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向下开放
应更有作为
■ 朱宁
在经过了15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之后，人民币小额的存款成为惟一没有市场化的利率，而利率恰恰是我们所说的资本的重要生产要素价格。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以每年增长率8%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中国的经济从全球排名20位左右一直到进一步跻身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大，GDP的增长，经济结构模式的变化，质量已经成了一个比原来更重要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虽然我们的经济体量与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很大程度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进一步的要素投入实现的。
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土地、人才、劳动力和资本。改革之初恰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2000年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全球逐步上升的加工地位，为过去中国15年经济增长带来了重大的贡献。随着人民的人均收入的愈发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也在过去的30年里逐步的攀升。
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墨西哥劳动力的60%左右，而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是墨西哥劳动力成本的150%，原来的那种粗放性的、利用廉价劳动力在整个全球产品市场获得领先地位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人民生活的提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过去5年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要素——资本的要素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随着2009年4万亿政策的出台，一系列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的推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流动性被注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然而，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资本向下不完全开放的状态，也由于我们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面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所以在目前的经济里出现了产能过剩，出现了投资收益下降，也在很多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资产泡沫和资本泡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穿越和转型的原因。
在这个转型各个当中，笔者认为金融行业特别的重要。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最大的红利就是改革的红利。所谓改革的红利，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使用完全由市场经济或者完全由市场来调配。经过了过去30年的改革，我们很多重要的要素都已经完全由市场来调配了。
那么，还没有被市场定价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资本要素。整个经济的血液仍然是处在一个受到国家管制或者受到金融体系约束的模式。在经过了15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之后，人民币小额的存款成为惟一没有市场化的利率，而利率恰恰是我们所说的资本的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每年的十万亿左右一直上升到2014年120万亿，中国货币供应量在过去的14年里面几乎增长了12倍。但大量的资本没有被合理地运用到经济里面最需要的问题。直接的反映便是在如此宽松的宏观层面下，中国微观层面面临着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或者根本融不到资金的困境，这个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背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
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准中国的经济如何逐渐融入全球的金融体系。这必须让我们的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必须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跟全球的资本市场打通、融合。这要求我们整个资本项下开放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得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进一步加快。
同时，笔者认为从整个资本市场的扩容和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来看，今后一段时间随着证监会的一些思路和政策的改变，也会给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很多新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其他金融创新的推出，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液态金融方式投资产品问世，这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金融体系带来非常重要的补充，形成一种有利的促进和督促。
另外想要强调的是，在整个金融改革领域里面，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对于中国下一步可持续的经济腾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所谈的市场，不只是股票市场，还包括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规模其实远远超过股票市场规模。当前，国内一谈到资本市场，大家想到股市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逐渐得以改变。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投资者会有更安全、更好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会有更灵活、更多样性的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肯定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进一步找到更好的融资渠道，也拥有更有效的投资机会。
小微企业
当下最需要的是减税吗？
■ 孙立坚
2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政府送上羊年首个减税降费大礼包：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以内扩大到20万元以内，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已经试点的个人以股权、不动产、技术发明成果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投资的实际收益，由一次性纳税改为分期纳税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等。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来自两大方面的挑战：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打造的中国企业生产能力，正在遇到欧美金融危机对海外市场冲击所带来的出口疲软、盈利能力严重下滑的挑战；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海外直接投资和政府的政策红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长期被忽视，从而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债持有的方式不断积累，国内货币则以外汇占款的方式不断被动投放的格局。无论是美元资产还是人民币负债，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能力的缺失，都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战略实施。
因此，打破中国经济“靠量取胜”的世界加工厂发展模式，尽快用中国“智”造替代中国制造，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已经刻不容缓。这种强调“质”的增长方式，尤其需要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来支撑。通过最近赴美调研和前期赴德日考察的经验，笔者越来越感到中国向创新驱动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我们怎样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步伐，以更好地扶持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因为它们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真正栋梁。为此，笔者想提一些建议。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和执法公正、严肃，是鼓励创新型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激励机制。否则，由此引起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数量不足，会严重影响到对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业绩，也会为资本市场提供好的企业造成困难。当然，更严重的后果是让政府扶持小微企业的财政投入造成巨大损失。如果顾忌这种法律环境缺失带来的风险，而不得不把技术创新的重任完全落在大企业身上，那么，缺失市场竞争和有效需求所牵引的创新活动，最终有可能产生低效益的后果，甚至只是打造了形象工程而已。
其次，尽快营造场外知识产权的交易中心(OTC)，配合孵化器的中介功能、股权激励和上市等退出机制，将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主体，尤其是天使基金等民间资本引进金融服务行列。对这类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要加以突破，允许他们实施混业经营，以弥补现有银行体系靠抵押贷款单一服务模式所带来的缺陷。这种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模式，会较好地分散过去中国金融体系同质化投资的风险(降低贷款的集中度等)。此外，在降低创新型小微企业融资门槛的同时，也要对投资主体进行准入门槛的限制(比如限制散户的投资等)。这是确保创新型小微企业降低其融资成本和资金的稳定性不能忽视的条件。
第三，建立有效的鼓励创新税收政策。对于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上获取的资本利得，应该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优惠。对成功上市的创新型小微企业，其所带来的股权投资收益也应该根据投资年限给予相应税收减免。对于想“东山再起”的企业家，也应给予鼓励，这种政府给予的“验证效应”，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关注这类企业项目。历史数据表明，有过企业经营经验的创业者，其创新成功的概率普遍高于没有经验的新生企业家。
最后，通过提供教育而加强创业人才的储备。无论是对企业家的培训，还是金融家的培训，于创新事业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政府可以用财政支持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专业讲座和创业者交流活动等，由此建立起信息翔实的人才和创新项目数据库，为政府后续组织第三方业绩评估提供第一手可信的资料。
香港自由行风波
折射内地市场不足
■ 周俊生
据媒体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2月24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发表谈话表示，由于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将与中央有关部门商讨能否收紧“自由行”政策，以控制游客的自然增长。
梁振英发表的这一谈话，其背景在于近段时间香港出现了一连串针对内地赴港旅游、购物居民的抵制事件。在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期间，内地赴港居民在香港商场不断遭遇一些香港抗议者的“呛声”，导致一些商场的经营秩序出现混乱。这种声音传到内地以后，在内地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到香港旅游、购物的呼吁。这种情形正在对已经推行12年的香港“自由行”政策形成考验。
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依然保持了自由开放的发展势头。2003年，中央政府放开了内地居民赴港旅游，12年来已经有49个城市开放了居民个人赴港“自由行”。这不仅满足了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购物的需求，更是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但是，香港毕竟只是一个仅有7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面对浩大的旅游人群，其接待能力出现不足是可以想见的。蜂拥而至的购物人群，导致港岛某些日用品供应紧张，对香港本地居民的生活形成挤压。因此，香港本土居民中出现对内地旅游大军的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区政府面对这种民意作出的回应，也是基于其作为香港本土居民的利益代表的角色，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内地某一个大城市每年进入几千万外地访客，同样会使这个城市产生压力，会对当地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出现不愉快事件。
香港市民与内地民众之间出现的这种矛盾，其实是两地市场的差异所产生的后果。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对大量国际进港商品实行免税政策，因此其商品价格大都低于内地，对内地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最近一年来，尽管内地CPI上涨水平已经非常低，但这只表明物价涨势趋缓，而这种趋缓是建立在前几年物价上涨过快基础上的，因此从总体上说，内地居民仍然承受着高物价的压力。与此同时，内地市场一些商品质量也不能让人放心，前两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国产奶粉在内地消费者中失去了信任，内地居民蜂拥进入香港抢购奶粉，造成香港奶粉供应一时紧张，甚至一度不得不推出限购政策。很显然，如果内地不在稳定物价和提高商品质量上下功夫，那么，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度上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内地居民赴港购物潮是很难挡住的，这不仅会继续对香港市场造成压力，对于内地经济拉动内需、稳增长也是不利的。
香港回归以后，内地给予香港大量的政策“红包”，但对于香港普通的本土居民来说，他们很可能只是感受到了大量内地访客进入后对正常生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未能感受到内地为稳定、繁荣香港经济提供的各项支持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从而在香港底层社会产生了对内地同胞的疏离感。因此，面对香港对内地民众“自由行”的抵制，内地还有必要反思并纠正过往政策中对香港底层社会的忽视，在出台相关政策时，更多地倾向于照顾普通民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