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益忻主编访谈贾康教授
编者按：
十九大后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标志着供给侧从学术上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撑。供给侧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从政策视角上给出的制度供给体系，以及由此触及质量、效率等方面的变革，对于解放、提高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九大给出了全面小康后“二步走”后的新路径、新路标，仍以供给侧为主线，应对新时代、新格局、新战略，为新旧动能转换从特定机理上提出了大策略大思路。
更深入、全面贯彻供给侧理论，将使我们在看到优势的同时，更关注我们的短板，克服短板的赋能策略和赋能力度!与此同时，也特别警醒地告诉我们，“老大”与“老二”的对决之不可避免，这更要求我们以供给侧理论及相关制度、政策的供给，激发起活力、动力与潜力，推进现代化的飞跃发展。
时下，以供给侧为主线，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中美对峙的态势特别应明确以下三个战略转变：
(1)变压力为动力。变压力为动力是贯彻供给侧主线的内在要求。
(2)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动为主动是贯彻供给侧主线的必然逻辑。
(3)变局守常态为守正出奇。守正出奇是科学贯彻供给侧主线的主体战略构想。围绕上述三个转变，近日本刊主编管益忻先生对贾康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详情如下。
管：供给侧在今天稳中求进的背景下，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至于明年，整个格局大的变迁，像最近的一带一路、中美较量，供给侧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独创。在这个背景下，聊一聊新的一些想法。
贾：我先简单按您这个主题说说基本看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说是战略方针，到了十九大把它明确表述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那么在相关的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觉得对它最基本的认识，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应该认为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说的生产关系改革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在改革的深水区，做这种全称的表述，确实加重了表述上的学术色彩。我的说法就是它体现了现在决策层在做出统观全局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这方面，有意识地体现要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
供给侧落在改革上，反映的就是这个改革是要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的问题，学理上直接把供给侧标出来了。这样一个制度供给在我们研究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融合之下，从这个框架内来看，它是解决解放生产力的龙头因素的问题，就是领导人说的改革是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所以它是龙头因素。这个供给侧的制度供给，它首先涉及的是解放生产力必须优化相关的制度结构，那么结构性跟着就来了，体现在实际生活中间的利益格局，怎样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得到攻坚克难的优化，这就是解放生产力，调动潜力、活力。所以供给侧结构性这两个前置词带出改革来，成为一个改革的全称。当然这个改革是要带来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它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继续在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上来接近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邓小平当年说的三步走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先要有全面小康，然后再有三十年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十九大是在全面小康以后又给出新的两步走的节点目标，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一定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啃硬骨头，真正把未来最关键的十年或十几年的瓶颈期攻坚克难冲过去。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在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主线的定位上，要管全面、管长远，一直要对接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个过程当中在当下这个形势的严峻程度马上体现出来了。
另外一边我们的感受就是还得看短板，看我们现在受到的严峻挑战。我个人解读这个挑战的问题，我是愿意把它说成外部性的老大打压老二已成定局了，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这个压力和中国自己内部的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严峻挑战。中央也有意识，有思想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怎么样能够按照意愿实现现代化。所以，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供给，调动潜力活力去推动现代化来说，我认为在当下可能要说三句话。一个就是要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老二的位置上，美国现在已经形成了朝野基本一致全面遏制中国的社会共识。它实际上就是丛林法则，老大意识到老二挑战它的地位以后，所有东西都是借口。它真实的战略目的就是从贸易角度所谓贸易战全面遏制中国，不能让老二追赶上它。这个丛林法则再次表明，人类文明到了一定的关节点上，还是实力的较量。我们得认账，在实力的较量方面，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和美国去对决的平台。不论从制造业、科技创新还是金融，还是进一步推进到综合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军事对抗，所有这些中国不要想到去和美国对决，那么就必须面对压力和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找到自己的确定性，中国可以选择什么，可以做什么。把握自己的确定性，自己可做的，就是依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说的仍然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利用我们的空间、回旋余地、市场潜力、发展后劲，争取变压力为动力，来持续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这样才能继续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这个变压力为动力在实际生活中间就是变坏事为好事，这是辩证法的通话。比如说贸易战压力之下一些局部的好事，已经感受到了。金融的扩大开放是逼出来的，从央行行长到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一直到最高领导人，口径空前一致。从去年的博鳌论坛上总书记的讲话，到后面跟进的所有领导人讲话，现在已经落实了十几条。中国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部门都是跟着贸易战碰到更大的困难，像我知道财政几轮拨出巨资去支持东北的大豆生产，现在整个这条产业链上的农场、农户和所有市场主体，可以趁机扩大市场份额。中国的老百姓有个痛点，就是电，还有就是明确宣布了几十种原来需要高价才能买到的进口抗癌药物要真正把价位降下来。还有就是汽车行业这几年出现了销售额下降的情况，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在成长，中产阶级的特点是有房有车，他们要买车的心愿跟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的趋势还会不断体现出需求的。大幅度降低关税首先就得选汽车，进口汽车里面美国的特拉斯、林肯，包括欧洲的宝马、奔驰，如果降十个点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得到的好处是无可讳言的。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如何从“变压力为动力”逐渐转化成为“变被动为主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和开放结合在一起，要承认开放可以促进和倒逼改革，在这个压力之下进一步义无反顾的对接国际规则。粤港澳大湾区干什么呢?能让香港和澳门把规则和内地来对接吗?不可能的，必须承认是要把广东、深圳坏事变好事，压力变动力，跟美国的关系的处理还要重温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因为供给侧的创新，使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明显不同于当年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了。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由于冷战各自有一个阵营，经济上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制约和内在的利益相关。在现在这个严峻局面之下，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如果贯彻邓小平的这套战略思维，后面我们就有可能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因为从中国现在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来看，是超常规的。将近四十年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现在6%仍然是可以的，在这么大的经济体里面仍然是最高的速度。美国做的好的话3%就非常满意了，我们仍然可以比它的速度高一倍以上。中国要怎么攻坚克难是非常值得我们考虑的事，政府自身的改革，现代市场体系的打造，啃硬骨头的事怎么把它做起来，有一些理念其实已经很好了。像美国向我们施加压力已经明显的情况之下，提出要搞重返亚太，搞泛太平洋和泛大西洋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克强总理力排众议在上海启动自贸区，就是要争取主动。那么为什么众多部门一致反对自贸区?现在是依法治国，文件都没改这些规则怎么就宣布出去了?传出来中央的消息说北戴河会议讲自贸区已经确立了负面清单，碰到现行文件跟它相违背之处，现行文件作废，必须服从自贸区的规则。以后就是很清晰的，自贸区开始要做到改革为重点，可复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代表性的理念，对企业的约束条件叫做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他们尽可能发挥潜力、活力、创造性。只要是在负面清单里面没列入的，都可以试，都可以闯，他们作为市场主体自担风险，这是制度供给，放松供给约束的非常好的一个理念。负面清单对企业，回头过来对政府自己叫做正面清单。政府管什么、做什么可不是你觉得你有道理就能做，一定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正面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才行。那么按照道理来说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明确的授权的事情你可以做，没有授权的事情你就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是有权必有责，任何政府的正面清单做起来都要有问责机制，都要有绩效考评，都要有对官员的奖惩。我觉得这就成体系了，但是内部讨论有些挺高级别的领导同志也说谈何容易，实际生活中是做不到这么清晰的一个负面、一个正面两个清单，就能把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造出来了。但至少现在已经做到十一个地区了，最新的动态是海南那边说要搞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上海这边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海南是这么几轮都抓不住机会，拿不出魄力来，上海这边是要有新的大动作。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我们必须抓住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简单的切入点。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六十条和现在已经看的很清楚的企业是政府各自怎么定位，怎么样打造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怎么样激发供给侧的潜力活力去更好的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些事情要点其实是清楚的，就是要攻坚克难。
第三句话，是要强调在策略上的守正出奇。我们在供给侧的研究里面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我比较看重守正出奇。守正最基本的说是守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确立的市场决定论，总体的资源配置来说，市场是决定性的，那么政府不论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不要想在全局的资源配置当主角，这个主角一定是市场。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阶段，所有的事项上，都是市场决定的，在某些领域还不能排除政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某些事情上政府的主导。这个挑战性的事情就得说到一些扶助弱势群体，维护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的优化，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这是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的。另外在很多创新的事情上，守这个正以后，在有效市场加上政府的积极作为的话，我是看重出奇。要承担风险而出奇制胜，这才能够使中国的超常规发展继续支撑我们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而最后达到现代化。比较典型的就是现在这些年看得很清楚，举足轻重的一些建设项目，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区乃至新城建设和运营，对经济社会生活影响很大的一些建设项目，可以以PPP，就是政府和企业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来运作。这个新机制突破了我们改革开放前面那几十年好不容易达到的政府和企业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划清边界，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一般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其实是准公共产品相关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乃至新区建设的领域里，可以是政府和企业又跑到一起，以合作伙伴关系、平等民事主体身份签约，在契约规定好的规划、内容为依据来做。当然它得到的是法制化、阳光化和专业化的条件匹配和保障，这就是新境界，典型的守正出奇。中国必须抓好这些出奇的事情，超常规发展要靠这些创新。总体上来说很多东西还是不确定，到底中国何去何从大家还在观察。
管：这些很受启发。第一点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是变被动为主动，再逻辑下来，我们要守正出奇，这是一整套完备的战略思路。由此，我想到了毛主席的战略思维，就是如何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活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于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在大的方面的确没法跟人家抗衡，这是要承认的，主要是高科技，那么我们说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种策略，我们历来用得是很好的。所以早先用小平的韬光养晦是对的、好的，后来我们也没有完全韬光养晦了。以局部的、小的出击取得局部的胜利、小的成功。
逐步一点点地积累，最后我们完全可以打胜。这也正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各个击破的战法在今天的科学应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现在，华为之5G就是断其一指了。
第二点供给侧特别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卓越倡议。这也是你刚才讲的用开放倒逼改革，其实开放也不一定说成“倒逼”改革，实际上是开放促进改革。另外一点是留有回旋余地，还是要体现毛主席的游击战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再者，一定要讲，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小的冲突难免。通用汽车的市场在中国每年的销售比本国的销售多了一百万辆，而且大本营已不在北美而在上海了，销售中心也在中国了，这已成为和平之船的压舱石，这也是我们的优势。还有你刚才说的守正出奇也挺好，这很到位。管仲有一段话，“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特朗普就是抓这个，“通施(美元国际化、全球化机制)来一再割别人羊毛的”我们的供给侧也要抓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金融、货币、财政制度，要抓纲领。
贾：中国到了现在必须拥抱全球化，要更主动地走出去，从商品输出到劳务输出，到技术输出，现在还有资本输出。其实是以西为主，路上海上，避免东边在太平洋方向上跟美国正面对撞。在这边，中国也自己循序渐进地跟欠发达沿线国家，更多学会处理在复杂情况之下怎么样来寻求共鸣，那么多国家不同的法律环境，不同的规则，不同的特殊情况，我们一步一步地在已经有的可能调动潜力基础之上把事做起来，这就是到了特定阶段上要继续走出去。要在所谓循序渐进的强起来的时代，形成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中国有作为的空间逐渐打开的过程。
管：要大家相信和平时代，发生大的战争不可能了。为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凡是大一点的企业，产业链已经全球化了。我2014年发表过一篇言论，买全球卖全球。大的战争打不起来，小的战争一定会打，美国人一定会打，不打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大问题，生活方式在互相渗透。美国人和中国人大的矛盾主要就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现在已经互相渗透了。那几年大家都喜欢过洋节，这也是大趋势，谁也挡不住的。还有就是你说的守正出奇，咱们会守正出奇，美国人也会守正出奇的。市场经济一定要有中心，所以说去中心化是不对的，中国和美国一定是要争老大的，非争不行，一定有个中心，是中国还是美国?现在还不好说，也可能两边合作。
贾：从技术理论讲，我们也强调一个观点，供给侧的特点就是解决问题一定要强调定制化，因为供给侧的特征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结构问题特别明显，需求则不一样，需求主要是一个总量问题，那么多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体现为一个总需求。这里面结构怎么处理，它自己回答不了，一定靠供给侧的有效供给有一个结构方面的合理化和支撑出来的高质量的供给品，使需求侧的有支配自己收入的主体眼前一亮，欣然出手形成交易。所以说真正的创新一定发生在供给侧，需求侧是有新而无新。它的新就是需求总在不断升级，希望有更高的用户体验，但它自己说不出来，什么东西感觉能让我有这个体验。供给侧的竞争、合作，不断的使供给质量提升去满足需求的变化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侧所要求的更多的一定是实事求是。因为从全局来说是结构问题，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部门碰到的供给侧改革一定是一个带有结构特征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问题。具体到雄安新区，得拿全套的结构化的开发规划，说到高新科技，必须有具体化的结构特征非常明显的一大套安排。中关村这个概念出来了这么多年，实际上是想打造中国的硅谷，但是这话可能始终还说不出口，因为跟人家硅谷的差距还是太明显了。其实是把它作为国家战略，内在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中关村潜力活力的释放，一方面是有效市场，另外一方面是守正出奇的有为政府。在美国硅谷已经有的成熟经验上，我们更多的加上产业引导基金、孵化器等等这些东西，争取加快我们走的速度，缩小和硅谷的距离，而不是拉大，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定制化的力求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解决方案。
