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青山 报道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曾经把企业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制造驱动的企业，人会被机器绑架并最终被它们替代；一类是营销驱动的企业，人会被欲望和目标绑架并最终让自己迷失；还有一类是价值观和创新驱动的企业，在那里人会被梦想激越和愉悦。
目前，中国前两类企业居多，所以社会的幸福指数不会太高。就像廉价劳动力创造了富士康的大部分财富，但是在富士康，人力资源管理只是企业实现其核心战略的重要手段，而一线的生产工人只是工具。
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心理学的吴海，现在终于体会到让员工“更开心一点、更舒服一些”，才能更有效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企业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保证。事实上，“情感”在赫茨伯格(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中，属于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本身、认可、成就和责任，这些因素涉及对工作的积极感情，又和工作本身的内容有关)，另外一个是保健因素(包括公司政策和管理、技术监督、薪水、工作条件以及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涉及工作的消极因素，也与工作的氛围和环境有关)。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双因素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根据1973~1974年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有50%的男性员工认为，工作的首要条件是能够提供成就感，而把有意义的工作列为首位的比把缩短工作时间列为首位的人要多七倍。
“幸福”或者“不幸福”，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瞬间的感觉。即使有十几名员工的生命在富士康停止了，这依然是一家让中国数千万打工者们值得向往的公司。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在大陆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迅猛发展，现在已成为全球规模第一、利润第一的代工公司。“没有一个员工的跳楼原因是跟工作相关，跟薪水相关。”郭台铭在“跳楼事件”发生后召开的股东会上自辩。
陈志钰表示，富士康管理本质上的问题是，现在的员工已经不是60后、70后那一代员工，但还在使用陈旧的管理方式，富士康应该在软件上跟随员工的改变而改变，并且跟上员工的改变速度。“这一点上，郭台铭应承担起满足员工心理需求的责任。”
企业该不该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政府应该做什么？面对这样的纠结问题，很多企业以自己的行动作出选择：携程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提出了“快乐生活季”的口号，桔子酒店针对80后、90后新生代员工开通“CEO直邮”，用友公司则明确提出了“幸福企业”的概念，新希望、微软等开始从军事化管理转向人性化管理。
“尽管从法律上讲企业是法人，和自然人一样，是共同的社会一分子，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角色，企业有企业的，政府有政府的，个人有个人的。但是企业做这些事情，不能看做是企业无限责任的延伸。”陈志钰说，政府是不是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也值得拿捏。政府是法规的制定者和裁判员，其主要职能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鼓励大家多承担责任。
陈志钰举例说，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给员工更多的安定因素，比如对双职工的孩子入托，政府应该是鼓励而不是在政策上限制企业与当地单位合作。“台湾以前也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放宽，企业办幼儿园只要提出申请，有安全保障、有师资力量、场地足够，基本上就可以批准。这样的话，全社会离幸福企业就越来越近了。”
在王文京看来，一个企业自己要真正成为一家幸福的企业，其实还是在为员工、合作伙伴、客户乃至整个社会创造一个幸福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为社会创造的幸福感越大，社会反馈给企业及其成员的幸福感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