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三个问题，一是学者和官员有何区别，二是如何发挥学者的作用，三是如何处理好学者和官员（或政府）之间的关系。
■ 成思危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学者与官员的区别
对于第一问题，我认为学者和官员确实有他们的不同，主要的不同有三点：
第一，学者是研究者，而官员是实践者，这两者是不同的。学者偏重于学术研究，探讨一些问题，而官员则是天天遇到实际问题。
第二，学者是一个建议者，而官员是一个决策者，这也是不一样的。当官的时候，决策时遇到问题就得拿主意，究竟怎么办。但是作为学者来说，只是提个建议，听不听在你，没有承担决策的责任。
第三，官员讲究下级服从上级，而学者就得讲究观点要服从真理，这也不一样。作为官员来说，你必须要下级服从上级，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工作。好多问题涉及到法律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提出来，但是最后大家决定要怎么做，还是得服从。下级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来，但是还得服从上级。但从学者来说，你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符合真理的就得坚持，因为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要修改哪个观点。
所以，学者和官员身份确实不一样。有时候如果我们位置摆得不正，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当官员的时候不能完全用学者的身份来说话，你不当官员的时候你就得考虑用学者的身份说话。
二、学者的责任
学者的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提四句话：第一，探讨理论基础。作为官员来说，他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而作为学者来说应该思考和研究些问题，这方面确实不一样。
比如，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的时候，有四个关系要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益、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每个问题背后都是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拿公平和效率这对关系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重视效益，现在比较重视公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背后确实是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的，而且也可以说这是政治学、经济学多少年来都没有解决的一个课题。我概括了两句话，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因为这种效率下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加大。但是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文革的时候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改革开放初期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这都已普及了。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提出来了，不提高效率怎么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公平。所以，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的关系，它背后的理论应该说是很值得研究的。
最近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但是收入分配问题背后也存在着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基尼系数最近公布了，差距确实比较大。我们整个城市和农村的平均收入比例就是三比一。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文化服务要比农村好得多，所以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应当说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这样就造成了基尼系数非常高。如果按照一般西方理论这就到了社会不稳定的地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就因为我们是个二元经济结构，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过程中来正确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背后有很多理论，要靠学者去探索、研究，然后逐步让领导能够更多地了解其背后的一些深刻的道理。
学者的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借鉴国际经验。比如说社会保障，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会统筹或者社保税为主；有的像新加坡是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主；有的是双重政策。我们国家也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
在解决所谓改革成本问题上，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像智利采取的就是由国家承诺可以解决一部分改革成本，因为转制前那些人没有保障。我们国家也曾经采用过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实际上没起到作用。因为这点钱不足以保障，用完了以后还得找政府。医改也是，英国模式、意大利模式等等各种模式，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可能是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他的看法。
第三就是要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他制定出一个政策以后就要去执行。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是没有能够认真考虑到的，尤其是很多细节问题没有认真考虑。作为学者，就要有补充完善这些政策框架的责任。
比如我们的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跟经济适用房有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最近出现了“房叔”、“房姐”、“房妹”等等。如果有这么一个政策框架，那么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条件、管理办法等等，就得完善。这些问题作为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到这么细，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和研究提出建议来加以完善。
最后一个作用，就是要分析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它想不到的一些困难。我常举这个例子——房改初期，妇联写了一个情况反映结婚的人多了，离婚的人也多了。什么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结婚的人多了是为了赶上最后那一班福利分房：你不结婚不能分给你房，那就赶快结，结了再培养；离婚人多了是因为两个人有两套房，到时候只能给你一套，所以干脆先离，一人保一套房，至于以后能不能复婚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说，很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是想不到，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问题的难点。
所以，我觉得学者的作用应该从上述四个方面来支持、完善政府的决策。
三、学者与官员的关系
要处理好学者和官员或者说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从我们国家来说，从大的方面看，应该说学者和官员，不包括腐败分子，目标是一致的，这是基础。我们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为这个事业而奋斗；都是为了能够改善民生，能够实现小康。所以，总的来说目标是一致的。但学者和官员在很多问题上会存在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有比较大的意见，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学者的博客对政府一些问题提出批评，我觉得这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集中我们的智慧，能够使政府做得更好。但是，这种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补台而不应是为了拆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群众中确实有一种情绪，好像哪个学者骂政府骂得很凶就是敢说话。我觉得不应该完全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而是看他批评得有没有道理。如果只是谩骂，这不是学术讨论。
第二，我们应该提倡争论，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在通过不同的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来逐步完善我们的观点，完善我们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学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才提出来，在提观点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不同的争论。但是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较浮躁，而且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些人对别人的文章没认真看就开始批判，这就不是认真诚恳的态度。
举个例子。最近有很多人就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学提出批判，当然批判是对的，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它的问题，因为经济学离不开政治，但是批判要讲清楚道理。比如有人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讲市场，这个就不对。如果大家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那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经济都是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绝对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不同的国家只是指令多一点，或者市场多一点而已。而且，他也专门讲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几个主要作用。所以这个批判有些不对，因为批评者没有认真看过他的书。
还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是提倡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从理论上看也不对。经济人的假定是说每个人在进行其行为选择的时候，他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在目前人们的思想水平下，也是正常的。但要明确一点，经济学里讲的这种经济人的假定并不是说一定要损人利己。经济学教科书里讲，所谓帕累托效应就是使得每一个相关的人都达到满意的结果的时候，不能因为增加他自己的一点福利而损害别人的福利。所以说，不一定就是损人才能利己。比如，我搞一个技术创新、发明，我得到了奖，对个人来说收入提高了，但也没有损人，对整个社会是有贡献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提倡创新，提倡更多的人去创造发明，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他个人的价值。
我们提倡这种学术上的批判，很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批判的对象的观点要弄清楚，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第三，学者的建议没有为官员所接受的时候，往往意见很大，这个也正常。学者提的建议官员没听，学者当然意见大，甚至有时候还会说下次他再也不提了。这个问题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我觉得，当领导的如果完全不听参谋的意见，那他是个独裁的领导；如果他完全听参谋的意见，那他是个无能的领导，因此领导没有主见是不行的。学者和官员的角度不同，学者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官员则要考虑在实践中各方面关系的平衡等各种问题。所以，学者有时候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官员不见得就能够接受，甚至有的官员还会说你书生之见，这样确实会引起学者的不满。
学者的观点没被接受的原因有几种：一是由于你的建议不够完善，你就得进一步去充实你的建议，下次有机会再提；二是你的建议可能那个时候时机不对，你就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去提；三是可能你的建议本身有错误，那就应该自己去反思。
比如说，关于建立社区银行的建议，我在2005年就经过调研提出来了，要搞社区银行。因为从国际经验也好，从国内情况也好，都有一个问题，大银行总是不愿意给一些小微企业贷款。而且，社区里的银行服务也确实要有一批小银行来做。当时我们做了调研，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具体在温州和天津搞两个试点。当时由于有关部门看法不一样，所以就放下了。这次十八大明确提出来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现在时机到了可以再提。
以上是我个人的几点体会。另外，学者在提意见时，尽量说话不要太尖刻，尖刻没有好处。学术上的问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民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