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的估值
为何遭到质疑？
■ 李迩
北京大雪纷飞的季节，雷军在国家会议中心用无比煽情的方式，连发红米Note3、小米平板2、小米空气净化器2等三款新品。可掌声还没散去，日前彭博社就发表文章称，最初小米凭借特有的用户群和销售模式赢得了投资者，但随着竞争对手纷纷效仿小米模式，小米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450亿美元的估值遭到市场质疑。
虽然，雷军在发布会上称红米Note2在发布后，已经售出609万台，但显然此数字与预期相差甚远。今年1月初，小米公布其2014年度手机销量为 6112万台，这个数字恐怕是迄今为止，所有新兴互联网手机品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2015年，小米给自己定了8000万台到1亿台的销量。
可调研公司Canalys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小米手机国内出货量同比下滑了8%，这也是小米手机出货量首次出现下滑。调研公司IHS的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小米在国内的销量为3470万部，并预测第三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3.9%，勉强领先于华为。今年前9个月，小米仅售出约5300万部手机，完成全年度目标已然无望。
从消费者排队购买产品，投资者慷慨解囊，估值高达450亿美元，甚至市销率(PS)超过苹果公司，为其2.9倍，到难以完成销售目标，要靠牺牲消费者感受，以三个月迭代周期推出新产品，来为市场打鸡血，小米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友商的竞争固然是一个方面，毕竟在国产机市场除了一直和小米正面竞争的华为之外，魅族、VIVO以及搅局者周鸿祎都在发力，而且智能机市场也在趋向饱和，但这或许并不是小米疲软的真正问题。小米的真问题是一直模仿苹果，却最终走到HTC的路上，用户体验越来越差，导致曾经“为发烧而生”的小米，用户忠诚度大幅下降。
乔布斯的苹果只有一个，小米模仿苹果让其在国内一炮走红，但一直沿着苹果的道路走下去，却咬不到苹果的客户，创造不出苹果的奇迹。在后乔布斯时代，苹果都在背离自己的道路，推出大屏ipad，推出低配iPhone时，小米自然不会再坚持。有雷布斯之称的雷军，虽然当初一再强调小米要像苹果一样精益求精，要把每一样东西都做到极致，哪怕是一块插线板也要成为有观赏性的东西，苹果是做到了，但小米呢？
我们只能说想法是好的，但初心不再，为支撑高估值，为了死盯友商，为了更多的客户，更高的利润，以及雷布斯所谓的智能生态系统，小米的手机越造越多，产品线越来越长，从手机到平板，到智能插座、插线板，甚至体重秤和平衡车都有，几乎是什么概念热，小米就造什么。如此的结果是，核心产品小米手机上预装的app越来越多，系统越做越大，用户体验越来越差，早已经背离“为发烧而生”的初衷，纯粹沦为小米生态的入口。
一个产品线如此之长的公司，产品就不可能再是“为发烧而生”，产品多了，迭代快了，最先受到影响的肯定是质量，号称“安卓小王子”的小米4C，连接出现解锁失灵等问题，这已经不是用户体验层面的问题，而是产品质量的问题了，如果小米在快速扩张中，连产品质量都管控不好，彭博社的质疑迟早会成真。在中国，昙花一现的互联网不在少数，雷军毕竟不是神，小米如果再不重视消费者，也未必就能一直不败。
发展机器人产业
需谨防劣币驱逐良币
■ 丁希仑
中国机器人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正式启动，早年在863计划主题中就有一个智能机器人主题，刚开始从无到有的摸索，并在深潜水下机器人和空间机器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然而，难以理解的现象是，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在机器人研究的诸多领域有专门的研发投入，至今30年过去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反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了。
目前国内机器人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整体上差距很大，只有一些个别点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做得比较好或者领先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在机器人的机构设计上一直保持鲜明的特色，且性能方面有一定先进性；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在空间机械臂和灵巧手的设计研制方面也具有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蛟龙号深海机器人，可下潜到水下7000米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但是，我们国家在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等技术水平上整体上落后很多。落后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我们在机器人的关键部件，比如电机、减速器等的制造技术水平低，还有其他层次的原因。
曾经在十五期间，上海交大陈进骗取国家经费的汉芯事件发生后，政府对国家科技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且对相关科技项目的评审体制进行了改革，鼓励整个科技界自由申报项目，首先通过同行评议对项目进行筛选，当时的确征集了一些好的科技项目。但没能坚持多久，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了原样，评审体制改为部门限额推荐上报，仍然由科技部门主管和少数专家投票决定。这种情形延续至今，机器人行业并未有大的技术创新。
其间，一些专家提出，在机器人研究领域跟踪前沿技术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应该重点瞄准机器人的关键基础部件研发，让企业牵头去做，比如电机、减速器等尤其是减速器，各研究机构参与，最后花了很大力气，效果却并不理想，这意味着从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仅仅更改了研究方向，本身的科技计划体制和模式却没有变化。我个人认为，机器人技术发展如果认可是面向国家产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技术，就要尊重它的发展规律。
首先，如果是成熟技术，应该以市场化为导向，企业主导，不需要依靠大量政府科技经费的投入来做。因为既然有市场，企业是逐利性的，挣钱的话肯定会主动做，比如企业如果对机器人相关产品感兴趣，而自身又没有研发能力，解决不了关键技术问题，反过来会求助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企业自己去投资研发，而国家只是给予政策加以引导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然而，如果国家制定一个五年的机器人研发计划，拿出一大笔科研经费去召集一些企业和单位进行研发，这些选定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容易产生对国家科研经费的依赖，可能会造成只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无法达到长远发展的目标。
以美国近期很热的大狗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为例，这些做得好的机器人是由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制的，该公司当初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科技人员出去创办的公司，经过大概十余年长期的技术研发，获得一系列成果，后来该公司被谷歌收购，这就是企业自发行为。科技人员如果拥有成熟技术成果，同时又有很好的市场需求，首先会考虑将成熟技术转让给有需求的企业，而如果企业不与之合作，技术人员他自己也会想办法主动去创业，可能就变成一个有很好发展前景的高科技公司。其次，避免一窝蜂上，重复性建设。科技投入应该使做得好的企业或者研发机构能持续拿到资助，而个别同行认可度低且做的不好的则难以拿到资助，否则会造成资金上的浪费且行业格局混乱，有点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这不仅影响了好企业的发展壮大，浪费了国家投资和大量人力物力，很有可能错失研发时机。
国家应该尝试正确引导，不要尝试主导，主管部门特别不能盲目资金投入，避免造成市场混乱和低水平的重复。一个行业有国家政策支持肯定是好事，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来实施。从风电、太阳能、电动汽车等，到如今的机器人，国家不单纯以资金投入而从政策引导理性发展，可能对行业的发展效果会更好。
最后，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目前对于科研人员的各种考核考评体制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类似于管理工厂工人计件式的考评。个人认为，科技人员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特点，有的是基础性的、偏理论研究的，有的技术性的、偏工程应用的。一是对于基础性研究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另外，航天和军工等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的，也需要国家经费用在“刀刃上”；二是对于工程性技术性的，考评可以以对行业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发挥作用为标准，可以把技术转化成产品，企业会主动找到你并给予奖励的，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这样机制就理顺了，避免行业炒作和资源浪费。
供给侧改革
让企业“马儿”跑得好
■ 胥会云
从企业角度而言，供给侧改革要关注三方面改革——让“马儿”轻装上阵；让“马儿”在公平竞争的竞技场上竞赛；在“马儿”的薄弱环节上给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11月28日，由第一财经主办、第一财经《陆家嘴》承办的“2015陆家嘴金融创新全球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发表了如上观点。
张燕生称，中国“供给侧”管理，首先要解决能够使供给和实体经济发展得更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也就是要为企业转型升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让“马儿”轻装上阵，就要减轻企业的税负，把更多的钱留给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核心就是，如何能够使财税体系适应‘供给侧管理’的需要，用结构性减税支持企业。”张燕生说。
让“马儿”在公平竞争的竞技场上竞赛，就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张燕生提出，在“马儿”的薄弱环节上给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帮助企业突破技术、人才、服务、融资和经验等五大瓶颈。
张燕生表示，未来5年，将是从“旧常态”过渡到“新常态”的调整时期。“十三五”意味着中国过去35年用工序分工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模式，要向日本、韩国的自足模式转变；从过去靠低端、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中高端转变；从模仿、抄袭、仿制迈向真正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从出口与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模式，转向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张燕生认为，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条新趋势线。在这条新趋势线上，已经出现五大变化。
首先是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75%，2012年增至1.98%，而2015年将超过2.1%，其中深圳会超过4%。“这个指标的76.6%是企业的贡献，看看中国的部门和地方企业你都会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企业开始对研发创新、咨询、人才、创意投资。”
二是服务业附加值占GDP的比例上升。2012年这个指标是44.6%，今年上半年增至51.4%。
三是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了58.2%。
四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张燕生认为，中国现在的新型城镇化率是55%，下一步计划将达到70%。新型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城市群的发展。比如长三角以及所带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城市群，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城市群和新增长区。
五是城乡、居民、区域收入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倍数已经从2009年的3.33倍缩小到2015年上半年的2.84倍。
张燕生说，成都、重庆的GDP已经超过武汉和沈阳，长三角不努力，被西部的城市群超越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进入到缩小和收敛的新阶段，中国将进入到一个收入差距缩小的新35年。
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也出现了新形势。
今年前10个月，从数据上看外贸出口很差，但中国外贸进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反而从去年年底的12.4%上升为目前的13%。张燕生说，这也说明，中国的进出口依然是全球比较好的。
其中的亮点就是“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自贸伙伴贸易、资本输出拉动商品输出的新贸易结构，自主贸易、自主渠道、自主创新贸易比重上升。
“标准化”后，
传统小吃还有啥味儿？
■ 奇峰
11月23日，西安市质监局发布消息称，《西安传统小吃制作技术规程牛羊肉泡馍》等五项推荐性西安市地方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即日起至12月15日公开征求意见。此消息一出，传统饮食标准化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中国的传统饮食被制定出标准了。早在2008年，国家就曾出台了“馒头国标”。（2015年11月25日中国新闻网）
初到西安，想品尝一把早已心驰神往的当地传统小吃——羊肉泡馍；请朋友给推荐一下哪家最有代表性，或者说更名符其实。如果朋友说，其实差不多，都已“标准化”了，一个味。这不扯吗，大老远地跑这儿来吃快餐？开个玩笑，但却是笔者对各地相继出台“传统小吃制作技术规范”的最直接反应。真不敢想那些“标准化”后的传统小吃还有啥味儿，鲜明的地域或乡土气息还留得住吗？
笔者并不反对规范化管理，但管理部门不能凭想当然办事。像西安“牛羊肉泡馍”之类，在本地属于大众化的传统小吃，根本就不宜在制作工艺上制定强制性规范。要知道，除了主要食材基本上是统一的外，各家在辅助食材的选用、高汤的熬制、作料添加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之处；这也给有不同口味习惯的食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就是所谓的众口难调，“标准化”如何能够满足这一普遍要求？
不用说这种大众化的小吃，即便是首创或当地独有的个别著名小吃，也无法实行“标准化”；因为，那涉及到商业机密。那么，管理部门该如何作为呢？笔者以为，把着眼点从制作工艺“标准化”移开，专注于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的规范化管理。严格食品制作场所的卫生标准，合法的食材进货渠道，严禁向食品中添加违禁物品等等。
其实，食品“标准化”并非适用于所有食物，特别是中国各地传统食品中那些连汤带水、用料种类偏多，以及需要靠厨师凭经验掌握“火候”的食品，根本不具备“标准化”的条件。而新闻中提到的《国标》馒头，还有那些深受小朋喜欢的“麦当劳”、“德克斯”、之类的快餐，以及面包、蛋糕等等，则正好与其相反，制作工艺容易形成“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