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晶晶
腊月一到，乡下的风就更猛了，刮在脸上，不是冷，而是疼，像砂纸擦过去。杨树枝光秃秃的，一枝枝倔强地伸向灰白的天空，风一过，枝丫碰着枝丫，发出嘎巴、嘎巴的干响。
可庄户人才不怕冷呢。心里的热乎气一团团顶上来，哪怕腊月的风，也能给焐软了。这团热乎气，就叫作“盼年”。一到这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又该忙碌了。
父亲在小县城里教书，是村里数得着的“文化人”。一放寒假，他就成了全村人的“先生”。从我记事起，写春联就像长在他年根里的活儿。
小年一过，乡亲们就陆陆续续上门了。“梁老师，得闲不？又来麻烦啦！”话音刚落，一卷红纸已递了进来，半天家里就摞起厚厚一沓。红纸是最便宜的那种，颜色莽撞、热烈，像把一年里积攒的所有盼头，都染进去了。
父亲写春联的家什很简单。一张八仙桌，铺上两张旧报纸；一个竹笔筒，里头插着十几支“老弱残兵”；一大桶墨汁，瓶口用塑料袋仔细地包着；还有一个粗瓷碗，专门用来倒墨。我常给他打下手，倒墨，把写好的春联拿到空地上晾。或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各家的名字，裁好放在晾好的春联边上，怕人家拿错。
我最喜欢看父亲裁纸。说是裁纸，却不用刀，只拿一把母亲做衣服的旧竹尺量好，用手来回压出折痕，顺着折痕用力一撕。“刺啦”一声，红纸应声分开，纸边齐齐整整的，和刀裁的一样。
一提笔，父亲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神情严肃，背微微弓下去，头低着，呼吸也屏住着，我在旁边看着也大气不敢出，屋里只剩下“沙沙”的写字声。墨汁吃进红纸里，晕开一点毛边，字就慢慢显了形。没有书法家的笔走龙蛇，只有教书先生的规规矩矩，像田里的垄，像屋上的梁。
庄户人贴春联，讲究可多了。大门对子要有气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堂屋的要吉利：“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灶王爷跟前得恭敬：“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有年纪人屋贴“福如东海”，新婚夫妻贴“鸾凤和鸣”。就连粮缸、猪圈、鸡窝，也都有讲究——粮缸贴“五谷丰登”；猪圈、鸡窝贴“六畜兴旺”“鸡鸭成群”。家里有跑运输的，车头还要贴个“出入平安”，院门口的老树也要贴个“开门见喜”……每副春联，哪怕一个小小的“福”字，父亲都写得很郑重。他知道，他写的不只是一句句吉祥话，更是乡亲们心里红火滚烫的期盼。
来取春联的人，没有空手来的。一包炒得焦香的花生，一袋炸得金黄的焦叶子，或是一块自家晒的腊肉，往桌角一搁。“梁先生受累了，给孩子香香嘴。”话实在，情更实在，不容推辞。父亲总是笑着点点头，母亲则赶紧包上些糖果、糕点，硬塞进对方口袋。
也有更热情的。天刚黑，就来我家院子里喊：“梁老师，歇歇吧！去家里喝口水！” 这“水”是什么，去了就明白。父亲有时会带上我。进了门，油炸花生米、腌青皮、腊肠、白菜猪肉炖粉条……小方桌上早已摆满。中间要是有盆鸡肉或有条鱼，那便是极高的礼数了。酒多是散打的本地粮食酒，倒在搪瓷缸里，味道有点冲。主人家不停地表示感谢，给父亲夹菜，反复招呼：“喝一口，挡挡寒气。”父亲酒量并不好，但架不住主人盛情劝说，他便陪着，小口抿着。话头于是慢慢散开，从今年的收成聊到明年的打算，从谁家的孙子考了学，说到谁家的老屋翻了新。窗外的北风呜咽着，屋里却被热气腾腾的饭菜和亲切的乡音包裹着，丝毫感觉不到寒意。
夜深了，父亲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他并不急着睡，而是在堂屋坐下，歇口气，喝一杯母亲备好的温茶，又提起笔——我们家的春联还没写呢！
如今，满世界贴的都是印的春联了，花样层出不穷，比父亲写的不知“漂亮”多少倍。父亲已退休多年，眼花得厉害，手也有些抖了。可年年腊月，父亲家的桌子上，还是会静静地躺着几卷红纸。都是些村里的老人，他们说：“机器‘生’的门对子，光看着鲜亮，没魂儿。还得是梁老师写的，贴上才有年味儿！”
我才忽然明白，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年味儿”到底是什么？是父亲写春联时专注的神情，是那些在红纸上扎下根的吉祥话，是乡邻们取春联时从不空着的手，也是庄户人关于明天，最红火滚烫的盼头。
父亲的春联，一年一年，早就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了“年味儿”的一部分，也成了我家乡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开、散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