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首付虽好
也需理性对“贷”
■ 戚伟
3月30日，央行网站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这项“新政策”，居民贷款购房不同情况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均有所降低。
根据“新政策”，拥有一套住房但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家庭，如果还需购买普通自住房，虽然不能再申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但可以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能够以30%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而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从中可以看出，“新政策”鼓励“合理住房消费”，优先保障无房者的购房需求，也将促进住房公积金发挥对此的支持作用。
不过，近日也有媒体报道，广州、杭州、南京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公积金账户额度紧张”，一些地方推出或重启“公积金转商业贴息”贷款方式，也有一些地方采取轮候制，需要申请人“排队”。
李克强总理曾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强调，“强化地方政府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责任，因地制宜，分城施策。”人民银行、银监会各级派出机构也应根据通知要求，按照“因地施策，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强政策指导，做好贯彻落实、监督和政策评估工作，从而有效防范风险，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随着最低首付款比例的降低，一些地区的公积金管理机构将面临贷款额的爆发式增长，个别地区的公积金账户额度会面临愈加严峻的考验。此刻，地方政府协调得当的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应以理性态度，摒弃依靠楼市推高GDP的旧路子。
最低首付款比例的降低，对楼市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银行面对更大机遇的同时，也但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对于人口密集、贷款总额需求极大的地区，“因地制宜，分城施策”是平稳推进“新政策”落实的理性选择。
房地产商可以顺势减少“库存”，但不应盲目开发新盘，维护资金链安全运转，更要避免再度令“新城”陷入“高空置率”的泥潭。
而对购房者来说，最低首付款比例降低并不意味着可以拿到更多的购房贷款。购房者也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支付能力和还款能力，理性购房，避免生活质量被动辄十数年的房贷束缚住。
现代版丝绸之路
呼唤更多商业化元素
■ 叶檀
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让世界看到中国和亚洲在经济一体化上的决心。这是中国从陆路、海洋与空中，全方位主动与世界接轨的行为，前所未有。
在以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历史中，民间通过陆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贸易展现了强大的活力。就在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民众则是为了谋生活，带着丝绸、瓷器九死一生下南洋，走出了非凡的路子。
与古代丝绸之路一样，现代版的丝绸之路要获得巨大成功，同样要突出其商业属性。先有市场，其后才有战略，这是合理的逻辑顺序。
在现代版丝绸之路面临的几大考验当中，融资是最重要的之一。根据相关部委负责人就“一带一路”建设问题答记者问时所显示的顶层设计，资金来源于亚洲国际货币体系，深化各国金融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吸纳国际资金包括与外国政府的合作。目前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亚投行的设想获得广泛支持，截至3月29日，随着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宣布申请加入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42个，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围绕亚投行各国的诉求更务实，中国吸纳各国进入亚投行的方式更国际化。同时也说明亚太世纪并非空穴来风，各国都意识到抛弃亚太等于抛弃未来。
亚投行定位为一个商业化多边银行，而不是纯粹的发展援助机构，这使得亚投行有更多的商业运作空间。目前，亚投行法定资本规模为1000亿美元，参考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与借贷比，亚投行可为基建贷款的资金规模大约为法定资本的100%~175%，约1000亿到1750亿美元(每年约300亿美元)。
据预测，从2010到2020年的十年间，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料将需要约8万亿美元。这样的规模如果仅靠亚投行一家机构，是不敷所用的。未来假如基建融资通过公私合作(PPP)募资，亚洲基建贷款的总额将超过上述数值，亚投行的法定资本规模未来也可能再提升。
对此中国政府将鼎力支持。中新社3月28日电，中国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当天在海南博鳌论坛上表示，国开行针对“一带一路”已建立项目库，涉及64个国家约900个项目、投资金额逾8000亿美元。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80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国一般财政收入的1/3左右。另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国开行国际业务贷款3198亿美元，其中表内贷款余额2762亿美元，按照人民银行统计口径，国开行外汇贷款余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的29%。不过，即使这样，国开行的贷款余额依然难以支撑8000亿美元的贷款需求。
去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这是目前唯一配套“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项基金，该基金需要民间基金的大力支持。另据《证券时报》3月29日报道，各地方政府“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
仅靠政府力量不足以支撑巨大的资金需求，也难以提高效率。中国需要更多国际支持与商业化运作，同时也需要更明确的游戏规则和更明确的盈利模式，以吸纳民间资金。
投资都会有风险，葛剑雄先生在《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中提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能运送丝绸等奢侈品以覆盖高风险，目前风险仍存，如地缘政治、沿线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产业周期等等，更需要微观市场主体做明确的判断进行投资。
有了战略规划，建立游戏规则，让市场获得主动权——由此将更有利于让现代版丝绸之路兼顾激情与理性，也更有利于让这一宏大构想从空中平稳着陆到地面。
“老干妈”不赚中国人钱
哪来的税金
■ 余胜良
对企业管理和发展，“老干妈”陶华碧自有一套，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在原始阶段。遗憾的是，陶华碧如此受追捧，显示国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两会期间，有记者提及“老干妈在国外的价格是国内的好几倍”，陶华碧回应，“我不赚中国人的钱，就赚外国人的钱。”
这个回答有几层意思：1、有爱国心；2、她可以控制国内外价格；3、国内市场没利润。
将做企业和爱国或者民族联系起来，其实是标榜和绑架，大可不必提到如此高度，做好企业就行。有个爱国者品牌高举爱国牌，现在知名度越来越低了。
众所周知，产品定价权掌握在市场手中，陶华碧无法主导，就像可口可乐也无法擅自改动可乐售价一样，陶华碧也无法给国内产品定低价，给国外定一个高价，这一切都是市场行为。
至于“不赚中国人的钱”这种说法也不成立，老干妈现在是个大品牌，公司规模也不小，每年上缴数亿元税金，没利润怎么走到今天？
另外细细想来，老干妈在海外还是卖给华人，说起来赚的还是华裔的钱。
这句话就像街头小贩和顾客讨价还价，潜意思是利润空间不大，是个有良心的商家。但假若让柳传志说联想电脑不赚顾客的钱，他一定说不出口。现代企业家喜欢利润并无须讳言，利润空间不大那是产品没做好，是不光彩的事情。
陶华碧关于不上市这一条特别为世人津津乐道。陶华碧称，“我坚决不上市，一上市，就可能倾家荡产。上市那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了，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
尽管有些公司的确是为圈钱，但上市更重要的作用是规范治理、融资并购，将产业做大做强等。美国高科技巨头都是上市公司，中国优秀企业也基本上市。
至于陶华碧所说别人将钱吸走，她来还债这个说法很难理解，似乎是说PE占了便宜，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其实，PE并不是只摘果子，PE也帮助很多企业成长壮大。
华为是另一个被拿来抨击资本市场的案例，任正非认为一旦上市股东们就会套现走人，没办法同舟共济。
从既有案例上看，的确有这种现象，比如有的公司高管宁可辞职也要及时套现，阿里巴巴和谷歌上市之后都出现员工离职潮。一部分是觉得工作太苦想休息一下，一部分是想创业。但并不会阻止公司继续发展，这不过是公司和员工互相成全的案例。
从大的方面讲，股权上市交易实在是个创举，股权上市就增加了整个社会财富，假若股份不能流通，无法交易，那就只是纸面财富。
陶华碧另一个知名的观点是，“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别人也不能欠我一分钱”。
不借贷当然没压力，但这并不值得学习和倡导。经济运行的核心是金融业，金融业起到资源配置作用，将社会闲余资金积累起来，投向能赚钱的行业。借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让资金更有效率。
国家发行国债投资于建设，这就是花未来的钱，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好处。相信老干妈也得益于中国经济借债式发展。
不借贷只能靠自身积累，速度比较慢，也容易错失机会。
老干妈语录中有这么一句：“千万千万不要入股、控股、上市、贷款，这四样要保证，保证子子孙孙做下去。”谁都想做百年老店，但是这四样并不是成功秘诀，做家族企业当然可以不上市，但是子孙是否有经营能力和兴趣，是没有人能打包票的，国外很多家族企业正是在上市之后才做大做强。
陶华碧的认知来源于自身经历，她事业顺畅，让她信心十足，但这些观点并不是真知灼见，她的成功主要还是产品质量过硬和决绝的打假态度。
别让微信营销
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
■ 王地
根据2014年消费投诉情况报告的相关数据，江苏省苏州市工商局第一季度受理微信“点赞”营销投诉及咨询共55件，南京市工商局2014年接受微信营销类投诉119件。投诉主要针对消费者点赞、转发、关注和购买朋友圈商品后，经营者承诺可以获赠或抽奖，事后以各种理由不兑现;购买朋友圈里的商品有质量问题，退换难。（《中国青年报》3月26日）
悄然间，微信营销开始成为新的投诉点。随着微信朋友圈里售卖商品逐渐成为一件时髦事，“微商”这个词也走进普罗大众中间。实际上，微商的含义不止微信营销这么简单，微商指的是在移动终端平台上借助移动互联技术进行的商业活动。当然，微信营销是目前最普及的一种方式，很多人不堪朋友圈的商业资讯骚扰，逼不得已屏蔽好友的朋友圈信息，而与此同时，很多人也从中受益。但是，微信营销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法律监管问题，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大部分是朋友，或者至少有过一面之缘，那么这种所谓的“熟人交易”，一旦发生问题，谁来保护？有观点认为，微信营销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保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微信营销不属于该法保护范围。笔者倾向前一种观点，朋友圈卖家兜售的商品是全新的，不是闲置转让的，应该认定为经营者，且微信虽然是一个沟通平台，但是通过朋友圈的诱导式点击可以直接进入交易平台的界面，应该受到消法的保护。
但很遗憾的是，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消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都缺少对微信营销的规范性条款。没有针对微信营销的法律监管措施，一些不法之徒很容易钻法律漏洞。目前仅有微信平台方加以监管，包括对发布销售信息的个人或商家的严格资质审核，采取对售假账号进行永久性封停等措施，尽管有一定整治力度，但显然在约束的强制力上尚显不够，必须尽快在制度层面加以细化明确。
那么，在现有法律对微信营销的界定并不清晰的情况下，一旦发生问题，消费者维权又该往何处去？传统商业活动中的买卖行为，一旦发生纠纷，其投诉受理按区域管辖，消费者可以直接到商店所在地消协去投诉，然后消协跟商家、消费者进行电话沟通或者当面调解，但在微信营销中就完全不一样了。笔者以为，面对这种电商新形态，应打破属地管辖的限制，探索一些新的解决方式。比如构建统一的微商投诉中心，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组建，微商信息发布者必须得到工商部门的资质审核通过，未经审核一律不得在朋友圈发布交易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微信朋友圈购物产生纠纷后的相关仲裁组织机制，使小额纠纷能够得到高效简便的仲裁。
总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微商发展趋势，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挑战，相关方面有责任做好法律监管和日常服务管理工作，让微时代的商业环境得以净化和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