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妈妈”现象
不能只怪企业
■ 程振伟
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所高校发现，女大学生求职时被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几成“必问”环节之一。很多学生发现在简历中注明“已婚已育”的女生就业成功率更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高校内的“研究生妈妈”越来越多，有的院系就有十几个女生在校期间生子，甚至生子现象向本科生蔓延。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下都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企业而言，表现为利润导向，对个人而言，表现为理性经济人的现代人定位。既然女大学生供大于求，企业就要在应聘者中进行理性筛选，免除了生育成本的“研究生妈妈”们自然抢手。既然减少了求职失败的概率，读大学期间生育自然成了部分女大学生的“优化选择”。导师们虽然不满，却要理解女学生们的无奈之举。
以上分析用的是“压力传输”理论。企业给女大学生压力，女大学生给高校压力。那么我们要问，企业仅仅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法人身份，给予女大学“最好已婚已育”的压力？不排除有这样的企业，但今日企业特别是民企的负担压力之重，也是社会公认。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正在把压力层层传导给中小民企，特别是制造业，表现为传统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而且随着法律的健全，企业需要承担五险一金等社会责任，并在不断调高，企业运营成本日渐推高。对勒紧裤带过日子的企业而言，有更多时间干活却无生育成本的“已婚已育”女员工当然是理性选择。
不要把高校“研究生妈妈”归结于来自企业的压力。根据“压力传输”的理论，还要触摸到社会给企业的压力。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如果企业招聘“未婚未育”女生并不吃亏反而得益，会不会出现反转？而这需要社会或者说政府把加诸企业的压力消去，甚至施加反向作用力。比如说对招聘“未婚未育”女生的企业，给予人均补贴，或者根据企业生育中女员工的数额给予相应的减税或者五险一金补贴，毕竟企业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也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兜底的政府，有责任与企业一起承担对公民的责任。
社会的充分发育是公民社会的最大福利，而数额巨大有实力的民企是社会充分发育、保持活力的关键元素。为重负中的企业减压，是政府应该之举。更何况国人生育意向本来就在衰退，因为企业涉生育的歧视会让更多女员工放弃生育或生育能力减退。人口生育率不断下行的中国需要对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各个关键环节作一检视，为重压中的企业减压，把加诸企业的生育成本压力以补偿的方式搬去，对解决潜在的人口危机不啻为一理性之举。
“压力传输效应”催生“研究生妈妈”。别只怪诉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还要检视背后的社会压力。还是希望政府现身，为重负中的企业就女员工生育成本压力进行补偿。
技术人才“紧缺”
戳中谁的“软肋”？
■ 付彪
在大学生“史上最难就业”的背后，职业院校正迎来春天。最新的统计显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正迅速提振珠海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但由于本地职业院校培养规模小，技术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去年珠海技术人才缺口已接近10万人，今年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一些企业开出上万月薪仍招不到技术工人。但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上对技术教育仍存有“偏见”，很多年轻人和家长都不愿意报读技校。（12月3日《南方都市报》）
随着企业机器换人的推进，生产效率提升，前几年频现的“用工荒”虽有所缓解，但技术人才“紧缺”仍是一件令人挠头的事情。企业招一名博士、硕士不见得是一件难事，可招一个技术工人却不是那么容易。有企业曾开出年薪70万的高价，竟请不到一个高级技工；有企业开出20万年薪，还招不来一名焊工。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已成为一种“紧俏商品”，位重而价高，与拥挤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供求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供不应求导致商品价格上升，而受价格驱动，市场会随之增加供给。然而，这一原理用在技术人才市场上却“失灵”了：技术工人紧缺已有些年头，各地纷纷高薪延聘，短缺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在某些地区还有加剧之势。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技术人才却“高薪难求”，根源何在？
专家分析认为，这主要是长期以来畸形的人才观和社会“偏见”积淀的结果。我国职业教育虽然搞了多年，数量规模也不小，但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依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无论是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职业教育的质量跟不上，势必难以打造出大批的“技术精英”。
社会对人才的评判也有失偏颇，由此带来了人才消费的“虚热”，扭曲了企业用人的标准，一味追求高学历，冷落了掌握一定绝活的技术人才，重使用轻培养；而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眼里，似乎只有那些高考失利、分数达不到国家普通高校招录标准的学生，才会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去上各类职业教育学校。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正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相关院校的转型思路和模式，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重技重能”时代就将来临，也意味着技术人才在未来社会地位、发展空间上将有显著提升。“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今天，期待更多的人看中职业教育、看好技术工人！
学术无诚信，
不配当高管
■ 张卫斌
近日，互联网上有人发贴爆出中石油三名高层的论文涉嫌严重抄袭，抄袭率超过70%。《财经》记者获得了前述论文全文及抄袭来源。网贴中提到的涉嫌博士论文严重抄袭的三人为：徐福贵、戴鑑、魏强。（12月4日财经网）
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公开资料显示，徐福贵现任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炼油与化工分公司总经理，戴鑑现任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炼油与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魏强现任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广东一家炼化企业负责人。
有记者从中国石油大学图书馆获得了被举报的三篇论文及被抄袭的几篇论文。经过仔细比对，上述三篇博士论文的确存在大段抄袭现象。有些章节甚至一字未改。北京多名高校教师在看过上述论文后也认为，徐福贵、戴鑑、魏强的博士论文均属于严重抄袭，不清楚这样的博士论文是如何通过论文答辩的。
徐福贵、戴鑑和魏强是不是中石油的人？《财经》记者发函中石油有关部门，尚未获得中石油的回应。不过，不管中石油如何回应，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徐福贵、戴鑑和魏强是中石油的人，另一种可能，徐福贵、戴鑑和魏强不是中石油的人。
不过，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不大。跟石油无关的人，跑去石油大学读博士，除非闲的发慌。事实上，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官资料显示，徐福贵曾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副厂长兼炼油厂厂长等职，1999年7月任新疆石油管理局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厂长，同年9月任独山子石化分公司总经理。这些信息与徐论文中所附的作者个人信息一致。而戴鑑、魏强的论文中所附的个人简历，与其任职信息亦一致。
虽然中石油对三位高管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暂时没有回应，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总要回应的，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不过，有一点已经被坐实，徐福贵、戴鑑和魏强三位的指导老师都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任职。其中，蒋庆哲现任该校党委书记，徐春明现任该校副校长，高金森现任该校化学工程学院院长。三位导师当时是如何指导自己的学生做论文的，不妨先给公众一个交代。这三位导师，分别担任学校和学院的领导，自己的学生涉嫌抄袭，若说导师一点责任也没有，似乎说不过去吧？
如果徐福贵、戴鑑和魏强的确是中石油的人，这三位高管的学术诚信显然大有问题。这样的人，连博士论文都敢于造假，在中石油高管的位置上能做出什么好事，着实让人怀疑。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缺乏诚信的人，显然不适合做中石油的高管。
诚信缺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石油三位高管集体涉嫌博士论文抄袭，是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在政府机关、商业领域、学术机构，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诚信关乎个人品格，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治理诚信缺失，需要标本兼治。治本之策是源头治理，加强诚信教育，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重构社会诚信体系。
现阶段，必须重拳出击，对各种诚信缺失行为进行查处。徐福贵、戴鑑和魏强如果是中石油的高管，必须在撤销其博士学位的同时，撤销其中石油的高管职务。如果三位是党员，还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惟其如此，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莫让“僵尸企业”
再消耗稀缺资源
■ 吴铭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僵尸企业”的话题引发广泛热议。其中，钢铁、汽车等被认为是“僵尸企业”比较集中的行业，也是占用社会资源较多的行业。
为什么明知是“僵尸企业”，却又无法令其退出市场、退出与其他企业进行资源争夺呢？要知道，绝大多数“僵尸企业”都是挣多少资源、浪费多少资源、损失多少资源，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如果这些资源运用到效益好、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形成更多新的社会财富，而不是“僵尸”在这些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企业身上。
很显然，地方政府是造成“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首要原因。一方面，很多“僵尸企业”都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提供者。别看这些企业早已“僵尸”化，但由于仍在大量消耗社会资源，特别是资金和原材料等，因此，税收还是不断形成的。对地方政府来说，自然不愿意将这些可以支配的收入放弃掉。更何况，消耗掉的资金资源都是银行的，出了问题也是由银行承担。另一方面，“僵尸企业”也是地方居民就业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担着很重的就业任务。企业出现亏损是企业的问题，或者说是债权人的问题，企业如果关闭了，失业人员的安排就是政府的问题了。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是不会要求企业关闭或破产的。不仅不要求其关闭，还可能会调度一切力量，帮助其僵而不死。
不希望“僵尸企业”消亡的另一方就是银行。这些年来，银行在“僵尸企业”身上可谓赌足了资本。很多企业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可以退出市场了，但他们一旦退出市场，就意味着银行贷款没有了保障，有可能出现风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在向包括“僵尸企业”在内的地方企业进行融资时，已经对风险进行了叠加，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保、联保紧紧联系在一起，防止政府通过关闭、破产悬空银行债务。也就是说，任何一家“僵尸企业”的破产关闭，都有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引发区域性风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僵尸企业”无计可施了呢？当然也不是。关键就在于，在“僵尸企业”问题上，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和银行做出努力，国家在研究“供给侧改革”方案时，也要充分考虑“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问题，制定有利于“僵尸企业”退出的政策和制度。如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问题，必须有新的政策界限，有切断互保、联保产生连锁反应的链条，让地方和银行能够不需要承担区域性风险压力。不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不会主动去解决“僵尸企业”问题。
除此之外，约束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政策扶持和财力支持，也是让“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保壳大战”，更是“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的典型代表。在进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只要不是政策性企业，要严禁地方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倒逼企业做出改变或退出市场。
由于“僵尸企业”对社会资源占用的量太大、效率太低，因此，若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所以，必须借“供给侧改革”的机会，把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放到突出位置，抓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