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高连奎/文
关于福利社会的七大谎言汇总
反对福利社会的论调都是一些禁不住推敲的谎言，这些谎言看起来很符合“常识”，所以很能迷惑人。
现在中国学术界反福利的论调很多，笔者在这里再进行一下汇总剖析：
谎言一、福利社会要产生于富裕国家
有人说“福利国家只产生于富裕国家”，或是说“福利社会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历史。我们只要了解下德国和北欧的崛起就可以知道，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往往都是在最落后的国家诞生，而且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铁血宰相卑斯麦统治时期，还处于半封建社会，德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迅速崛起。
另外北欧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地区，至今也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和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但北欧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时候，几乎处于欧洲最穷的状态，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北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全面、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很快就赶上并超越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北欧的崛起。
德国和北欧，作为世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发源地，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两大经济地区都是靠率先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而实现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的。
德国和北欧的案例就足以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是国家崛起的障碍，而是动力。所谓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建立福利国家的论调纯属借口，现在的中国比卑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欧要富裕的多。
我们还可以看看亚洲四小龙的例子，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表现几乎也是与福利制度成正比的，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最完善，因此新加坡的经济表现最好，而且已经跻身世界前列，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50123美元，已经与北欧国家不相上下了，而香港的社会保障水平仅次于新加坡，而香港的在2011年也达到了人均GDP34176美元。
我们再看看韩国和台湾，这两个经济体，尽管拥有众多让人羡慕不已的世界一流企业，但他们的人均GDP却极其不相称，韩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才首次突破2万美元，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人均GDP在2008年下跌至1.9195万美元，2009年受汇率影响进一步下跌至1.7071万美元。这几年一直在两万美元上下晃悠。我们再看台湾，台湾去年人均GDP为1万8千美元，比韩国还差。
其实我们如果去除发展早晚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其实是与这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福利水平越高，经济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越差，经济也就越差。而且越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崛起越快，福利制度建立晚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谎言二、福利社会会造成低效率？
这种论调也不成立，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是否高，是可以用这个国家的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而人均GDP是一个公认的指标，如果一个国家效率很低，是不可能创造出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而现在世界上，北欧、德国这些高福利国家，经济发展都非常好，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都非常高，而且其经济竞争力远强于那些低福利国家。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不好，取决于效率的话，那决定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是需求，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完不成“生产—消费”的循环，经济整体效率就不会高，而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胜出，关键就是福利国家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国内需求，因此他们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是穷人的几百倍、几千倍，甚至是数万倍，但是他们消耗财富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扩大，其实这一点在生活中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那些靠艰难创业走向成功的“富一代”们，他们的消费能力有的还不如一个中产阶级，而这种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能力之间的不均衡，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
其实，由于财富占有不均等所引起的需求不足问题，早就进入了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视野，对此世界各国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面对需求不足，美国就曾试验过军事凯恩斯主义和信贷消费等多种方法，但都效果不佳，军事凯恩斯主义最终导致了经济滞胀，而两次信贷消费，分别造成了上世纪和本次的经济大萧条。
而我们中国所实行的投资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短期内是成功的，但从长期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可投资的领域就会减少。因此中国像北欧和德国那样，靠加强社会福利来提高需求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美国是种族矛盾根深蒂固的国家，黑人普遍贫穷、富豪大多是白人，因此美国不可能搞社会福利，而我们国家大部分都是汉族，而且对少数民族没有歧视情节，因此并没有障碍，我们只要破除了思想障碍，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
谎言三、福利国家失败论
现在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说是福利国家失败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经济败局，比如拉美经济败局、日本经济败局、俄罗斯经济败局、美国经济败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但这些经济败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也不是高福利国家，很多人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希腊希腊的福利支出在欧盟算低的。
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仅高福利国家没有失败，而且德国和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相反美国、日本这些低福利国家出了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后，能否转型到福利社会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再上升一台阶的关键，如果不能实现福利化，那就只能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不能成为高等收入国家。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国家就面临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问题，而只有实现福利化，才能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这也是福利国家人均GDP都比较高的道理所在。
总之，北欧、德国这些高福利国家都胜利了，而美国、日本、南欧等低福利国家都失败了，很多学者散布福利国家失败的谬论，其实只是试图阻止自己的国家向福利国家靠拢，但这不但拯救不了经济，反而是只能让经济更加的失败。
谎言四、福利社会会让民众失去自由
福利不仅不让民众失去自由，反而能让民众获得比非福利社会更多的自由。
哈耶克曾经用“失去自由和通奴役之路”来恐吓那些希望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府，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哈耶克的预言完全是错误的，北欧福利国家的人民和企业并没有被奴役，反而通过大政府获得更多的幸福和自由。
一个人是否具有自由，关键是取决于拥有财富的多少，不自由往往与财富的缺乏相伴，退休金、社会福利，都是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福利国家最终享受到的个人财富要远远要高于非福利国家，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福利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不自由，他们可以更多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其实即使是美国那些最保守的右翼基金会都将北欧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福利国家与自由不能同时并存早已被证实是谎言。自由其实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看个人拥有多少可供支配的财富，和拥有多少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其实大政府本身并没有问题，政府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了官员上，而官员本身也是小政府的受害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缺乏的情况下，官员必然拼命的贪污受贿，这点在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只是他们不像中国那么直接而已，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都非常完善，官员们何必去冒险贪污呢，比如在新加坡和北欧，官员贪污都是很难听到的事情，因为那里的官员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谎言五、福利社会会让国家负债
有人认为福利国家会让政府欠债，但现实是低福利国家反而欠了很多债，而高福利国家几乎没有欠债，这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负债，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没有什么关系。美国、日本不是高福利国家，但是政府欠了很多债，而北欧、德国的福利程度相当的高，却没有什么债务，国家欠债从根本上只与政党制度有关，政党越多，欠债越多。
一个国家的欠债只与政党数量相关，而不与福利水平相关。这是因为高福利必须以高税收为前提，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拉拢选票，肆意减税，加上不遵守财政纪律，这才导致了入不敷出的问题。
西方国家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越差。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想高福利，但不想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于一个多党制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动力来遵守财经纪律，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欠的债不需要自己还，而是可以轻松地留给自己的下任，除非实在是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问题并不出现在福利制度上，其失败的根源还在于政治制度上。
谎言六、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症
有人认为福利会养懒汉，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也是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福利国家都有失业补贴，但这也是很小的一笔钱，如果正常人要靠失业补贴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依赖福利的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本身就无法养活家人。
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而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其实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福利国家正是通过再分配来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
其实“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之一，而且这一理念也被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所推崇，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合作，竞争只是现象，合作才是本质。而这种合作包含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合作，穷人和富人的合作等。这些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处理好了这些合作关系，整个社会才会走向和谐。
谎言七、可以用富人慈善取代社会福利
指望富有群体救助穷人，现实根本不能成立，其实只要看看欧美国民福利消耗的税收比例，就知道这种资金缺口，不可能依靠慈善填平，发达国家福利开支一般占到财政收入的30%以上，富人捐款根本没这么多。况且即使在美国整个慈善捐款的70%也是中产阶级贡献的，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其实富豪更吝啬。
美国富豪捐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税。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多富豪为了免税，不得不进行假捐款，而欧洲富豪并不热衷捐款，这也是税制原因，欧洲主要实行增值税制度，这种制度下捐款很难免税，所以欧洲富豪不捐款。而美国富豪捐款，其实也只是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基金会只不过“左手转右手”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捐给社会，他们是不会为了免那点税收，真正将自己的资产捐出去的。
第二章
世界五大发展模式：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
美国模式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模式，世界上还存在北欧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等其他发展模式，这在学术界是有定论的。
现在某些中国学者开口闭口都是美国，但是学美国只能越学越坏，德国和北欧模式才应该成为中国重点借鉴的模式。
在上一章中，笔者批判了一些与福利社会有关的说法，甚至是谎言，而福利社会其实只是目前世界上表现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模式而已，世界上也并非只有福利社会一种模式，还有其他模式，目前世界上比较公认的、有着独特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主要有五种，分别是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和新加坡模式。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有特点，但还没有成型的模式可言。
现代世界虽然大部分经济体都实行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不是一样的，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发展，怎么改革，归根到底还是模式的选择和创新问题，本章就主要介绍那些有代表性的，有特色的国家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的最新版本“小布什模式”，奥巴马目前还没有成型的模式，一种是北欧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形成的，在上世界七十年代之前，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福利社会，但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这两个国家开始分道扬镳，各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北欧继续加大福利建设，而美国和欧洲则开始了“去福利化”进程。
一个模式的影响力还表现在综合影响力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模式，但在西方确实存在着一大批知识分子非常认可中国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因为是中国国家比较大，综合影响力比较大，相反，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北欧模式非常优秀，但是由于这些经济体太小，综合影响小，因此不被重视。
北欧模式，其根源其实在德国，北欧并非文化重地，其信仰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德国的舶来品，北欧模式能够脱胎于德国，说明德国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而且确实也是这样的，德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
任何国家发展模式，最终都是为了导向一个美好社会，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不关心民生，老百姓不闹事就是他们的底线。经济学家漠视民生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然而美好的生活不会自动实现，不能靠文学家的描述，抱怨也没有用，必须靠经济学家进行认真的研究后以及科学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
为什么德国能够国富民强？
德国是在世界上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的国家，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德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一词，在德国有着非凡的意义，比如德国人将他们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将他们的法治国称为“社会法治国”，将他们的民主党称为“社会民主党”，可见在德国，社会不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而是一个褒义词。社会一词应该包含着，和谐、合作等意思，很难直接与汉语中的某个词汇直接对应，中国虽然号称社会主义，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其实是肤浅的。
德国属于民富国强的国家，诺贝尔获奖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我们都熟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美国人，但他是德国血统，在德国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之后才去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很多人出国首选美国，以为教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是、加拿大、澳洲，后来英国总领事会公布一个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也是有证据的，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一般不会低于10%。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的强大也是有制度基础的，其中德国宪法中的社会国原则是最核心的设计，现代公法学中，社会国原则、给付行政、生存照顾，这些与福利保障密切相关的概念都是德国人的发明。德国通过国家立法保证了公民的福利保障权。
德国宪法有四大支柱，“社会国、民主、法治和联邦”，这四大支柱为“国家目标条款”，并通过第79条第3款的禁止修改与废弃条款彻底锁定，这意味着任何时候修宪都不能触及上述目标，从而保证“社会国、民主、法治和联邦”成为国家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建构性要素。
民主、法治与联邦都好理解，我们来看看德国人特别强调的“社会国原则”有何奥秘？
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为目标。作为社会国原则，国家具有很强的给付义务，主要分为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等方面。
工业革命后劳资关系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形下，国家不能再抱持“最少统治、最佳政府”思想，而必须为社会创造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环境。为了化解矛盾冲突，国家角色逐渐从管理者、支配者过渡到给付者、服务者。
现代社会国原则是指国家对社会正义、公共福祉，透过制度规范、法院判决、收取税款和提供给付等方式，对人民的请求进行回应。其意旨是国家履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
社会法治国原则是与自由法治国原则相对的，与自由法治国相比，社会法治国除了保障自由外，更强调国家应提供一定的给付。其内涵更宽泛，社会国原则下真正保障了民众积极自由权的实现。
社会国原则有两个重要内容：（1）社会安全。国家须保障人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以避免经济困境；（2）社会正义。国家须努力调和财富不均，对年老、疾病、残疾与失业提供社会保险；对困难者给付生存必须的物质。社会国原则实现社会正义，目的在于调和利益，促进福祉。
在社会国原则下，社会权作为宪法基本权，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性尊严，国家负有积极给付义务。人民也并非仅被动的等待，人民可以进一步要求国家改善其给付不足，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尊严。
现代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给付目的也不限于 “维护生存所需”，而扩展为“福利的最大化”、“自主的人格发展”。
制度给付是物质给付的保障，国家有义务完善给付领域的各种法律。
程序性给付是国家给付公平、合理、合乎正义的程序，司法救济义务是国家最古老的义务，德国著名思想家洪堡认为：“如果公民之间有争端，国家就有义务对权利进行裁决。”提出诉讼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相应的，国家裁判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国家与公民的恩惠，更不能付费。
社会国原则作为宪原则，法律不明确的地方，要依据社会国原则进行裁量，而司法解释则直接推动了社会国原则的逐渐明晰，“社会国”原则延伸到所有的法律领域。
自由国理论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私域，在这个私域，个人拥有不受侵犯的完全自由。这种自由观的历史背景是欧洲资产阶级对抗封建阶级时形成的，再往上可以可追溯到对教权的抗争，所以捍卫生命权、身体健康权、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私有财产权的立场非常坚定。然而这种自由观具有较强的防御性，但忽略了“实质自由”。
现实社会中，自由的兑现是依赖于各种要素的，比如，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能力与机遇等等。而传统自由观并不在意这些保障条件，只排斥国家的任何干预，这样就限制了国家对个人有益的或善意的行动。因而国家没有义务为公民实现自由创设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反过来公民也仅有权要求国家免予干预而无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来促进自由权的真正落实。这些都是传统自由观的弊端。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