心地拥护供给侧改革。要有一个认识高度，供给侧的产出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趋势向下阶段，因为目前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侧改革最终要通过比例的调整来设计新结构、改善效率，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使得“动力源”活跃起来。清理僵尸企业对国企来讲，也是大有裨益。不仅于国、于企、于家都是有益的，使大家觉出不仅是倒逼，也是主动做，不是上面“要我做”，而是“我要做”。
——基础数据测算要准确，做好“分类”和“排队”，让做事的人心服口服。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做好“分类”和“排队”工作，分类确定轻重，排队确定缓急。而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定哪些是僵尸企业，并将其出清。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对于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板块进行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要定下目标，有路线图、实施图。现在，僵尸企业的概念并不清晰，地方如何界定僵尸企业有较大的弹性，统计口径并不统一。一些地方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多省表示已经淘汰和未来淘汰的仍是“落后”产能。落后的产能实际上已经很少了，如何处置过剩但并不落后的产能需要更多的评价维度，让下面心知肚明。防止决而不明、行而不公而挫伤积极性，从而形成阻力。
——责任主体要清楚，建立国企“一把手”牵头的工作机制，让上层压力转化为中层压力。供给侧改革不能停在上层，流于表面，怎么解决中层动力不足，是当前棘手问题。供给侧改革必须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将改革的重心下移，具体到每个行业、每个领域，尤其要优先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因为，目前出现的“僵尸企业”等，大多也是国有企业。不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身上，供给侧改革是很难向纵深推进的。国有企业具有计划性与市场性的双层特征，发挥政府对国企“一把手”的掌控能力，抓住国企“一把手”这个责任主体是重要的。现在国资委放权给集团公司，哪些是僵尸企业，哪些不是，就应该由集团公司定，而不是国资委来定。集团公司是处置僵尸企业的责任主体，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牵头的主要负责人也指的是央企的“一把手”。对这个“一把手”确定的职责要具体化，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才能让改革落地生根，防止决而不行、行而不实。
——利益机制要明确，以退为进，接受经济的周期，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最基础的东西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和各种模型，真正的经济理念简洁而辩证：接受了经济的周期性，周期性就会变得没那么可怕。退是为了进。退一步，积攒力量，再向前跨一大步。极度扩张之后必须修生养息，才能迎来新一轮增长。向“僵尸企业”宣战，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走出的关键一步。从济发展新周期来说，2009年那一轮扩张性生产，也已进入产品更换产能更换的周期。一手抓去产能，一手抓新产能，新旧两种动力结合是启动经济发展新周期的一种有效办法。
——部门动作要联动，革新利益协调机制，打“组合拳”，形成联合动力。最近国务院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8个工作方案思路的汇报。不知这些思路怎么样？总理对哪一个部门有什么评价与希望，社会也关注这件事。现在，去产能不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在做，而是一个国家在做。或者说是一个举国体制。然而由于部门利益追求不同，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对立和冲突也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即利益协调机制。政府支持国企进行“供给侧改革，从哪里开始”？从减低成本开始。企业负担过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造成的，这也是企业减负多年来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对企业也就是产品供给者，政府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组合拳”，要各部门来做。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贯彻落实这五大政策，也要各部门来做。这种协调就是牵涉到多个部门。
供给侧是一个新处方，这个药方是否有效？是不是管用？关键是政府部门，能不能供给制度？如果政府部门不放权，制度供给不到位，供给侧改革这个话便是是个空话。因为制度供给是由政府来供给的，关键是政府部门。
——奖罚政策要有效，奖做事的，罚不动的，让部门、企业想干、肯干、抢着干。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化解过剩产能的基本原则和钢铁行业的大指标。与以往普惠性政策不同,此番提出的专项资金,首度以奖补的形式发放,将对在人员分流安置“走在前面”“做得好”的地方进行奖补；另外,措施在“呆账核销”“资产处置”等方面对金融机构“松绑”,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参与产能化解工作。看来，大家关心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一方面要设立奖金和基金奖励地方政府去产能；另一方面需要在财政税收、公务员分级考核等方面作出政策调整。对考核结果先进的去产能企业在评先评优、表彰奖励时优先考虑,在分配财政与税收去产能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时予以倾斜。
——监管渠道要通畅，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实行挂牌督导的监管。国资委提出对去产能重点企业挂牌督导将使清理更有力度，为了便于执行，国资委把僵尸企业清理工作纳入监事会重点监督检查范围。国务院国资委在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同时，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强调要以攻关克难、动真碰硬的精神积极推进。按照务实管用、可操作、可检查的基本要求，一企一策具体安排。要挂牌督导、强化问责。定期跟踪工作进展，对处置不力的企业要在业绩考核和领导班子、领导人员综合考核予以问责。这是一种监管的创新。创新包括对去产能攻坚重视不够、工作不力或年度考核结果排名位于本片区末位的,由上级进行约谈提醒或诫勉谈话,督促整改。采取自查复查、随机抽查和综合考评的考核程序。对被纪检监察机关、审计部门发现并查处去产能领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或被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的,视情节轻重扣减考核得分。
——防治风险要有底线，化解矛盾有力度，减少社会动荡，为去产能减少后顾之忧。社会转型最突出的特点是异质性，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受到影响甚至损害的问题，进而引发他们的不满，造成利益矛盾扩大化和利益冲突显性化等态势。 政法部门尤其法院要做好保驾护航，要拿出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手段和途径，着力化解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突出性矛盾。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安装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转型的“减震器”和深化改革的“稳压器”，即构建系统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企业家要增强去产能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提高风险监测防控能力，做到守土有责、主动负责、敢于担当，积极主动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消除风险。
——考核评价要有新说法，组织部要站到前面来，通过新标准来调动干部结构调整积极性。既然是举国体制的事，组织部门要站出来，主动配合，政绩考核,就是指挥棒、红绿灯，能够倒逼干部真去产能的举措，这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关键一招。企业破产退出现象的发生，意味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减少、财政收入的下降、区域就业压力的上升。组织部门政绩考核由过去主要考核GDP,考核速度变成了考核产业结构的改变、去产能工作成效，面对侧重供给的转移，组织考核标准怎么转移？是否要出台文件,明确将“去产能”实绩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否可以按照“精准导向、分类评价、定性定量、激励约束”的原则,建立了一套供给侧改革实绩考核体系。改革去产能考核“指挥棒”,就是要引导领导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去产能工作上来,确保结构改革成功，保障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企业家们坐不住,要让他们知道,去产能、结构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同步,是他们向组织立下的“军令状”,是沉甸甸的责任。考核办法要导向鲜明,明确将考核结果与干部考核、激励约束、工作问责、去产能退出等挂钩运用。
——发展价值观要更新 ，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坚决纠正，彻底摒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关系调适、构建以适应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旧的价值观已经转换为改革阻力。让怕被指责国资流失的企业家明白，国企资产不流动，就流失。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防流失，但不能以防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改革。更不能以以防流失为理由而拖延清理僵尸企业。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后果更糟糕、更严重，也更需关注。清理“僵尸”企业，要从清理“僵尸”思想开始。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是发展主题，去产能是突破口，清理“僵尸”企业是抓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树立新的价值观。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
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要联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产权体制要为产业结构改革提供动力。供给侧改革中去产能过程，特别是清理“僵尸”企业牵涉到大量产权交易。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解决资源重新配置问题的。在2016年国家11项改革中，国企改革是排在第一位的，国企改革要为供给侧改革和整个十三五规划提供动力，提供改革红利。2015年国企改革提出的投资经营公司、职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要弄明白，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2016年，国企改革由单纯的体制改革向产权体制与产业结构二重奏改革转变。国企改革与产业结构的改革同步进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国企改革如果停下来，供给侧改革也搞不下去。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既不能像传统体制那样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地方与企业的利益，只强调长远的利益力量而忽视眼前的利益，只强调精神的力量而忽视物质利益的作用，只强调政府的力量而忽视市场的力量，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把个人眼前的物质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动力。只有努力动员和利用社会全部领域、全部主体、全部层面上的力量资源，才能构建一个新动力系统，使它集综合性、系统化、立体、统一为一体。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其作为动力源的“动力结构”，即一定的动力机制与相应的行为动因的结合。简单说来，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主体动力的结合程度。如果两相符合，就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动力源，为社会发展创造动力；反之则无法创造动力。
用通俗的话来表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建设，是围绕“人”的一场变革。是又一种顶层设计。认识清楚是前提，分配公平是基础，明确责任是核心，落实监管是保障，奖罚分明是关键，评价考核是杠杆，思想变换是灵魂。
最后要归纳的是，摆脱供给侧改革动力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开始讲的完成几个转变，从“理论动力”转变成“实践动力”，从“上层动力”转变成“中层动力”，从“政府动力”转变成“企业动力”，最终完成“政府主导型改革”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改革”，让企业与市场成为改革的动力和主导力量。使良好的经济社会氛围与强大的行为动因结合，产生供给侧改革积极的“社会动力结构”。
（根据在清华大学“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的发言整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