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企未来的最大挑战
来自互联网公司
■ 杨灿
前不久，谷歌下一代无人驾驶汽车的专利曝光。无方向盘、无刹车踏板等设计展示了其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和自信，谷歌似乎也向世人宣布完全摆脱人干预的无人驾驶汽车就要来了。近日，百度也在北京展示了其无人驾驶车技术，最高时速100km、北京的五环路、复杂的混合路况，这些关键的字眼让百度几乎从未曝光过的无人驾驶技术进入人们的视线。
从百度、乐视到蔚来汽车、前途汽车、阿里汽车等等，无论是自动驾驶技术还是高端电动汽车的整车项目或者是车载系统，近两年来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在车上的投入空前疯狂。伴随这些正在疯狂渗透到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品牌进入汽车制造领域也势不可挡。
不得不说互联网企业在进入传统制造行业有着先天的优势，无论是在资本层面和产业链的整合能力上都好过传统的制造企业，况且传统汽车上的技术瓶颈在电动车发展“大行其道”的今天，已不是造车的主要“障碍”。就像乐视汽车很快牵手阿斯顿·马丁，依托这家跑车公司传统汽车的造车经验合作开发属于自己的电动汽车一样，互联网企业整合资源造车已经到了进入实战阶段的1.0时代。
在进入规模化生产和销售阶段，制造新能源车上互联网公司仍和传统车企一样面临品质、成本控制和持续发展以及各个环节上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无法回避的。如果只是打概念来淘金，对于互联网企业造车大可不必那么认真。然而要打造深入百姓生活的互联网汽车品牌，这些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似乎没有技术上那么轻松绕道而行。
从特斯拉的发展来看，电动车企业需要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生产管理，充电的问题一直在阻碍其快速发展。除非造出来的车只是一个偶尔摆弄一下的玩具，而不是带人出行的工具。因此无论是在北美还是中国，特斯拉建设公共充电设施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晚一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腾势、比亚迪和北汽等传统汽车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之路。未来造电动汽车的互联网企业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企业纷纷造车也让汽车这个相对保守的行业迎来巨大的变革。包括特斯拉在内的“新概念汽车”，短时间内虽难成为市场的主流，但却标志着一个新汽车时代的到来。
在对发展规划和品牌定位上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甚至还未拿出产品时，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加入造车行列并未对传统汽车企业造成怎样的冲击。面对这些未来的挑战，传统车企应该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车企”诞生时代有所醒悟。如何在新能源车时代真正到来时还占有一席之地，已不是拼品牌价值的多少，而取决于能否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郭广昌回家
不必渲染民企原罪
■ 袁伊文
撇开具体民营企业家的具体行为不谈，而抽象地谈所谓“民企原罪”，本身也是种话语陷阱，充满着对民企的歧视。
被誉为“中国巴菲特”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失而复联”，是这几天政经界的大新闻。作为中国最大民企的掌舵人，郭广昌近日因在上海“协助调查”一度失联，而引发舆论关注；14日早上，郭广昌高调出席复星年度工作会议并做了演讲。
郭广昌失联后，好多人将其与徐翔、徐明等打包解读，并借此重提所谓“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但这种简单比照本就不靠谱，而撇开具体民营企业家的具体行为不谈，而抽象地谈所谓“民企原罪”，本身也是种话语陷阱，充满着对民企的歧视，也有违法治思维和原则。
今年8月，友谊集团总经理王宗南挪用公款、受贿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曾提出复星集团卷入对王的行贿，但之后复星高调否认。其真实情况如何，需要司法机关给出明晰说法。如果有人涉嫌这起10多年前的行贿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就承担怎样的责任，这就是法律：哪怕时隔多年，只要在法定追溯期内，就应该追究。
但如果连这里面的真相都没弄清，或是对民营企业家个体行为赋予普遍性，大谈所谓“企业家原罪”，看似深刻，实则虚化了具体的犯罪者，让更多没有行贿的企业家躺枪、被泼脏水。从法治角度说，任何公民都只可能涉及“罪”，而没有“原罪”。将“原罪”硬生生拖到法律解读视野中，让某些所谓沾边者被法律确认有罪，就被“打入另册”，处于随时受到“法外之刑”的境遇下，显然与法治文明的要求不合。
谈“企业家原罪”而不谈具体的罪责，也隐含着对整个民营企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否定，容易推导出民企资产都是“赃款的孳息”、随时可予以剥夺的结论。这种逻辑是可怕的，特别是在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相当份额的当下，对其过度渲染，可能让民企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影响民企信心。
说到底，“原罪”一词本就是带有哲学意味的拟喻，我们不能罔顾民企内部差异的情况，就贸然依此推导出“民企如何如何”的全称结论；而在无证据的前提下，就将其作为指证某些企业家有罪的凭据，更不应该。
对具体行为人包括企业家而言，涉嫌官商勾结犯罪的，当然应受到追究，涉及赃款的也应该返还或者没收，但这应在严格的司法程序之下进行，而不是鼓噪法律上并不成立的“原罪”。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早就确立了几项基本原则：保护合法财产，保护所有权；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毋庸置疑，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到现在，很多企业家存在与权力走得太近的问题（或主动，或被动），在这两年的反腐败风暴中，官商勾结案件也曝光了不少。但对此的治理之方，应该是大力推进改革，构筑正常的官商关系，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推行减政放权，避免对企业生杀予夺的审批权约束缺位等。将所谓指涉性很虚的“原罪”套在民营经济头上，乃至作为“把柄”，并没有多少价值。
莫让药企侥幸
成患者不幸
■ 简择
13个药品注册申请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和不完整而被否，再次敲响了药品安全的警钟。规范严谨、数据可靠的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前关键的一道安全屏障。如果这些数据存在问题，不仅给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带来隐患，也严重影响我国医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事实上，此次核查结果公布前，企业并非没有“自首”机会。食药监总局7月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允许企业主动撤回有问题的申请。显然，此次公告的13个品种并不在主动撤回之列。
明知数据有假，为何还要涉险闯关？药企、临床试验机构及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三者默契造假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据《药品管理法》规定，如果出现数据造假，申请药品会被“枪毙”，相关机构会被处理。但此前因数据造假而被公开处理的药企、医疗机构或CRO公司几乎为零，让不少企业心存侥幸。
治理临床数据乱象需重拳出击。今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在新药审批提速的同时，也加大对新药试验数据造假的打击力度。监管部门应借改革契机，尽快完善临床试验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对药物临床试验项目进行动态监管。同时，对临床数据造假等乱象零容忍，实施最严厉的处罚和问责，切实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现代企业更需要
有稳定敬业的“职工队伍”
■ 华评
在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作用下，“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典型样本，珠三角地区有着标本意义。记者近日走进珠三角，试图通过这里洞察到中国制造业的真实生存状况，近几年来，“用工荒”的说法始终在珠三角回荡。对于工厂而言，他们确实在为招工发愁，但其实他们更为留不住工人而发愁，因为在珠三角大多数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工作经验不超过6个月！看似简单的用工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据1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产业工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坚力量，产业工人的稳定和素质直接关系到经济法扎的健康和质量，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稳定的职工队伍，工人对企业缺乏信任和归属感，企业把工人仅仅当成可以随时招聘和随时解雇的“员工”，没有让“员工”内心深处对岗位充满职业感，只是简单理解成可以随时花钱购买的“劳动力”，甚至视为“会说话的机器”，这样的企业注定难以留住工人，也注定难有让企业发展壮大的可持续驱动力。过去有句话叫着“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一个真正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从来不会把自己企业的岗位工人当成所谓的“员工”，而是创造一种极富温馨的企业文化，让工人把企业岗位当成可以“托付终生”的职业，是难以割舍的“家外之家”。
从珠三角企业用工的整个流程来看，工人实际上就是“工头”、“中介公司”和企业三方之间相互交易的一种“产品”，工头拉来劳动力或交给“中介公司”或直接送进工厂，从每一个人头上进行“提成”，而更具人脉实力的中介公司索性就把自己完全当成贩卖劳动力的“人贩子”，不但可以垄断企业的劳动力市场，甚至还可以趁机“囤人”以抬高企业用人价格从中赚取更多的“差价”，在这些或明或暗的交易中，工人完全成了商品化的劳动力，与企业之间除了劳动与金钱交换之外，不存在任何情感因素，而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也仅仅把这些岗位员工当成可以随意容留和抛弃的工具，彼此之间完全成了“买卖”关系，这样的企业的又怎么能够留住员工？反过来，员工在企业仅仅是生产线上类似机器一样的“生产工具”，没有任何职业归属和依赖感，只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感到厌倦或稍不如意，注定会另谋出路，也不可能在企业干太长时间。
任何一家成功的企业，在对招聘员工极尽选择的同时，更是把如何留住员工和挖掘员工的智慧潜力用于企业创新创造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德国企业更是把留住和培养优秀员工与企业创新与发展等同起来。报道也显示，与德国、日本生产线上大多数都有十几、二十甚至更长工作经验的产业工人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工人普遍工作经验不超过6个月，这种巨大的反差更折射出企业经营者在用人理念上的异常落后。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德国退休工人来中国旅游，看到路边停放着一辆落满灰层的大众汽车，这位德国老人硬是拿自己的衣服当抹布，将这辆破旧的“桑塔纳”擦得干干净净，当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什么的时候，老人说这是他工作期间生产的汽车，这些汽车就如同他的孩子，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孩子这么脏。工人对自己企业产品尚能如此“疼爱有加”，企业又何以存在留人之难？
其实，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注重道德情感的民族，这从许多历史影视剧中也能看出，不少民族企业在遇到战争等灾祸出现危机的时候，总有不少产业工人与企业同舟共济甚至荣辱与共，但这种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正在被现实的市场经济环境所冲淡和消磨。显然这既是市场经济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的“烦恼”，也更需要积极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不健康的用工生态已经成为制约企业转型创新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实际上把产业工人成为“企业员工”本身就是一种误导，这一称谓不但降低了工人与企业“相濡以沫”的关系，把工人简单当成企业的“生产劳力”，缺少职业尊重，从某种角度看他也撕裂了工人与企业及岗位之间的职业情感，削弱了敬业精神，而现代创造型企业也更需要有稳定的职工队伍而非流动性员工，企业也更应当努力创造条件让员工成为企业岗位的职业工人，注重将传统道德情感与现代管理相结合，构建带有丰富道德情感的企业文化，对职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职工与企业融为一体，只有留住心才能留住人，也只有留住人，企业才能抗拒任何市场风险并通过职工创新创造来实现企业的命运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