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高连奎/文
其实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来。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在瑞典历史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当时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的平台，这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改革的重点所在，而且直到现在这两点还是北欧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３.５％，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一开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甘心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给小孩的补贴，每个家庭都有份；医疗保险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若干原来由资本家控制的职能。而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目前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如果要理解，他们这套体制，举个例子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社民党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回过头来看，瑞典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体制对财富积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凡是应得到各项福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
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国突出的表现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巳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促进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
有人认为福利制度容易养懒汉，瑞典经验也有利的批驳了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看看就业率、劳工参与率这些反映一国民众是否懒惰的主要指标。
先看非生产性的“局外人口”情况，当前瑞典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占国民总数的比重为49%，而德国的指标为60%。德国人以勤奋著名于世，妇女也大多数参加工作，两国人口结构情况近似，但是德国的这项指标都要比瑞典低了10个点，别的国家就不用比了，而且德国也是个高福利国家。
北欧国家的高就业率是公认的。这些国家一般情况下失业率在2%～3%的窄幅范围内波动，近乎完全就业，远高于其它工业化国家7%～10%失业率的常规水平，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
劳工参与率是指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参与率最高的冰岛高达90%的水平，最低的芬兰一般为84%。
北欧的妇女享受的福利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福利而不用工作都生活得无忧无虑。美国的妇女劳工参与率近年来基本为75%，而冰岛的数据是86%，北欧最低的挪威也高过80%。由此可见北欧福利国家的妇女不仅不懒惰，而且非常勤劳。
以上数据都不支持福利保障容易养懒汉的荒唐之说。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风尚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以诚实劳动为荣，鄙夷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甚至连投机取巧者在这些国家都无法立足。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一般人，尤其是本土的白人尽量不依赖于救济性的福利津贴苟活，觉得不光彩、有失尊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在于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换言之，投机取巧、偷盗、贪污腐败反而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缺乏福利、民众生存得不得保障的国家。
合作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合作主义是北欧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真正的实现了阶层和谐与社会和谐，这些国家也因此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水平。
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其实都有理论基础或是文化基础，北欧的高福利社会也是这样，他们的基础就是“合作主义”，这种文化并非来自于历史，而是来自于近代的阶级斗争，而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并非总是到古代去寻觅传统，而更应该注重近代的积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时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为国家积累了良好的传统。
合作主义，这个名词，中国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合作主义的产物，中国人肯定不陌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现在中国农村非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种植合作社都是合作主义的产物。而前些年中国流行的合作建房等也是带有合作主义的成分。
合作主义有两大分支，一种是阶层内部的合作，比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合作建房等；另外一种是劳资合作，劳资合作主要是工会参与企业管理。这两点在北欧都非常重要。目前农业合作社和住房合作社仍然在北欧和德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很大，但是这种强大也是有区别的，比如美国的工会仅限于为工人争取福利，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则全然不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而且这也是有制度保障的，因此德国和北欧都被称为合作主义国家。
德国和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与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美国模式是在公司董事会内部设立监事会，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而监事会只负责审计、薪酬等少量事务。而德国、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则是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监事会再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监事会的下属单位，监事会有很大的决策权。特别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和批准某些特别交易的权力，监事会实际上几乎控制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权不仅包括财务监督权，也包括业务监督权。
德国的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是资本和劳动者共同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模式，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而且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这是因为根据德国法律，企业必须设立职工委员会，德国企业的职工通过参加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参与公司管理。北欧和德国都实行相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以一则新闻来进行佐证，比如沃尔沃在成都设立生产基地时的新闻表述为“2011年2月22日,瑞典沃尔沃公司监事会做出决定,成都成为吉利沃尔沃汽车项目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从中可见监事会的权力所在。
而在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其中可以这样理解，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合作主义是资本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合作的模式。
我们熟知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合作主义的产物，“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休·约翰逊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威尔逊总统军事动员项目的负责人，由于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以从大萧条中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
1933年6月，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局局长。上台伊始，他就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拟定被认为是公平的法规，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
约翰逊在短短一年多使大约200万工人有了工作；并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战后，1942年建立起福利国家基石的贝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的“社会契约”，例如，英国1974年、1976年的社会契约，挪威1976年的社会契约，瑞典1974年、1975-76年的社会契约，等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为社会工资。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工资属于总劳动成本，而不属于“利润”，因此福利支出不会妨碍资本的积累，因此，“社会契约是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工具
事实上，合作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上的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的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这一共同体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同时合作主义也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和制度基础，瑞典的社会平等，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削高填低”，而且工会斗争使得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也很小，这是两方面的作用。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税收的作用，但对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则没有重视，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更多是企业内部贫富分化的延伸，现在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员工相差几十倍是正常的事情。
瑞典是一个阶级合作的国家，"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而瑞典的阶级合作并非只是工会代表工人争取福利那么简单，而是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
瑞典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他们认为，瑞典是一个"受妥协支配的国家"。
为了在实践中推行这个构想，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1932年他上台以后，就提出了系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思想就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把瑞典建成一个"人民之家"。汉森还以首相的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提出保护、支持和充分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提出民主是唯一的秩序。瑞典社会民主党1944年的纲领也提出"以平等、白由为基础的公民合作代替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潮流，合作主义更是与福利国家结缘，成为分析和完善福利模式的工具。半个多世纪以来，合作主义已经被正式认为是福利国家建立的基础。
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等内容的“社会契约”。通过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政府机构与各个利益群体以契约的方式达成默契。在契约中，各群体在保留传统利益的同时也获得某些新利益。
现在中国很多人喜欢谈契约精神，但这些人不知道，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连口头承诺都会认真遵守，何况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中国人实际缺乏的是“社会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而社会契约的提出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其实当这些人将社会契约精神，简化为契约精神的时候就错了，中国现在需要增加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社会契约精神。社会契约精神才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精神，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骨子里是反对社会契约的。
合作主义所强调的国家、雇主、雇员三方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关系，工会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工会的参与，工会不签约，就不可能建立起三方合作关系。当然，如果没有国家和雇主对于社会契约的遵守，劳资之间的信任关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而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都具备社会契约的意识。
合作主义社会的四大体现
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美式民主，但美式民主与北欧民主比起来就差多了，美式民主主要体现为政客选举，而且选了也白选，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政客能够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而北欧民主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契约，也就是美国民主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北欧民主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是整个社会的民主。北欧的社会合作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在19世纪末，瑞典劳动市场中就出现了集体谈判，但这时的劳资纠纷还是很多的。一直到1936年，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就是瑞典模式的雏形，这个模式使工人能够对分配产生影响，企业主则享有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条件。
由于纠纷很多，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1-3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如果仍达不成协议，工人举行可以罢工，厂主要关厂的话就必须在一周以前通知。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双方谈判都能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后，对协议的解释仍有分歧，可上诉劳工法庭。这种法庭也是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等等。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它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30年代以后，瑞典罢工的次数大为减少。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