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一、两类不同的乡村自愿进城定居人口
农民工家庭的城镇化，包括三个问题。首先，农民工家庭是否具备进城落户的经济能力，即他们是否进得起城？其次，如果进得起城，农民工家庭是否愿意进城落户？最后，如果农民工家庭进得起城也愿意在城镇落户，是否允许农民工进城落户？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
如果把城镇化的对象限制在自愿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家庭，即排除不愿意进城的乡村人口，则可以把乡村自愿进城定居人口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有心（愿意进城定居）有力（自认为具备在迁入城镇生活的经济能力）的人。第二类是有心无力（自认为在现有工作条件下不具备迁入城镇生活的经济能力）的人。此外，虽不属于农民工却对定居问题感兴趣的还有一大批愿意在城市之间迁徙（例如从中小城市迁徙到北上广）的人。
二 、有心有力者的诉求
有心有力者的诉求非常清楚。对他们来说，迁徙到心仪的城市，经济能力不是问题，是否允许迁徙（即给不给户口）才是问题。因此他们强烈主张取消户籍限制。同时，他们把城镇化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说得直白点，就是：进得起城就进城，进不起城活该。
户籍限制对福利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城市或当地户籍时，福利免费或低价，没有相应户籍则高价，例如上优质高中所交的择校费；另一种是：有城市或当地户籍时，可以享受福利，没有相应户籍则不能享受，哪怕出高价也不行，例如异地高考。如果户籍限制一时还不能完全取消，则有心有力者优先希望解决的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福利，对有钱能买到的福利他们宁可花钱买。这就是为什么异地高考掀起那么大的风波，而异地上高中却风平浪静。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出台过这样的政策：只要在北京郊区特定的镇（例如今天顺义区的杨镇）购买商品房，就可以把全家户口迁到该镇来。这意味着只要肯花钱，外地学生就可以享受北京考生的待遇。尽管这类户口不能迁入北京市区，但对于想让子女在北京高考的家庭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上述购房入户政策没有被叫停，北京的异地高考之争会和缓得多。
三、经济能力：农民工城镇化的制约因素
只考虑有心有力者的城镇化，也不是不可以。但现在所说的城镇化主要是指乡村户籍人口的市民化。而乡村户籍人口中，绝大多数属于第二类人即有心无力者。对这一类人来说，城镇化最大的障碍不是是否取消户籍限制，而是是否有全家一辈子在城镇生活的经济能力。
举两个例子：
例一，根据中山大学刘林平教授等2009年7月在东莞对农民工调查所得数据，我做过一些粗略的计算。结果是：
第一，假如没有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夫妇2009年双方23岁时结婚，婚后在东莞连续工作到55岁，（此后靠养老保险生活）则其家庭一辈子的没有贴现的收入（包括子女成年后、成家前交给父母的钱）是106.2万元。如果在东莞市民化给外来乡村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收益为人均一辈子10万元，则一个农民工家庭一家三口进城，所获收益为30万元。这30万元只相当于该农民工家庭城镇化后生命周期收入136.2万元的2/9。可见，农民工家庭城镇化后的收入约80%得靠自己挣。如果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就算政府贴钱让农民工城镇化，农民工也化不起。
第二，以上计算中，笔者假定农民工夫妇都可以连续工作到55岁。对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假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仅占18.2%。而2006年乡村户籍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41.2%。这意味着当现年16-30岁的外出农民工进入中年后，一多半（超过2/3）无法在务工城市找到工作，只能回家乡，因而不可能在东莞挣到106.2万。
第三，就算外来农民工家庭在东莞一辈子挣到了106.2万，用这些收入，城镇化了的外来农民工家庭除了能在东莞承担与没有城镇化的农民工家庭相同的日常开支外，至多只能在结婚时购买每平方米房价3679元的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或每平方米房价4415元的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而2009年7月东莞二手房均价是4782元，新房均价是6608元。
以上分析表明，不解决收入来源问题，即使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支出，农民工家庭还是没有进城的经济能力。
例二，不少学者提到，农村80后和90后——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大部分都不想再回到乡村去。根据全国妇联宣传部等2011年12月公布的数据，新生代农民工中，希望“留在目前打工城市”定居的占35.2%，希望在“老家所在/附近的城镇”定居的占21.8%，合计占57%。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中，自愿迁徙人口占很大比例。但调查同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意向中，“创业者”占37.8%、“管理人员”占21.2%、“技术人员”占10.4%。这意味着近70%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一辈子当一线劳动者进不起城，想要进城就得垂直流动到比一线工人收入和地位高得多的社会阶层去。那么，他们的发展意向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呢？以创业者为例，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外出农民工中，自营人员只占4.7%；本地农民工中，自营人员占27.2%。即使把所有的自营人员都算成创业者，4.7%与37.8%的悬殊差距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梦在“目前打工城市”很难实现，27.2%与37.8%的较小差距则意味着创业只能支撑他们在家乡所在/附近的城镇定居。
全国有多少农民工进得起城呢？我曾经做过一个估算。假定在城镇连续工作30年的农民工都进得起城，则按照2006年的年龄结构，当年的外出农民工中，未来有可能进得起城的只占11%。
四、半截城镇化：多数农民工的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只取消户籍限制还不足以使他们城镇化。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城镇工作年限维持现状，他们的合理选择只能是形形色色的半截城镇化。
比如说，农民工可能选择在收入结余多的大城市或沿海地区工作，在房价低的家乡城镇购房落户。这样做，农民工虽然也城镇化了，但安家的城镇与工作地点之间仍然距离遥远，困扰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不过留守地点从乡村换成家乡城镇。
再比如说，在政府给予一定政策与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农民工年轻时全家在城镇工作和生活，进入中年后视城镇有无就业机会决定工作与生活地点。
以农民工转城镇户口绝对规模最大、比例最高的重庆为例。除了提供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的养老保险外，重庆政府还向进城农民工提供公租房，并承诺农民工租住五年后，如需购房，也可按相当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买入（条件是买下的这类房屋不能在房地产市场上自由出售）。同时，不强迫进城乡村居民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
但是，尽管重庆政府对进城农民工未来的就业前景估计得十分乐观，农民工对三五年后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心里还是没有底。没底的农民工只能把乡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当作城镇失业时的后路。因此，农民工年龄越小、从现在到退休领养老金的时间间隔越长，就越不愿意退出土地。
具体来说，这些农民工年轻时会争取在重庆城镇至少工作15年以上，从而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能够享有城镇养老保险。这些农民工也愿意立即转为城镇户口，从而现在以较低租金住进公租房，5年后（如果买房不以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为前提）以经济适用房价格买下公租房。但这些青年农民工会长期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15-20年后进入中年时，他们再根据那时的城镇就业状况做出决断：如果能够在城镇找到工作，他们再退出土地；如果在城镇找不到工作，他们还可以回乡就近打工甚至务农（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2011年，本地即本乡镇农民工中，40岁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为56.3%和60.4%），等到了退休年龄再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进城领养老金、住在已购公租房里养老。
总之，对农民工城镇化来说，户籍改革是必要的，但仅有户籍改革是不够的。农民工城镇化的经济前提是其家庭在城镇的生命周期收入高于生命周期支出。因此，在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增加进城农民工（特别是是普通的非技术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收入。
五、普通农民工增收：替代方案分析
农民工增收可以有不同的方案，除了后面着重介绍的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增加普通农民工的收入外，主要还有其它两个替代方案。在此先就这两个替代方案进行分析。
替代方案一：将进城农民工家庭在远离城镇的家乡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将这些新增耕地的指标（即地票）出售给在城市周围需要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的企业，售价扣除复垦成本后的纯收入大部分归该进城农民工家庭所有，以此方式增加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我不反对通过土地市场将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变成收入。我所担心的是，全国农民工中，有多少人手里的地票能够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在本地乡村人口城镇化和地票交易方面，重庆走在全国的前面。据报道，截至2011年11月底，重庆全市76.72万户累计转城镇户口农户中，申请退出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有3.04万户，占比不到4%。如果按4%的比例匡算，大约有12.9万人选择了自愿退地，退地复耕总面积应该在4.8万亩左右。重庆2011年交易地票5.29万亩。这意味着每年只要有14万左右的转城镇户口的原乡村人口退出宅基地，就可以满足重庆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从2012到2020年，重庆预计每年常态化转户进城40—50万人。如果这40—50万人都愿意退出宅基地，重庆的地票供给量将相当于需求量的3倍。除非政府贴钱购买，否则，这么多的地票根本卖不掉。这意味着，保证所有进城农民都有地票收入、都能进得起城，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和土地城市化的理由。
替代方案二：农民工的技工化。同样是农民工，技工的工资率比非技术工人高出不少；大多数40岁以上的普通外出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40岁以上的技术工人仍然处于黄金年龄期，因而更容易实现稳定就业。
这种观点我也曾经热衷过。现在我认识到，技工化有自身特定的困难。与劳动密集型岗位相比，胜任技术工人的岗位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训（包括三年的技校学习，也包括工作后3-10年“从干中学”的过程），培训期间，受培训者没有收入或只有较低收入。技工所学的技术通常是专用的，适用面窄；技工如果改行，所学的技能很大程度上会报废。因此，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学习技术时，既要考虑技工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更要考虑技工岗位的稳定性。前期成本（包括不工作学技术所放弃的收入）越高，农民工要求的稳定工作时期也就越长。如果使用农民工的多数企业以成为本行业中的“隐型冠军”为目标，坚守本行，不断创新，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如同德国企业那样，农民工就会自愿学技术。遗憾的是，相当多的中国用工企业做不到这一点。不少企业日子好过时安于现状，不愿意升级；日子不好过时捉襟见肘，又没有能力升级。还有些企业干脆放弃本业，把资金用于房地产或各种炒作。企业没有坚守本业、提高技术水平的长远目标，农民工哪里敢做坚守本职的技术工人呢？
如果成为技工的只是少数农民工，以致技工长期供不应求，则市场的力量可以保证这些技工长期稳定就业。如果农民工一哄而上学技术，供过于求会给农民工技工带来类似今天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普通非技术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大多数的条件下，解决农民工城镇化经济能力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增加普通农民工收入。
六、通过市场增加普通农民工收入可行吗？
普通农民工数量以亿计，比当年的下岗工人要多得多。虽然今天中国的国力大大强于90年代后期，但要靠政府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些农民工城镇化的全生命周期收入缺口，是很困难的。增加普通农民工收入，主要还得靠市场。于是问题就变成：在今后20-30年内，市场机制能否解决普通农民工的增收？
对于这个问题，现实中存在着两类截然相反、互相角力的因素。一方面，由于企业所需的农民工（例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青年女工）供不应求，2004年后，农民工名义工资连年上升，其增长率大大高于CPI，企业叫苦不迭。
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用实际生活水平来衡量的农民工收入增长率要远比所谓“实际收入”（即扣除CPI变化后的收入）的增长率低。例如，企业把原来对工人的包吃包住改为按照市场价格收伙食费和住宿费。又如，企业根据订单中短单增多的情况，把劳动合同从按年签订改为按月签订，没有订单时随时解雇农民工，这意味着有活干时农民工月工资的提高相当程度上被一年中工作月份的减少抵消了。再如，CPI中，房租所占的比例很小，而农民工租房的比例又很高（2012年，33.2%的外出农民工租房居住），由于房租上涨率远高于CPI，农民工增加的收入被上涨的房租吃掉了。
但两类因素相比，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农民工供不应求是今后20—30年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影响农民工生活水平上升的因素中，有些（如企业是否包吃住）是一次性的因素，有些（如一年内工作的不稳定和房租的上涨）长期来看会导致农民工回流内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沿海（特别是依赖农民工劳务的大中城市）农民工的供不应求与收入上涨。
正因为如此，我对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普通农民工增收抱有信心。一般情况下，政府用不着管农民工的收入，只要按照我们自己也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标准，维持好劳动力市场的秩序就行了。
七、经济因素阻止不了普通农民工收入的增加
对于普通农民工收入的上涨，社会各界从经济角度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举例如下：
有人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远低于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迁往国外，影响农民工就业。我的回答是：第一，与中国相比，接受中国制造业外迁的国家人口有限。比如说，越南加柬埔寨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0，孟加拉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5，它们容纳不了中国所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第二，印度人口倒与中国相当，而且青年劳动力比例高于中国，但印度的劳工保护强于中国，整体上不可能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替代国。第三，农民工就业中，制造业用工只占36%，其余64%的非制造业是不可能向国外迁移的。如果制造业的迁移按照近两年的速度进行，其影响主要涉及农民工的行业分布而非总量。
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导致从低工资的外国引进劳工，因而农民工收入上不去。我的回答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被引进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以移民为目标的。中国缺的是青年农民工，大多数中年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果引进的外国青年劳动力人到中年，让他们走还是留，中国都很难处理。今年3月，香港终审法院最终裁决外佣不能获得居港权案。对此，西方国家政府选择性失明。如果内地像香港那样做，肯定会引起全球性的风波。因此，中国不会放开引进外国劳动力。非法劳工确实有，但不影响大局。
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已经令企业无法承受。我的回答是：第一，在中国，收入越高的阶层隐瞒收入的幅度越大。企业财务状况到底如何，往往是税务部门不清楚，贷款银行也不清楚，只有企业自己清楚，但企业又不说老实话。因此，企业是否无法承受工资上涨，赞成者与反对者都拿不出双方认可的数据来。第二，能够近似说明“无法承受”的是企业破产，绝对能说明的是企业家跳楼，但前者是绝对少数，后者更是个案。第三，市场经济不是保证老板发财的经济。优胜劣汰既意味着劳动者可能失业，也意味着企业可能破产。只要工资上涨没有导致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局面的逆转，企业受不了也得受。
八、相关利益集团的情绪有可能影响农民工增收
在我看来，真正可能影响农民工增收的不是台面上的意见，而是台底下的情绪。因农民工工资上涨而感到自己受损的各类利益集团（如因农民工工资上涨而利润减少的企业家、因农民工工资上涨服务费用相应上涨而感到实际收入缩水的各类消费者、因农民工工资上涨而感到自己社会地位下降的大学生）都有自己的发言渠道。企业家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社会团体（如工商联）代言，城市白领和大学生则可以通过网络发声（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上网，因而连以“屌丝”身份发言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因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一肚子火，又拿不出象样的理由反对农民工增收，唯其如此，他们的火气就更大，就更有可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方式发泄出来。如何在农民工和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取得平衡，这才是农民工增收的真正难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