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革。不管是奥巴马再制造，德国的工业4.0，还是中国以智能制造为引领的工业2025，其本质上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引发之由传统的、以加工物质为主的经济形态向以人文价值观加工为主导，以加工信息为主体、以加工物质为载体的全新经济形态转变。
■ 管益忻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副主席、《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业化战略问题。从资源配置上来说，整个工业化就是“三个加工”：加工物质；加工信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加工人文价值观（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现在最为迫切的大战略任务就是从加工物质为主向加工信息为主过渡。一部665美元的苹果手机，搞闪存等核心技术即侧重于加工信息的上游公司占总利润的95%；侧重于组装的我们即加工物质的下游公司就只有5%获利。这一经典案例雄辩地告诉我们，必须向以创意（I）为主导的、以信息化（ICT）为主体的I-ICT的新型工业化作大战略转变。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革。不管是奥巴马再制造，德国的工业4.0，还是中国以智能制造为引领的工业2025，其本质上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引发之由传统的、以加工物质为主的经济形态向以人文价值观加工为主导，以加工信息为主体、以加工物质为载体的全新经济形态转变。这若用一个公式来表述即：I-ICT化，人文价值主导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再造我们的制造业以至整个经济形态；就是说，既往的工业化是以物质资源配置为主导的工业化，而现在I-ICT为人文价值+信息化+物质（资源配置之）工业化。唯其如此，向纵深推进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从根本发展战略上讲，我们的发展模式和战略管理都必须不断地I-ICT化。而要实现I-ICT化，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其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转变。
1、在中国经济基本特征解读上，从以西方模型解读向东方模型解读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亦即I—ICT化，一个基础性工作乃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以使其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征解读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显然，多少年来动辄言必称亚当·斯密，简单用西方理念框架、西方经济学体系——即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欧美经济生态系统来解读中国经济的经济架构，解读基于东亚西亚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经济生态系统，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根本视角的选择和科学界定问题。必须明了，沿着供给侧理论向纵深展开，向纵深开掘必然要求我们在培育、实践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来解读中国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点。毫无疑问，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可一蹴而就的。然而，这又时不我待，不可无所作为的延宕时日。本人以为，一个基本原则性架构应当是可以初步勾勒出来的，这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管仲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为主体；以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为参照系。如何理解？
（1）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迫切需要。
不错，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经验基础主要取材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欧洲实践。在探讨商品经济发展、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马克思讲过“法国农民是一筐土豆”，相互之间无联系。显然，这话绝不是冲中国小农经济讲的。而相反，他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向革命道路的回信中指出：俄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属于亚西亚生产方式，与欧洲不同，特别强调了“村社制度”。这一点极其重要，而这一点同中国村镇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土地制度等等问题高度相关。
（2）这是疏理、辨认现时中国流行经济理论中种种偏向的迫切需要。
直到不久之前的90年代末本世纪初，相当一部分学者们讨论中国的计划经济、中国国企特点时认为是什么“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模式”冠之于中国经济模式之上，显然是不适当的。
在另一方面，那种动辄全面、系统地以美国经济运行发展理论剖析中国现实宏观，微观等等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3）这是中国现时点上大力向前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新供给学派理论探讨、供给侧的提出及其相应的顶层设计，之所以为人们赞许，为中央高层认同，其根本缘由在于其理论正确地指向了中国——东方体系、东方样本——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现实越来越表明，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的推出应对了中国现实需求成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A、在国际范围，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B、中国式的“习式全球化”大战略展开，中国全球化战略能力大幅度提升。“一带一路”，“亚投行”均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战略的新表现。
C、中国进入SDR，成为全球化金融创新的主导力量。
D、以“四个全面”、“十三五”为纲领，新一轮发展与改革展开。
E、“五个理念”的原创与新意。
2、在工业化加工模式战略定位上，从单层面（物质加工）结构向人文主导、信息主体、（物质载体加工）三层面加工复合构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即其I-ICT化，在加工模式上，必须跳出旧的范篇，从通向新未来的生产方式找出路。
马克思说：经济时代的划分，不是看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样生产。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分关键看其加工模式的基本特征。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以信息化为全副武装的加工模式，势将或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I-ICT化作为当代最前卫，最先进生产方式的经典表述，首要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它对传统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三大颠覆，同时又给予了三大全新质地的基本架构和线索。
（1）I-ICT简要解说。
A、“I”：颠覆传统思维，首要的是人文价值主导经济运行、发展方向；人文价值主导下的创意、创意产业、一切产业都以创意为主导。
B、“ICT”：颠覆传统思维，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建构实施整个经济智能化运行。
C、创意信息的无限性，颠覆西方经济学资源稀缺理论基石，开辟边际几乎零成本新时代。
（2）I-ICT加工模式。
不是简单的信息化与工业化二化融化，应当是以I-ICT为主导的三化（人文产业化、信息工业化、物质工业化三化）融合，这样的表述便最终使人们摆脱“泛物质化”，即把信息加工、人文价值加工都当作物质的谜团影响，便开辟了非仅物质三种加工的大制造新时代。
A、加工载体：互联网：+互联互通。这种信息化加工从根本上再造了价值链、产品线（企业内部）、产业链（企业集合、行业范围、巨泛产业集群（社会国家）、全球产业链（全球化）。
B、加工对象：大数据：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传统资源观，在物质资源之外发展并现实运用了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用越多，边际成本超零的新资源，正是它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给被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而（物质）认为资源同缺的人类带来的新的光明的视野。
C、加工系形态：云计算，不再是既往的工艺流程，也不是信息化，初起阶段的简单模块，它第一次使资源配置的链条式，网状式，变成了云状形态。
（3）I-ICT加工规则。
三个加工应遵循的主要规则：
A、划清三个界限。一是划清同雷曼危机的界限；二是划清同我国2008年“4万亿”的界限；三是划清治本同治标的界限。
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大水漫灌”式经济刺激政策固然可以短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无法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同时还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着眼新产出，提升弱效率的结构性改革则旨在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助于经济在更长时间段内实现更优质增长。如果用药方来作比喻，前者更像是见效快、副作用大的西药；而后者则像见效相对慢、但却能治病除本的中药。
B、实施“三个超越”。一个超越拉美，一个是超越，一个是超越自己。不仅是眼下急迫的结构转型问题，更是长远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陷阱”，跨越美式模式的大战略。
C、搞好三个突破。一是技术创新突破；二是结构调整突破；三是制度创新突破。
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101个成功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实现了跨入高收入的转变。例如，大多数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未能像与之起步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能实现技术突破、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等，而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所在。
3、在产业经济形态定位上，从狭义制造业向广义制造业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表现在产业经济视野中核心是制造，以及以之为核心的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根本变革。
I-ICT（互联网、大数据、宽带、云计算等总称）的规定智能化，智慧化，互联互通等等运行运作在实现从IT向DT过渡。DT不仅仅是技术提升，更是思想观念、整个生活方式的提升。
为迎接IT以至DT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乃至“数据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数据或I-ICT时代，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正从对资本、土地、人口、资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世界经济的发展正由既往的物质要素驱动、传统投资驱动转向I-ICT驱动，竞争焦点的变动和驱动要素的转型必然会转化到全球战略格局，国际安全体系，国家治理架构及整个资源配置模式，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正在演化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对中国而言，将发展大数据化、从而整个I-ICT化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层面刻不容缓，打造“I-ICT化中国”是中国实现引领发展的必然选择。ICT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重要的战略资源，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把数据资产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级别。
这是我们探讨经济理论，管理学术和商业文化的逻辑起点，探讨新一代商业文明的前置内涵。从物质经济向ICT化即信息化经济过渡。
4、在发展模式定位上，由“后发优势”跟进向“先发优势”引领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作为中国实行二个一百年、全面小康的总体战略部署先手棋，必然要求我们摆脱“后发优势”的路径依赖，转向“先发优势”之引领发展模式。
要颠覆多年来的“后发优势”影响下的诸多滞后思维：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以“先发优势”引领性发展。
打造“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模式，从“后发优势”主导向“先发优势”引领转变，是实现I-ICT化战略的重要抓手。这有几种模式：
（1）客观要求“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现在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先发优势”参与竞争；引领整个发展。大飞机、航母还不都是这样造出来的吗？
（2）已有“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虽不很多，但在某些（或个别）领域，我们的确已有了的“先发优势”，应很好地发挥其引领型发展作用。高铁，超高压等都属这一类型。中国高铁质量上乘，而每公里造价却只有1.29亿元，西方同样水平的造价在2—3亿之上。
（3）“奋发可为（形成）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没有，但只要我们奋发努力就可打造出来这种模式，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模式；0.46μm芯片研发成功，就是如此。
（4）“相对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从全国来说，深圳发展优势是极为突出的，是可引领全国发展的；另一方面，在某一个省、某一个市内某些局部（局域企业）的相对先发优势可引领发展。深圳超越苏州，值得关注，值得复制的经验。
（5）“中高速（增长）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这一总体战略，必然要求我们打造“先发优势”之引领型发展模式。
（6）“国家级战略”发展优势引领发展。
我们搞了那么多“国家级”，区域、城市战略特别像上海、北京一线城市，原本国家就要求他们率先创出可复制样本在全国推广。
宏观上，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5+1的建设体系。在微观上，参考借鉴华为模式。以华为这个“先发优势”经典案例的特点在于：
（1）确立科学的引领观；（2）确立“全球公司”发展目标；（3）确立研发的主导地位；（4）确立I-ICT引擎地位；（5）确立核心理念的根本指导线索作用。
5、在创新模式定位上，从第一代创新向第三代创新改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其I-ICT化必然要求我们把创新放在首位，实现迭代创新，实现创新模式的升级换代。
众所周知，过去许多大企业的传统工作模式是，每个人在生产线上机械重复，难有创新。而现在许多大企业都在努力转变旧有模式，运用互联网推动系统的集成创新。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根据和重大契机。I-ICT化作为全球新经济形态必然引发创新的升级换代。
（1）创新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
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创新是这次的作为全党工作根本指针的五大理念之首。向ICT化推进，必须大搞创新。
（2）ICT化要求我们进入第三代创新。
即超越熊彼特创新（创造性的破坏个别企业内的创新）、弗里曼创新（突破个别企业边界，是产学研结合物质加工范围内的创新）之后，进入第三代即基于I-ICT之创新。这是加工物质、加工信息、加工价值观三个加工的创新。
（3）第三代创新之伊利案例。
成功的伊利大搞创新的诸多特有的功能。其特点之一是，真正接“地气”；特点之二是，搞“实验室经济”“建立三级研发平台；特点之三是：大力推行”有机生长“模式。
6、在战略主攻定位上，从产业周期主导向生活周期主导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其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大变革，在大幅度变革生产方式的同时，更加全方位、多视角深入到人们生活方式领域的变革。
I-ICT化不但是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新的生活方式。从产业周期穿越至生活方式周期，要领跑到生活周期的第一棒上。直接由产业周期穿越至生活周期，这是I-ICT化又一大特点。
（1）生产方式上，从单纯人工管理向人工+智能化管理过渡。
要真正实现从产业周期的营运管理层面穿越到生活周期的营运管理层面。在企业的实际具体运营管理操作上，就应当从单纯（人工）直接管模式向“人+机器+机器人”三层面管理模式转变。
（2）消费方式上，从B2B、B2C向B2B+B2C+B2F过渡。
B2F新兴领域5年后将诞生世界级企业；B2B领域存在四大不可错失的投资机会；移动互联网领域包括O2O,非常舍得投资。
（3）在资产配置上，从仅关注B2C向同时更关注B2F资产配置过渡。
从B2F视角出发，跟家庭消费有关联的主要增长市场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
7、在市场决定作用主体认定上，从“企业”决定向“用户”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正深入触及到市场决定作用，使“企业”、“用户”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主体的重新定义。必须划清交易市场主体同购物市场主体的界限。
（2）“营销”的重新定义。必须划清“营销”同“营消”的界限。
（3）内部化的重新定义。必须划清以消费为中心内部化同以生产为中心内部化的界限。
8、关于规模经济的重新定义，从单纯“硬规模”向“软规模”主导之双层结构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尤其是I-ICT大转型中日益改变着传统经济运作轨迹，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定义规模经济。
这里提到了“硬规模”（经济）和软规模（经济），这即要求我们重新认定规模经济。有二种规模经济：一种是传统的单纯物质资源配置的规模经济。一种是今天要认定的I—ICT下着重于文创产业，或研发、设计环节的规模经济。同时，更应明了，正如杜拉克所说，小企业（即小资本单元）是最具有创新活力、创新精神的。
9、在城市化道路上，从“单打一”发展极模式向多层面，多极化集群城镇化模式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对于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影响，这特别触及到中国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要求我们从理念上，制度上，政策上作大转化、大调整。
（1）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村镇化模式。
乌镇样本。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城镇化——城市化道路。中国“村镇化”之背后的工业化道路，在今天，应该考虑从I—ICT视角重新予以认定；秋风提出的这个乌镇成互联网产业小镇，并以此展开的中国“村镇化”大趋势讨论，意义重大，十分重要。
（2） “镇级市”在群体城市化、城镇化单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乌镇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目前，不少地方已仿照这一模式建设特色产业小镇。就在北京，政府已确定，在房山区长沟镇建设基金小镇。
10、在国资国企改革定位上，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从微观细胞单元即国资改革及其产权束调整是必须从I-ICT视角上作战略转变。
（1）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作为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论基础同作为产业资本学说的理论基础的界限。
作为产业资本之理论基础之指导意义和作用是永恒的，作为阶级斗争理论基础的意义和作用是有局限的。
（2）必须划清能带来剩余价值之资本运动之正向性与负向性二重性特点的界限，不可混为一谈。
（3）在产权束内部定位上，必须划清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同所有权与支配权二权分离的界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这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这儿的承包权就是讲的支配权。
现在流行的说法所谓二权分离所有权同经营，这并不正确，实则为所有权。二权分离权同支配权的二权分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