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影响
不止在餐桌
■ 史泽华
中韩、中澳FTA生效，涉及范围甚广，首先会让国内消费者感受到餐桌上的一些变化，接下来会有更深层的产业上的推动和冲击，再后面会有经济结构上的传导和影响。
20日，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两国的共同努力终成正果，中澳、中韩自贸协定（FTA）同日正式生效。生效当天，第一步降税开始实施，接下来会是每隔一段时间的连续线性关税直降，直至一二十年后绝大部分税目降至零关税为止。两个协定对中国政府、社会和百姓生活等各个层面的影响，也将渐次浮现。
自贸协定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和升级。以中韩FTA为例，第一步降税后，韩方将对50%的产品取消关税，覆盖自中国进口额的52%；中方将对20%的产品取消关税，覆盖自韩国进口额的44%。未来，以当前两个协定为样本，中国对外FTA建设有望以新双边合作或共同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全面展开，会有更多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对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轨升级而言，国际规则的内化和刺激也经常会起到“清道夫”的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自贸协定有助于亚太国家间关系摆脱“安全困境”。近年来，由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等原因，亚太安全格局的发展一直不够平稳。作为美国在亚太一北一南两个重要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不得不经常面临“选边站”的尴尬。中韩、中澳FTA的签署和生效，则确立了政经分离、以经促政的合作模式，也有利于从局部到整体、以点带面地带动亚太政治气候的改善，抑制地缘安全矛盾的激化和冲突。
从谈判内容上看，FTA与美国领导的亚太TPP方式之间尚有差距，后者在投资、竞争、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及环境标准等方面确立了更高的标准，代表着国际贸易规则发展的“前沿”。不过，FTA积累的经验和基础，恰恰是中国经济从量到质成长攀升的必经之路。中国在FTA中的付出和收益，也有可能重新吸引一些“匆忙”参与到TPP中的亚太发展中国家，使其重新重视这种更传统但更“接地气”的国际经济合作渠道。
中韩、中澳FTA生效，涉及范围甚广，首先会让国内消费者感受到餐桌上的一些变化，接下来会有更深层的产业上的推动和冲击，再后面会有经济结构上的传导和影响，甚至对亚太经济乃至安全格局的发展产生引领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值得细细观察。
除了胡润
拿什么为中国富豪正名
■ 西坡
胡润百富榜自发起时就被说成“杀猪榜”，而今发布的这组数据却似乎可以澄清“中国富豪都有原罪”的流行说法。但若真想为中国富豪正名，一组数据或许过于单薄。
据报道，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17年（1999-2015）中有3087位企业家上了“胡润百富榜”，其中98.9%在带领企业健康发展，“问题富豪”只占35位，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1%。胡润表示，出问题的比例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低，而且这5年从1.4%下降到了1.1%。
胡润百富榜自发起时就被说成“杀猪榜”，曾经三次被评为内地首富的黄光裕曾谴责“胡润把企业家当成商品”，而今发布的这组数据却似乎可以澄清“中国富豪都有原罪”的流行说法。但若真想为中国富豪正名，一组数据或许过于单薄。
对数据最简单却最难回答的质疑是：没出问题的不是身上没有问题，而是许多人有能力让自己不出问题。这种声音无论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都很普遍，固然带有一点“疑者恒疑”的意味，但却是我们必须直面的。
为了证明中国富豪群体的整体清白程度，除了依据公开报道整理数据之外，还有许多长时段的艰巨任务。
一、法治。权力不干净，那么畸形政商关系便难逃指摘。几乎每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都有问题官员的身影，而且现实中贪腐案往往是问题官员为主，问题富豪为辅，比如丁书苗之于刘志军、徐明之于薄熙来。
根据胡润的统计，这些年的问题富豪在不同行业有不同分布情况，房地产行业最多，有11人；金融投资排第二，9人；制造业只有6人。而不需要胡润我们也知道哪个行业的问题富豪最少，那就是互联网。自上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行业捧起了以马云、马化腾为代表的一大批富豪，他们是人们公认最干净的一批富豪。从互联网、制造业、金融到房地产，问题富豪越来越多，而权力在该行业卷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两者的关系不言而明。
近几年横扫官场的反腐风暴，在警诫官员的同时也是在为平安过关的企业家背书。而为了回应“躲过了初一能不能躲过十五”的疑虑，就需要法治密网的持续编织和日常化维护。有时并不是民众“仇富”，人们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公”。
二、时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的富豪群体注定要经受民众不信任的目光，有些是应得的，更多的是被连累。且待时间的检验，没必要急于证明什么。有句名言叫“你可以一时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永远骗所有人”。
三、慈善。法治和时间只能证明财富来源的正当，但发家过程没有污点的富豪，也未必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在中国当下，做人生导师、贩卖心灵鸡汤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口才。
在发达国家，做慈善回馈社会是不二之选。最近扎克伯格裸捐450亿美元，就是对国内富豪的一次有益刺激。只有当“财富积累正当”的议程进化到“财富使用正当”，中国富豪的正名之路才算走到了尾声。
水果营行，
“黑马” 之死的社会思考
■ 董国昌
波及全国的水果连锁零售商“水果营行”停业事件，12月17日有新进展：据深圳警方通报，警方已对“水果营行”涉嫌犯罪问题进行侦查，一名主要负责人被刑拘。在广州，“水果营行”各分店继续停业，有市民前往广州总部欲讨回充值款未果，怒砸办公点；超过300名“水果营行”在广州的员工前往劳动部门投诉公司的欠薪行为；由于事件涉及预付费消费制度，广州街坊开始谨慎面对这种消费规则（12月18日《羊城晚报》）。
从宣称打造生鲜界阿里巴巴O2O企业，在一年时间连开300多家实体店，然后，一夜关闭。被誉为生鲜界“黑马”的“水果行营”，来也生猛，去也生猛，真是一骑“绝尘”钱不见，空留愤怒在人间。
员工工资、消费者预付款、供货商货款除了找政府帮忙、找法律维权，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说，员工工资、供货商的货款追讨有法可依的话，而消费者的预付款则是一个“无法可办”的款项，因为目前的法律文书对于预付款的失信不退，很难找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依法执行。因此，水果营行这匹“黑马”之死，给政府出了一道考题、也给消费者给了一次警示。
其实，会员制预付款消费，不是水果营行独创，好多商家都有用超低价、高赠送的方式来拉拢顾客，特别是美发美容行业，尤为严重，并且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交了预付款的消费者，有的只消费过一次、有的甚至还没消费，老板就失联了，消费者四处维权之后，最后发现找不到相关的主管部门不说，连基本的法律依据都没有，唯一能找到的就是受理投诉之类的消协，可消协想受理，却无法找到老板，最后消费者只能哑巴吃黄——有苦无处诉。
预付费消费之所以大行其道，源于商家的优惠让消费者怦然心动，享受优惠的心理战胜了商家跑路风险心理，这就不得不引起社会的思考。作为消费者，在与商家签订预付费消费合约时你情我愿的事，享受便宜固然好，但不能没有风险预判能力。如果没有对预付费风险预判，那风险一旦发生，受损远比享受优惠高得多。因此，消费者在消费时，应理清预付费用的安全性、风险性，该理性对待，否则，便宜没得反被骗。
其次，从市场监管来说，预付费是游离于政策法律之外、由商家自说自划的一种游戏规则，无策可束、无法可依。按理说，预付费是对经营达几年以上的诚信商家而言。可是，没有与之相适应政策法律，于是，一些刚开业的商家就办理预付费，这显然让人担忧。
总之，预付费的问题经历这么多年，受害人群也不在少数。要想避免预付费成为不良商家的敛财手段，一方面，公众自身要具有辨别和判断力的意识，对企业的资质、成立时间等进行详细了解；另一方面 可在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制定预付费企业的标准，比如，成立几年、注册资本多少、诚信度如何，并通过舆论引导，降低风险，规范市场行为。
化解房产金融风险
关键在去库存
■ 张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中央领导提出把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列为“四个歼灭战”，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部署的重要内容。这足见中央领导层把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面对部分地区的高房价和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防微杜渐，把风险降到最低呢？
首先，要加大去库存力度，但绝对不是鼓励投机性需求入市。现在三四线城市投资投机性需求逐步减弱，而一二线城市投机性购房需求受到政策影响正在升温。通过减免普通商品住房交易税费，促进自住型需求购房是去库存的应有之义，但盲目鼓励投机性需求入市会加大房价泡沫风险。
其次，要防控房地产风险，应减少涉房企业的投资风险，扶持开发企业转型升级。在一些主业不是房地产的开发企业转型时，在土地用途调整、行政审批、税费方面给予部分扶持。鼓励企业并购重组，以减少烂尾楼。
再次，对于房价畸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热点城市，当地政府应加大普通住房土地供应，加快住房用地入市节奏。同时在补交土地出让金和科学规划的前提下，支持商改住、工改住。只有增加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才能真正遏制房价泡沫风险。
最后，促进房地产企业转型投资，在商品房去库存的同时，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危棚简屋的改造，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房企营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样可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起到托底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房企将部分商品房转化成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样可以加大去库存力度，有利于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接下来，各级政府应出台更多“鼓励自住需求，打击投机需求”的政策。一方面，将过剩的商品房转化成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来满足城市各类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加重投机者在购房持有环节的成本，促进楼市健康发展。
“出清制”
倒逼国企改革
■ 燕农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中央企业增效升级。会议明确，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对于“僵尸企业”，从供给侧来看，说明其创新能力和自我输血能力严重下降；从需求侧来看，其刺激有效需求的能力已然不再，或者说其提供的产品服务已失去足够的市场。一个被市场所抛弃的供给侧，“出清”确有必要。正如业内专家指出的，这是供给侧改革思路在国企领域的重大部署。
央企是经济发展的“国家队”。正因如此，其在所从事的领域往往处于垄断地位，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来刺激其创新活力。这种情势下，创新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部体制。然而，在缺乏严苛的考核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下，内部创新的动力显然不会太昂扬。所以，与其说市场抛弃了某家央企的产品和服务，不如说是缺乏创新的内部管理将其拖到了乏力的地步。
从这个意义出发，“出清制”出台，在某种程度上将倒逼国企改革。事实上，为促进央企提质增效，在政策层面并不仅仅推出了“出清制”这个杀手锏，而是一揽子改革措施综合施策。自今年9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目前已有9个配套文件发布，还有10个配套文件将陆续发布。同时，国资委在央企开展的10项改革试点将于明年全面展开。也就是说，对于经营性亏损央企，既限定了“出清”时间，又给出了“复活”的政策出口与路径。只有这样，央企的改革动力才能被激发出来，对激活“僵尸企业”才有意义。
当然，考核亏损央企，必须按照“紧盯市场需求强化创新”的原则来，防止其剑走偏锋。如果部分央企抛弃自身主业、靠庞大体量进入非主业的低端竞争市场盘活，既干预了充分竞争市场，又将使自身的问题越积越深。所以，以“出清制”倒逼央企增效升级，需要规范其在主业上以创新激活需求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