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人类要想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误区，唯一的出路是超越市场，超越政府，培育社会协同的第三种力量。它的微观机制就是全民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的透明管道，而网络及其产业就是这种透明管道的基础。
一、工业经济理论的贫困
几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使人们养成了过分追求物质财富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去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还是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但是另一方面，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像喝了过量的啤酒还要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石油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后期，由于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庄大道已经到了尽头。疯狂资本主义不再是摆脱贫穷的良药，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即将产生，它将使整个工业社会、强权政治、福利国家日落西山，风光不再。原有的经济理论几乎全都发生锈蚀，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贫困阶段。
信息经济的主要产出是信息服务而不是信息商品，对少量信息商品而言，由于信息与载体凝聚在一起，可以形成实物产品的增值。比如，一张刻有著名歌星演唱的歌曲光盘，一本畅销读物，它们和一件名牌时装，一听名牌食品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越来越多的实物产品将渗透大量的信息劳动，这与原始人狩猎也必须渗透信息劳动一样，并不存在独立的理论问题。如果仅仅把信息社会理解成实物产品中信息劳动含量增加到一定比重的社会，那就不需要信息经济学了，因为西方工业经济理论在处理商品问题上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问题恰恰出在信息服务作为一个独立劳动形态的产业部门存在的问题上，也正是在这个领域，传统经济学都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个人主义理论已经变得不怎么顶用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接近解决信息服务的理论难题。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说过，“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以及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这两种阶段排列顺序都来自马克思。”丹尔尼·贝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理论正在许多新兴领域失效。出于立场的某种需要，他又把希望寄托于两者趋同所产生的一个“国家社会”的愿景上。
他引用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论点说，“熊波特预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终结，这场变革既包括精神，也包括社会结构。”熊波特认为，改变资本义主义的精神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资本主义过于理性化，其二是创业家的作用逐渐过时，其三是所有已经确立的信仰正在锈蚀。
丹尼尔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正面临窘境：
——高等教育的天平在从私立学校偏向公立学校，而且即使是私立学校，没有大量的公助也将无法维持下去。
——知识财富的形成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来评价这些成果，由谁来评价？由于资源有限，如果需要在人力和资金投入空间技术还是投入粒子加速器之间作出选择，需要怎样的决策过程？
——知识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还是个别思想家、天才努力的结果？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产生创造力和提高生产率的条件和背景又是什么？
——科学技术通过什么途径才可以将实验室的发现顺利地投入大工业生产？这是一个信息扩散问题，但是政府是否有责任制定一项周密的扩散计划或者规则，而且要求并鼓励企业积极应用它们。
——互相依赖性的增长使公共决策日益代替市场决策；全面城市化和农业人口流失，技术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采取手段有意识地监测社会变化，是否需要创造某种机制对未来进行预测。
这位美国社会学家还发现，公司中人与人的关系正在由家族关系变成社会关系；公有与私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营利和非营利的概念也难以分清，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正在靠拢。
日本经济学家井原哲夫也提出过，“经济学对物质财富市场的理论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物质财富主要指工业产品或农业产品而言。这种经济理论虽然已被服务所应用，但其结果，往往把服务的本质歪曲了”。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国家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主要指标的核算体系根本不承认服务业创造价值，而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核算体系虽然承认独立的服务产业存在，但是它只衡量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且这种度量本身仅仅是加法性的，它不能把计算上的增加与实际产出的负面影响，以及计算上的减少与实际产出对总效用的倍乘作用区分开来。
比如，我们的烟草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者国家财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又引起疾病，危害健康，因而增加了社会成本。但是，在统计中不论是财政贡献还是因治理污染、消除疾病所增加的社会成本，都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再比如，一项新技术可以大大延长某项设施的使用寿命，由于该技术的大量推广可以减少这项设施作为工业产品的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加，可能引起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信息消费的大量投入，很可能因节约能源、物质消耗，直接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而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迷恋国民生产总值。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更加需要的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站在劳动即人的立场上的经济学，转向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用于高科技、高教育、高生活和高国民保障体系的政策主张上来。
直到30年代中期，西方多数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市场经济会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形象体现。但是3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关于依靠自由市场的调节就可以解决贫穷和就业均衡的承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垄断、外部性、机会不均等和失业这四大难题，因而产生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凯恩斯有两大卓越贡献，第一是发现自由经济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第二是提出了慎重、负责的政府干预能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均衡，从而使自由市场再次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但现实经济并没有反映构成凯恩斯理论基础的均衡模型，经济在很多领域存在着垄断力量，劳动力构成资源也不可能高度流动，这就使政府调节市场的机制变得呆滞不灵。
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用的增加和通货膨胀是影响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两大祸根，过分宏观管理和社会保障会形成官僚主义，从而导致无效率。唯一的办法是削减社会福利，接受短期高失业以医治通货膨胀。他们的纲领是恢复自由市场经济和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刺激。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受到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付之应用，但并没有显示出长期有效的结果。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没有将新自由主义政策继续下去，而是采用了更加倾向用社会工程例如“信息高速公路议程”、“美国网络空间计划”刺激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无数问题，面对信息社会，必须开拓以信息消费为新发展空间的新经济理论体系。
二、电信市场走向第三类均衡
电信与交通、供电、供水、供气一起，组成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近30年来，德国、智利、匈牙利等国的基础领域改革比较成功，主要体现在立法在前、工作细致、逐步放开、重建规制。相反，美国电信和电力改革，英国铁路改革就不那么成功。美国1996年电信法旨在利用非捆绑网络元素出售办法打破本地电信最后一公里的垄断地位，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为就固定电信网络而言，居民并不接受多家公司争抢入户的局面，最后只能锁定一家，其他几家都是重复建设，成本还是要转嫁给消费者。美国加州电力改革以来，居民家庭用电涨价40%，工业用电涨价200%，输电部门仍然因营利困难不愿送电，电力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英国铁路被分割成一家路网公司，6家货运公司和25家客运公司以后，管理非常混乱，事故频频发生，死伤人数上千。市值下跌，企业亏损，“但个别运营业主却成了肥猫。”
我国电信基础设施领域改革既不能照搬国外做法，也不能延用工业领域的改革经验，而要充分研究、广泛宣传网络新经济特征，努力将电信引入理性改革与发展阶段。
对于中国电信改革，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就形成三大主张，一是由政府继续垄断经营基础电信网络，电信业务完全放开竞争。二是将具备垄断力量的经营者全部拆散，放开对新运营商的准入，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发展。第三种主张是按照不同的业务类别，形成适度竞争、有效管制局面。
在世界经济改革大潮中，政府继续经营一个基础电信网络，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完全交给市场自由竞争是一度红极一时，后来又走了下坡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现在反思世界电信改革道路，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美国80年代分散、解体电信公司的改革模式并不可取，欧洲和日本的改革方案也存在很多问题。在管制环境中，通过有效竞争形成具有专业优势的少数大型电信产业集团才更适应未来社会。
信息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80年代西方经济界倡导“凡是小的，就是好的”社会理念，极力主张把大企业化整为零，认为船小好调头，只有小企业才能适应信息社会多样化、非标准化的需要。进入90年代，面对企业利润摊薄，企业联合合并风潮不断，西方又有人提出企业只有做大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抵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商业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5年—1998年，互联网及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降低通货膨胀率0.7个百分点，可是大多数网络服务商的获利无望，单靠网络服务根本无法存活。人们开始思考，高科技产业是低投入高利润的行业还是高投入低利润的行业？知识财富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资源？网络制造均富还是扩大数字鸿沟？网络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合作还是来自竞争？未来社会是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决策还是市场决策代替政府决策？交通、通信、环保、教育需要的大量资金如何解决，是靠政府投资还是靠市场积累？面对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市场和政府都显得苍白无力。现代经济正在寻找除营利主义和官僚支配之外的新均衡力量。
温故方能知新，1893年，随着贝尔的电话专利到期，美国很快出现了6000多家私营电话公司，他们独立经营互不连接，当时从纽约一个区往另一个区打电话，必须忍受努力回想用哪一部电话才能找到哪一个人的烦恼。后来美国AT&T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很快占有了全国90%以上的电信市场，确立了AT&T的垄断地位，全国电话公司数量也从6000多家减少到1000多家。政府为了维持电信市场的适度竞争，不得不阻止AT&T继续吞并其他独立电话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并于1934建立了美国电信管制机构（FCC）。
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自由主义放任经济政策关于依靠自由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贫穷和就业均衡的承诺。1934年到1984 年，美国电信业实际是在政府默认垄断保护和直接干预下重新获得市场均衡的。
上世纪7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作用的增加是影响经济利益和个人自由的祸根，过分的宏观管理和社会保障形成官僚主义，导致非效率性。1984年，随着美国AT&T的解体，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电信自由化化浪潮。直到1996年，世界电信改革主流都是恢复自由市场经济。
1996年以后，美国新电信法的失败，人们在开始怀疑将电信完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政策的有效性。经济学界出现了“取消管制”、“放松管制”、“新型管制”、“重建管制”这一系列新词汇。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起到了刺激西方经济再次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80年代后期，由于网络经济的兴起，使自由市场经济出现更多领域的失灵。西方企业并购风潮迭起，政府开始默认企业并购和垄断的回归，转向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90年代开始走红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强调指出，“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对竞争具有局限性的产业进行规制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因为在某些行业中竞争是难以维系的，可能更适合少数生产者独占，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政府干预下的寡头垄断局面。”按照斯蒂格利兹的主张，网络产业在政府管制下可能会形成从基础电信到增值服务的分层有效竞争的格局。竞争主体将由极少量的电信通道运营者和较少量服务平台运营者以及适量的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众多的信息内容提供者和大量的利用网络进行交易、交往服务、监测、控制、应用服务业群体组成。
三、信息社会的哲学原则是多元协同
在机器生产力阶段，两元社会形成了对立斗争的简单化决策方法。把人与人对立起来，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斗争与反斗争，压制与反压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思想方法已经使人类社会遭受了太多的报复。
社会发展到信息生产力时代，人们遇到的诸多问题已经不可能在牛顿力学的单一因果链的思维平台上获得满意的答案。工业社会的本质是集中化和标准化，信息社会的本质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在经历了两种思想方法的长期磨擦以后，人们开始寻求超越工业时代的方法论，从多维模型、统筹兼顾的方法上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协调共生的新型关系。
达尔文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自组织的力量，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生物进化只能服从“自然选择”这把利剑。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能量和外力的畏惧和崇拜。直到近代，科学才发现某些复杂开放系统在外界变化（信息）达到一定阈值时，就会自发形成一种有序结构。这就是说，有序并不总是在力学规律下被强制形成，信息的作用可以使某些开放系统形成自发有序。
农业社会是以物料为主导的无组织化的经济形态，工业经济是以能量为主导的被组织化经济形态，信息经济不是被组织化经济的继续，也不是半组织形态或无组织形态，而是一种互组织形态。如果一个报告厅有几千人随意鼓掌，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掌声中过不了一两分钟就会形成有节奏的规律性掌声。虽然现代社会还有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存在，甚至在计算机网络里仍有大量有害的信息，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地球正在缩小成一个村庄；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协同自律能力会自然增强并很快地消灭少数不协调的掌声，将它们淹没在共振的旋律之中。
如果这种多元协同思想能够在后现代认识论中立足的话，那么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大到中东战争，国际关系，中到社会经济问题，小到通信行业有效竞争，都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它可能超越工业时代的哲学体系，很值得人们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
几百年来，不加节制的工业文明正在把人类带进一个误区，他们对现实社会体系造成的弱肉强食、贫富悬殊奉为经济源动力。因为他们信奉人们利己行为的互动就可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则是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只要不让别人抓住证据，贪污犯罪也可以逍遥法外，人与人的坑害以及战争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上演。
人类要想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误区，唯一的出路是超越市场，超越政府，培育社会协同的第三种力量。它的微观机制就是全民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道德监督）的透明管道，而网络及其产业就是这种透明管道的基础。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交易、交往频次快速增长。人们逐渐发现，在交往中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是双赢而是皆输！人类生产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攫取利润，而是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之外，还需要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它们都直接影响人的生存质量。
理论前沿也从两个方面支持了信息社会回归平等互利的经济学观点。一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二是艾克斯罗德的“合作进化”模型。约翰·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利己主义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肯定是进入“皆输”的陷阱。后来他又在《三人演化合作博弈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如果交互的生物体或人类被假定为仅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并且促进彼此之间合作的本能来引导。”
艾克斯罗德则用计算机建立合作进化论模型证明，人们经过上千次重复博弈发现，无条件利他主义者首先被淘汰，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也很快被淘汰，阴谋诡计者一度获得最多繁衍机会，但最后也被淘汰；只有平等合作者才能获得长远生存和繁衍的机会。遗憾的是现实的经济交易不可能一对一重复上千次，因此该模型在现实社会不能收敛，按照利己本能博弈的结果，人类社会还是要陷入“一切人欺骗一切人，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战争。
制度经济学派寄希望完善法律制度，但是历史早已证明，完全依靠正式约束，将带来任何社会都难以承受的交易成本。我国民工为了讨回几百元的工钱，要化几千元的诉讼费用，城市居民为了取证自己买到的是不是掺假食品，需要近万元的检测成本。
网络生产力的快速渗透使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同一个地球村庄，所有交易交往行为都要豁然阳光之下，谁好谁孬，社会自有公论。经济人之间的非合作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人类将进入一个“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闭环系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正在形成，那就是：“只有为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个人的合理利益。”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崭新的商业模式正在悄然兴起。
后现代市场规则正在为人们搭建一个三元合作思维方式的平台。网络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市场竞争也由同质竞争开始向异质竞争转化，同质竞争产生对抗行为，异质竞争产生合作动机。在“泛网”条件下，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将实现高度的统一。
如果说人类要满足基本物质条件尚要靠利己动机来推动，那么满足交流与尊重需求则要靠平等互动的力量，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则要靠牺牲精神。而个人利益最大、占有欲无限膨胀、损人利己、贪得无厌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有人将高层需求理解为个人长远利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沽名钓誉)，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对人类“天下为公”理想共识的亵渎。
我并不知道人类长远未来能不能进入一种理想的以“利他”行为主导的君子国社会，但可以预见的是，人类正在摆脱利己主义构架的盲目的市场经济，进入一个以平等、合作、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理性市场经济阶段。因为网络创造了透明、平等、合作的刚性氛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诚信态度的平等交易者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共产党人不能脱离时代，但他们应该是一批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
四、中国的真正机遇在信息化
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现代化，然而在以精细加工为核心技术的工业领域，除了美国和极少数西方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再次崛起的机会。
上个世纪末期以来，重化产业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一般设备制造业也不再代表最先进生产力，信息和知识作为新兴生产力，使几百年工业社会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理论工具发生锈蚀。
以对抗、斗争为主要行为模式的时代造就了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但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人们突然发现，钢铁水泥铸就的摩天大楼并没有使全民快乐指数明显上升。有人开始反思工业化的功过，甚至主张回归自然无为，或者在孔孟学说中寻找治国济民之道。但是人类历史不会倒退，社会生产力总是向前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应该看到，面临后现代社会，中国正在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早在1958年，我国领导人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几乎把老百姓家里的所有铁器都拿去炼钢。到2012年我国钢铁产量超过7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46%，是美国钢铁产量的7倍，结果并不说明先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把我国推向设备制造业的中心地位，但是仅限于整机装配，在精细加工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还是没有领先的机会。
面对新一轮技术的升级换代，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不再是精细加工，而是精巧设计和软件编制能力。我们的设计人员可以设计出材料更节省、功能更强大的芯片，拿到美国或者欧洲加工；我们可以编制出更先进的系统软件和3G、4G标准，向全世界开放使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上帝已经把主导工业现代化的能力给了西方国家，而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东方大国，却迎来了信息时代更重要的历史机会。
记得我国加入WTO不久，有学者提出我国只在劳动密集行业具备优势，所以应该加强轻工、纺织、农产品出口力度，逐渐淡出高新技术领域的角逐，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购买一个现代化。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就是新一代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核心信息技术领域，有的还很有成就。许多年轻人回国创业已经显示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比西方人更具优势。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观念需要根本的变革与创新。
比如传统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生产资源稀缺、消费欲望无限”这样一对矛盾上的一系列资源配置方案，然而前沿理论已经发现，未来经济的基础资源不再是钢铁和水泥，而是砂子（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原料）和知识。一是它们不会稀缺，二是信息化使人们的行为越来越理性，物质消费的欲望不再无限。因为吃得太多太好，会影响健康，每个人都企图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很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各国不再片面追求GDP增长，而是开始寻找一种真正能够提高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经济学思路，信息产业也应该按照边际成本收益方法，线性地、梯度地适度发展，甚至有人提倡全面节约，包括人们打电话、占用互联网的费用也要节约。但是网络新经济研究已经证明，只有鼓励社会多多消费信息资源，才能真正节约材料和能源。人们已经发现，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和梯度发展理论已经锈蚀，生产和销售的无边界规律才代表未来经济的主流方向。
五、信息消费促进社会公平
当今世界，一方面发达国家占有大部分资源而面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又面临数字鸿沟，致使经济更加落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提出“穷人经济”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富人有钱没有东西要买，穷人想买东西又没钱。所以未来的经济不是富人的经济，而是穷人的经济。如果穷人消费不上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舒尔茨进步分析认为，穷人不是穷在土地、资源和产业上，主要是穷在人的素质上，长期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才是最严重的落后。
解决穷人经济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解决思路，就是先鼓励富人创造财富，等富人足够富了之后，通过收税、捐赠，经济学叫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反哺穷人。如果继续按照这个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一是时间太长，二是中国社会难以承受。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实行信息普遍服务政策，用信息化直接提高穷人素质，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从世界信息服务市场来看，欧美国家新增市场已经有限，新增信息服务能力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信息服务与一般工业产品不同，工业产品天然嫌贫爱富，而信息服务必须有大众参与到市场中来，才能真正发挥网络价值。近几年我国西部地区信息通信的渗透程度开始与中部地区持平。
1994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于是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正在形成：只有为大众创造最大价值，才能获得自己的合理利益，这就是正在席卷全球的互联网精神。
从历史看，200多年前，欧洲的纺织工业革命使中国丝绸黯然失色；100多年前，美国电气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洲；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互联网革命，完全有可能使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倾斜。主要不是看谁现在强大，而是看哪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更适应后现代社会。而中国正在面临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应该为建设和谐公平信息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六、建立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市场机制
一方面，信息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优势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和获利，很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或者数字鸿沟。但是更重要的是，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组织在落后国家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信息服务在边远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甚至发现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信息费用。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规则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社会尚缺少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新型市场机制。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要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由于美国的示范作用，许多国家也制定了类似计划，并且在立法上重申信息普遍服务责任。
目前多数国家利用法律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我国则是利用一种更直接的指派方式，更快实现了电信普遍服务的首期目标。但是从长远看，政府应该尽快出台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一方面利用信息普遍服务基金补贴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信息服务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将非核心网络的经营许可向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公平开放。采用更灵活的产权方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物质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信息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扩张，将有力促进创新型小微企业群的发展，从而拉动了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